美国公共政策是怎么制定的？

政策能否满足政策制定者、政策受益者以及与政策相关联的其它社会公众的心理需要，关系到政策的合理性，政策能否顺利制定执行，以及能否产生预期的社会效果。正是这个原因，人们普遍感到政策已不单是政策制定者、政治学家、社会学家的问题，离开人的心理分析，仅仅运用政治学、社会学等传统的研究方法已不能很好地解决政策问题。政策问题的较好解决，迫切需要心理分析的介入。

一、美国公共政策制定心理分析方法的初步提出

美国心理分析对政策制定的影响研究虽然并不很长，但也已有三十余年的历史，提出将心理分析方法应用于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的时间大概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中期。

1967年3月《美国心理学》杂志发行专刊用于讨论心理学和心理学家在公共事务中的角色问题。专刊的主编是美国心理学协会的行政主管Arthur Brayfield，他的论文《心理学与公共事务》（Psychology and Public Affairs）被誉为倡导心理学组织参与政策研究的发起之文，文中定义了公共事务为“公众关注、政府实体可能考虑、计划并加以实施的所有事务。”之前心理学家作为个人或组织成员已经参与政策研究，但如何使心理分析在持续的参与政策制定过程中也要扮演重要角色，却从未有过研究。因此，这篇文章即开此先河。 同年，随之召开了美国心理学协会APA（the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的年度会议，大会的主题就是心理学与社会问题。正是从这次大会开始，呼吁心理分析应用于公共政策制定的声音渐强。从那时起，美国的心理学组织开始越来越多地参与政策过程，如选择有争议的决议案进行研究，通过经济上的联合抵制以达到影响政治的目的等等。

虽然从20世纪初起直到这一时期，要求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引入心理分析成果的呼吁不绝于耳，然而，在实际政策制定过程中，却仍然很少采纳这些建议。原因主要有以下两点：

（一）心理分析自身的研究倾向制约了其应用于公共政策的制定

20世纪前期和中期，应用于公共和社会问题的心理分析一般采用个人主义方法论分析各种人类行为，即将宏观的社会文化现象降级为个人行为的集合。正是这种研究倾向，成为了制约心理分析应用于公共政策制定的主要因素。

Sarason认为，心理学世界观中有人与社会两极，因此很容易将重点放在一极而忽视另一极，以避免可能引起的争论和误导。正因如此，心理分析法可能不只忽视对社会秩序的研究，同时也忽视了社会历史的研究。从Sarason的论述中可以看出他对心理分析与公共政策关系的观点，即心理分析经常倾向于以个体的人作为研究重点，缺乏对环境等因素的考虑。因此，将心理分析应用于在解决和研究政策问题时也如此，一方面它能充分显示社会中不同的个人的心理状态及需求，但另一方面，却也失去了普遍性和广泛性。因此一旦将分析结果用于政策制定，就会使得政策有失偏僻，所以导致了公共政策制定者经常忽视心理分析结果的现状。［1］

美国早期心理分析应用于公共事务的主要研究议题是公众的智商和心理健康问题。从一战期间开始，为招募新兵而制定的智商和心理素质测试表就成为了心理分析参与政府公共事务的第一步，心理分析开始为政策的制定提供建议和支持。但在20世纪30年代末，政府接受心理学家的建议将智商和心理测试运用在对限制移民的政策上，这一无疑充满歧视色彩的政策就是过于个人主义倾向的心理分析对政策制定产生的负面影响。

公共政策制定者正是以心理分析的结论和成果过于缺少普遍性，如果一经采纳容易导致公共政策走向极端或片面为由，在政策制定过程中仍然未对心理分析给予足够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