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来的三件大事及其历史启示

摘要：90年来，中国共产党完成和推进了三件大事。一是革命，成立了新中国；二是建设，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三是改革，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党的事业的推进不是一帆风顺的，而是充满波折和坎坷的。90年的历史给我们留下的既有成功的经验和做法，也有沉重的失误和挫折。我们必须要尊重历史，学习历史，从中汲取前进的智慧和力量。90年的历史给我们很多启示：一是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二是党必须坚持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三是要坚定不移地走自己的路；四是要加强党风廉政建设；五是要高度重视理论武装的作用。

中国共产党自1921年创立到今天，整整走过了90年的历程。90年的历程，根据胡锦涛同志“七一”讲话中指出的，中国共产党完成和推进了三件大事。哪三件大事？第一件，革命，打天下，夺取政权。第二件，建设，确立社会主义制度，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第三件，改革开放，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进行。我们可以简单地用三个三十年来概括一下这三件大事。

第一个三十年，革命。第二个三十年，建设。第三个三十年，改革。在这里，我想结合胡锦涛同志的讲话精神，从党的历史的角度给同志们做些讲解。这样可能更有助于大家对讲话精神的理解。

首先讲第一个内容，也就是第一个三十年。

第一个三十年，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革命力量花了近三十年，也可以说二十八年的时间，把天下打下来。这个打天下的道路，一方面，我们可以说它很艰辛；另一方面，打天下给我们留下了许多宝贵的经验和教训。

首先开天辟地，党的创立。我们说纪念建党90周年，很重要的一个起点，就是我们说的原点，是党的创立。党的创立高度地概括为“建党伟业，南陈北李”八个字，或者说，“南陈北李，相约建党”。所以我强调，纪念建党90年，有两个人物是不容忘记的。第一是陈独秀，第二是李大钊。

李大钊同志，1927年4月28日在北京菜市口被军阀张作霖绞杀，英勇牺牲，年仅38岁。他是一个正面的革命烈士，他的生平思想相对地简单点。相比较而言，陈独秀的生平思想则复杂的多。在人们的印象中，教科书给我们的影响是深刻的，传统的教科书给我们很多人的印象是，陈独秀是反革命，叛徒，开除了党籍。传统教科书的这些说法，今天基本上被官方、学者所否定。我们大家看，各种场合纪念建党90周年的文献档案的展览，第一肯定是陈独秀，第二李大钊。这是尊重历史的表现。所以在1945年党的七大上，毛泽东同志就公开说，“陈独秀创造了党，有功劳，今后我们讲党史的时候，还要这样讲”。

在陈独秀、李大钊同志的积极酝酿、筹备、组织下，党的创建工作应该是进展得比较顺利。1921年7月23日，党的“一大”在上海召开。党的“一大”的召开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从此，中国革命的面貌焕然一新，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件。

“开天辟地”这样一个大事件是哪些人掀起的？我这里给大家谈一下。“一大”代表，在座的大部分年轻同志，恐怕和这些代表年龄相当。有人做过统计，三分之一的代表是80后。大家看一下，毛泽东28岁，刘仁静最年轻，19岁，最年长的何叔衡是46岁。整个代表的年龄平均28岁，正好相当于毛泽东的年龄，这种历史的巧合，是不是预告了我们党的生命？28岁的年龄是干事业的年龄，是朝气蓬勃的年龄，我们党就是以这样一种年龄登上了中国的建设舞台。这就预示着一种希望，预示着它的前程。陈独秀和李大钊两个人都没有出席。尽管如此，陈独秀依然在“一大”会议上，被选为中共中央局的书记，也就是党的领袖。“二大”、“三大”，他继续当选为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四大”、“五大”继续当选中共中央总书记。大家注意，毛泽东是1923年“三大”才进入党的核心层，而且是由于陈独秀的提名。因为毛泽东在江西安源路矿工人运动中，工作出色，陈独秀就把他提名。我今天给大家讲党的历史，可能跟官方党史有些出入。当然我是学者出身，要从历史事实出发。对于“一大”代表，组织会议的应该是张国焘，这是事实。当时毛泽东在“一大”代表会议地位是比较低的。有些人回忆，毛泽东在“一大”根本就没有什么特殊的主张，而且也不跟人打交道。所以坦率讲，《建党伟业》（电影）首先应该是“南陈北李”，而不是让青年毛泽东站起来，把李大钊、陈独秀放到后面去，这显然不符合事实。

我这里总结了我们党创立的几个特点。

第一，我们党创立的时间很短，缺乏长期斗争的锻炼。一个缺乏长期锻炼的政党，它的经验是不够的。

第二，更重要的一点是我们党成立之初的理论准备是不足的，很多人甚至包括陈独秀这样的党的领袖，都是先投入到革命斗争的实践中去，然后再来花大力气吸收马克思主义理论。也就是说，理论准备，理论的信仰是先天不足的，这就使得政党显得幼稚。一个幼稚的政党很容易犯机会主义的错误。理论武装不足，我这里如此而言，而且我后面会一直强调这一点，这也是这节课贯穿的主题。因为我们党幼稚，于是就没有主见，没有主见就听斯大林的，听斯大林就完蛋，就犯错，中国革命就遭受损失，第一次国共合作就是这样。斯大林共产国际说，中共跟国民党合作要有党内合作的形式。什么是党内合作的形式？就是你共产党没有资格跟国民党进行合作，必须加入到我们这里面来。我们今天要马英九加入到共产党里面来，你愿意吗？党与党之间的合作应该是平等合作。但是第一次国共合作就是让共产党加入国民党。而且当时孙中山还提了一个很特别的要求，一定要党员效忠我个人。所以我讲，合作之初国民党就有吃掉共产党的想法。所以说，由于共产国际斯大林的干预，大革命失败是必然的。大革命失败，过去我们将其归结于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说陈独秀在中山舰事件中，在“整理党务案”中，对国民党右派妥协投降，于是大革命失败了。今天我们的学术研究表明，大革命的失败实际是斯大林共产国际造成的，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只不过是一个替罪羊。

大革命失败，中国革命处于低潮的状态，5.8万人，骤然减少到1万人。这其中，当然有一部分或者说大部分被国民党杀害，但是我们也要知道，有很大一部分叛变、变节了。这就是考验一个人的时候。大革命低潮的时候，谁坚定地留下，而且谁还逆流而上，加入到我们党的队伍中来。这其中有郭沫若、贺龙、叶剑英、彭德怀等等，他们是在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后加入到我们党的。红卫兵要懂点历史的话，就知道贺老总他们不可能反党的。这是我们今天尤其是年轻人要学习历史，学中共党史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大革命失败，面对着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怎么办？我们中国共产党拿起武器，对国民党右派进行反击。首先南昌起义打响了第一枪，接着广州起义。广州起义，我中学读书的时候，有一篇课文是《刑场上的婚礼》。文章写的很感人，两个革命烈士，陈铁军、周文雍。今天我们进行先进性教育就应该把革命烈士的遗文给各级党员干部发一发，这非常有好处。南昌起义、广州起义最后失败了。城市武装暴动的失败，表明这条路走不通。以毛泽东为前委书记领导的湘赣边界的秋收起义，走了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它的探索和成功表明这才是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

毛泽东率领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的队伍辗转来到了江西吉安永新县，吉安地区那个时候叫地区，现在叫吉安市，在三湾对部队进行了整编。不到一千人的部队，由一个师整编为团，在班、排建立了两个小组，在连建立了党支部，加强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又成功运用了统一战线，争取了王佐、袁文才，使他们成为了我们红军中的一支队伍。这样，就开辟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的余部来到井冈山，接着，彭德怀率领平江起义的部队来到井冈山。如果大家去过井冈山，大家就知道，井冈山的地势很险。当时山上一千余人，一下子又到了一万多人的部队，粮草供应就很紧张。再加上井冈山在湘江、赣江之间，战略回旋余地很小。于是，1929年6月份，毛泽东带领红28团、红31团，到赣浙区开辟了以瑞金为中心的中央苏区。

毛泽东率领红军主力下了井冈山之后，由于各种复杂的因素，留守井冈山的部队把王佐、袁文才错杀了。红军丢掉了井冈山，直到1949年。可见统一战线很重要。共产党要讲信用，没有信用，群众都不站在你这边。后来，毛泽东率领红军主力杀了进去，也待不下去了。再后来，国民党军队对中央苏区进行了一、二、三次围剿，我们中央红军进行了反围剿，都取得了胜利。但是，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为什么失败？因为1933年的元月份，以博古为总负责人的推行“左”倾路线的临时中央政治局到了苏区，后来又用一个外国人取代了毛泽东的红军指挥权。大家想一想，由一个外国人指挥我们自己的革命，真是天大的笑话。第二次革命失败，被迫进行艰苦卓绝的长征。在长征中，我们中国共产党和红军，中国革命发生了一个质的转折，也就是1935年1月15日打下了遵义城，在那里召开了遵义会议。这是中国革命的一个重大的转折点。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同志被增补为中央临时政治局的常委，在军事上作为周恩来的帮助者。大家看这个词的使用，是很慎重的。坦率讲，这个时候，毛泽东在红军中的指挥权得到了确认，但在党内的地位并没有确认。

遵义会议很重要的意义就是我们党开始成熟起来。为什么能够让毛泽东脱颖而出？这是因为共产国际和中共之间联络中断，电台被破坏掉了，所以斯大林没办法遥控指挥中共，干预中共党内的事务。坏事变成了好事，毛泽东出来了。遵义会议是我们独立自主地解决自己的党内问题的开始，这标志着我们党政治上开始成熟。所以大家想想，1921年到1931年，走了10多年的弯路，一个政党才逐渐在政治上成熟起来。

这种成熟使得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可以应对复杂的矛盾。接着而来的“九一八事变”、“七七卢沟桥事变”，国内矛盾由阶级矛盾转化为民族矛盾，主要矛盾发生了变化。在这样一种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面前，中国共产党怎么办？这是考验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智慧。面对这样一种复杂的形势局面，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很好地经受了考验，成功地实现了政策的转变，比如说由“杀蒋”到“联蒋抗日”，实现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这个统一战线中我们坚持既联合又独立斗争的策略。第一，坚持陕甘宁根据地是特区，也就是说我们有自己的地盘。第二，我们的武装队伍，可以接受改编，但是由我们自己领导。第三，中国共产党是合法的在野党。当然我们同时也可以这样说，这是国共两党都能够顺应历史潮流的结果。站在民族危亡这个潮流角度考虑问题，这是非常不容易的。

所以，在承认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政治智慧高超的同时，我们自己也应该肯定以蒋委员长为首国民政府在民族危亡面前所表现的民族大义。和以往的教科书相比，今天我们的党史在这个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也就是对国民党军队的正面抗战予以了初步的肯定，对蒋委员长他在抗日统一战线中的合法地位，国民政府的合法号召性都予以了肯定。在国共两党的齐心协力下，我们经过八年的抗战，终于获得了民族的解放。

在重新调整同国民党的关系之后，我们党内自身的问题就需要加以解决。我们面临着严重的教条主义干扰。另外，还面临着怎么提高全党同志的理论素养问题。整风是我们党的历史上一次深刻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也就是干部教育运动。这次运动对我们党的队伍，尤其是干部队伍水平的提高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通过这次整风使我们党形成了很多优良的作风。我在延安呆过一年，我觉得延安时期的中国共产党人作风、精神确实很值得我们今天党内的同志发扬光大。我们现在搞的运动、活动，说句实话，都基本遵循了它的套数、它的模式。如果要说差别，就是我们今天没有延安时期那么认真，没有那么较真。只有象延安整风那样搞，我们才能达到真正统一群众思想的目的，才能够使党的纪律、党的威信、党的队伍的整体水平得到极大提高。延安整风，首先是从高级干部开始，先整上面。整个中央机关，分为十个组，第十组组长康生。那个时期非常认真，这样使得人们的思想，相对地讲，对党更忠诚。这也决定了后来我们党有那么巨大的战斗力。所以很重要的一点就是通过这样一场理论学习运动，我们全党同志的思想认识得到提高，高度团结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的思想下。我们大家看这张历史照片，普通的八路军战士参加延安整风。大家看他们的表情、神情、精神面貌，你绝对无法想象在当时的那种艰苦的历史条件下，大家能够以这样好的状态参加整风。这说明我们中国共产党人的思想政治工作做到家了。这也是我们能够战胜国民党军队的一个很大原因。在延安去听毛主席的口头演讲，讲《实践论》，讲《矛盾论》，讲四、五个小时，大家听得津津有味。我们今天谁能够这样？所以我觉得很多的传统要恢复，这要靠我们今天党的干部素质的提高。

延安整风有三个内容，主观主义整顿学风，宗派主义整顿党风。当然，宗派主义确实有“山头”，一方面军、二方面军、四方面军、陕北根据地、井冈山根据地，鄂豫皖根据地、红区白区。党里头当然不允许拉帮结派，所以要消灭。反对党八股，整顿文风。我们说今天党风不好，一个极大的体现就是文风。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的官方的文件，再去比较一下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时期的文件。我概括一下今天的新的“党八股”，党内不良文风的表现。第一，“穿靴戴帽”，怎么穿？怎么戴？我们大家都知道，都会套。第二，大量地使用排比句，虚词。第三，语言的学术化。第四，人的口误。毛主席的《选集》，大家都知道《为人民服务》、《愚于移山》，这都是文章的题目，多简洁。《纪念白求恩》、《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这些题目都是叙述句、陈述句、判断句。要么就是《别了，司徒雷登》，语言生动朴素。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陈云的《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大家看，延安时期文章的文风是多么的好，开门见山说问题，没有那么绕。

延安整风运动端正了全党同志的思想，使得我们全党同志在思想上达到了高度一致。于是，顺利地召开了党的“七大”。在党的“七大”上，形成了坚强的领导集体。

“七大”以后，抗日战争实际上已经胜利了。下一步怎么办？中华民族何去何从？国共两党实际上都在做出选择，都在思考。在民族的前途面前，中国共产党确实表现得非常真诚，希望执政党——国民党能够不要再挑起战争，能够真正地包容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然后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也就是说，实现民主建国这样一个目标。当时，中共中央打算把自己的首府从延安迁到江苏的淮阴，当时已经有这种打算。所以说，我们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既是历史的一种无奈，也是一种必然。如果国民党蒋介石不撕毁1945年的“双十协议”，那么我们中国工业化，现代化就主要是资本主义。由于蒋介石国民党对形势的误判，或者是他出于他的政治野心，挑起了战争。这样的话，刚刚从八年抗日战火中跳出的老百姓又陷入了内战。面对国民党这样不正义的进攻，共产党开始进行自卫战争。到1947年提出“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也就是我们说的解放战争。

由于国民党政府挑起的战争不具有正义性，得不到老百姓的支持，所以解放战争迅速地取得了胜利，中国共产党非常快地打下了天下，新中国很快诞生。对于新政权的建立，中国共产党表现了很大的诚意。某种程度上，是按照“双十协议”，追求民主自由富强那样一种目标来建立一个新中国。所以我们把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冒着很大的危险从香港转移到解放区，让他们来参加政协第一次会议。经过各个方面的酝酿，最后制定通过了一个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文件——《共同纲领》。在《共同纲领》的指导下，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有两名民主党派人士，副总理有两名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还有十多名担任了正部长。这充分展现了中国共产党真诚的民主渴望，实现了全国人民要求民主的愿望。这样新生的共和国受到了各党派、各人民团体、各族人民的热烈拥护。这是给同志们讲的第一个三十年。

接着讲第二个三十年。

共和国建立之后，我们的建设道路实际上也不是那么一帆风顺，甚至某种意义上显得很坎坷。我们首先面临的是一场国际战争——朝鲜战争。朝鲜战争为什么爆发？最新的权威的党史已经做了极大的修改，但实际上还没有说清楚。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我们的新生的共和国是没有办法的，或者是被斯大林骗进去的。这段历史确实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的地方。“冷战”时期的一些问题确实很值得我们今天做一些反思。尤其是，第一，这样一次战争使得我们自己的问题——“台湾问题”得不到解决，现在愈加复杂。第二，南海问题。由于对越南的帮助，使越南南北得到统一，成立一个很强大的一个越南，也使得它有力量对付我们。

党内问题——“高饶事件”。“高饶事件”作为一个中共党史研究的问题，它很复杂。这里简单给大家讲一讲。高岗在陕甘宁党和军队老百姓中拥有较高威信的一个人。1935年党中央、中央红军到了陕北以后，就发现了高岗领导能力。当然，也为了照顾陕甘宁根据地这样一个地方，所以就要树立一个领袖。高岗就担任了陕甘宁地区的党委书记，后来又是中共中央西北局的书记。在党的“七大”上，他成为十三个政治局委员之一。在解放战争中，中共中央东北局第一任书记彭真，第二任书记林彪，第三任书记高岗。高岗在东北期间党政军一把手。而且在1949年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然后在1952年到1953年期间几个大区的领导分别奉调进京。高岗则是“五马进京，一马为先”，担任国家计委主席。那个时候的国家计委远比今天的发改委牛10倍，甚至100倍。现在发改委已经开始正名了，但是那个时候国家计委跟国务院是平级的，所以大家想想高岗的权高位重。高岗事件中的另一个人是饶漱石。这个人是江西临川人，学文化历史的人可能知道，江西临川出才子，著名的有王安石，汤显祖；再一个是吉安出才子，著名的有欧阳修、文天祥、谢晋、杨万里等等。饶漱石，曾是刘少奇的部下，新四军时期，饶漱石就接替了刘少奇担任新四军政治委员，后来又担任了华东局第一书记，然后1952年奉调进京，担任中组部部长。这两个人后来因为进行了一些影响党的团结的活动，所以受到处理。我们过去的官方文件，对高、饶是做这样的定性的——“反党人员”。在中共党史研究中，“高饶事件”是一个热门问题，也是难点问题。高岗不承认错误。他是陕北人，陕北人脾气是比较急躁的，心思比较直，他当然不承认反党。第二，他承认反刘少奇。饶漱石不曾反党，也不曾反刘少奇，因为他是毛主席、刘少奇一手提拔起来的。他说我跟刘少奇不存在个人之间的斗争，只是工作上的分歧。所以，“高饶问题”很复杂。今天我们这个问题可以解决了。刚刚出来一本书叫《高岗传》，这是民间党史。高岗的夫人还健在，是一个老革命。大概1937或是1938年，17岁的李力群，江苏徐州女子师范毕业，奔赴延安，19岁在组织上，主要是毛泽东等人的撮合下，让她嫁给高岗。她为高岗的问题一直在呼吁。这个网上有，大家可以去看。

朝鲜战争问题处理完之后，我们党才真正能够集中精力认识自己党内和国家的问题，并进行很好的总结。党的八大的意义也就在这里。在党的八大上，毛泽东主席做了一个很简短的开幕词，不到两千字，但是让我们永远记住两句话，“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我觉得这个讲话太精彩了。如果按照“八大”对我们社会主义建设问题的认识，制定的正确纲领走下去的话，我觉得我们之后的路不会出现那样的坎坷或者说严重的失误。因为我们“八大”就已经认识到国内的主要矛盾是“人民群众对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与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这是我们的主要矛盾，而不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

1957年，中国共产党、中共中央为了更好地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对执政党进行开门整风，听取方方面面批评和建议。正如有些人指出，如果我们当时听了那些“右派”的话，可能之后就不会走那么些弯路。这个话说得也有些道理。因为我们必须知道，你是执政党，你的地位是别人不能撼动的。别人给我们提的这些批评建议大部分出于善意、好意，即使话说不中听，也是善意的，只有很少部分的人是恶意的，你完全可以对付。一个执政党，如果真的能够发扬那种谦虚，虚怀若谷的这样一种风格，那就听听别人的话，批评不是不可以。这种善意的批评的声音，举例来说，张奚若先生，他是中国共产党也是毛泽东个人的好朋友。我们今天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名字，就是张奚若先生提出来的。就是这样一位党的忠诚的朋友，毛泽东主席的个人好朋友，他也对执政党提意见，提了十六个字。今天，这十六个字说的问题恐怕还是存在的，在某些方面甚至更厉害。我们今天，仍然在犯着过去别人早就指出来的错误。好大喜功，我们好不好？急功近利，好不好？动不动“亚洲最大”、“世界最高”。我们非常喜欢大，都要大，什么都要靠前。前段时间朱镕基到清华大学去，他的母校，当时才两千多人，现在两万人，甚至五万人。一个吉林大学也搞成十几万人，说吉林大学是全国最著名的大学，最大的大学，人多就大。我们这就是急功近利的表现。大家看，我们很多的大学都乐意加“中国”两个字，中国农业大学，还有中国石油大学。干脆叫中国北京大学，中国清华大学。中央民院现在改成民大了，中央民族大学。别人一听，不仔细琢磨，还以为一个民办大学。北广，好不容易形成这样的牌子，说不要就不要了，改成中国传媒大学，莫名其妙。大家都知道北广，央视那些著名的主持人都是出身北广，现在又要改名字。我们大跃进，今天觉得很可笑的事情，但是那个时候不觉得可笑。水稻上站几个小孩都不会倒下去。我种过水稻，我家里没见过这样的水稻。猪可以当牛、马骑。我家里也养过猪，猪敢这样骑？玉米是用火车头拉。当时就这样，大家不觉得好笑。

我们要尊重历史传统。我们犯过这样的错误，就不应该，非常不应该再犯。毛主席视察河北徐水。产那么多粮食，不得了。毛主席说你们这么多粮食，怎么办？能够吃完？县委书记说我们拿粮食去换钢。那你换别人也换啊，哪来那么多钢换？是啊，那个粮食怎么供应呢？毛主席说，“那这样吧，我们平时老百姓一天吃三餐，就让老百姓每天吃五餐”。这个县委书记说，“对，还是毛主席看得远”。整个社会陷入这样一种状态。从1957年开始，可以这样说，陷入一种“左”的疯狂状态，不理性。总体讲，今天我们执政党还是很理性的，在这个方面表现还好。

以上是第二个事情。

第三个三十年，我们很多同志不仅是见证者，还是参与者，所以我不讲太多的内容。改革开放事业的进行，首先源于一场深刻的思想解放运动。所以大家看，理论武装的重要性！你任何一场改革，任何一场社会的变动或者是转型首先要在思想上实现变动和转型。你看，中央党校发表这样一篇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引起了全党同志的重视。所以千万不要小看一场思想的运动，小看一次深刻的理论学习对一个人、一个国家、一个政党、一个民族的影响。昨晚上我还在讲这个，比如说咱们这个专家讲台，大家可能听到一些知识倒是其次，重要是某个专家，当然不一定是每个，但是有一个专家的一个观点或者一句话对我们有触动，对我们人生、从事的工作、日常的处事行为有触动，这就有意义。包括我们读书人，从小学、大学、研究生、博士生，多少老师，当然也不是说每个老师的每堂课都给我们留下很深的印象，可能有一次，有一天或者有节课，我觉得这就够了。思想理论武装的意义就好像是春风化雨，无形中影响了你一辈子。正是得益于这样的思想解放运动，十一届三中全会得以顺利地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它在某种程度上思想解放之后，也就是通过会议的形式把改革开放的路线落实下来。

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十一届三中全会所表现出的良好的党的作风、党内民主。良好的党内民主作风，使得党内的全体同志心情非常舒畅。你从邓大姐、聂帅的脸上可以看出。所以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三大这一段时间，我们党内的民主氛围使得方方面面心情舒畅。所以我们当时经济体制改革按理说五、六年，六、七年基本实现，基本达到人民群众满意的那种社会变革效果。然后“十三大”，我们又把政治体制改革提上去。所以我说，我们这个政党真的是一个需要经历很多磨难的政党。

“十三大”后，那么就进入一个新的时期，也就是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换一个方式说，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形成与实践的时期。那么关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社会上有些不同的看法，我想谈一下我自己的看法。第一，不能用我们普通人的心态去揣测、去理解一个领导几千万党员的党的领袖的心态，这个误区首先必须转变。第二，江泽民同志从上海市委书记位置到党的领袖的位置上，这是一种历史的选择。而且当时健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邓颖超、李先念、陈云、邓小平，这些人可以通过这样那样的考察，觉得江泽民同志可行。能力方面，各方面比较合适。你能怀疑这些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有什么私心吗？第三，说句实话，今天我们这么大一个国家的一个党，谁来当家都不是那么容易。为什么会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说三道四，我认为这主要源于不正确的社会心态。有人会问，那么为什么会招来这样一种不太好的反映？除了刚才讲需要端正心态之外，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理论学习问题。理论的宣传教育要切合群众，不要去搞运动化。现在采用过去那种说教式的灌输式的教育，确实行不通。把理论庸俗化，形式主义化确实不太好。为什么这个东西能指导？什么东西它能指导？屠宰工作都用它来指导？理论的东西应该是崇高的，应该是生动的。作为学者或者是理论工作者，要赢得听众就是要说真话，从语言的角度也好，从知识角度来说，不要说那些大话、假话、套话。只有这样，我们的理论宣传才能达到效果。

同样，包括科学发展观，我觉得我们同样要以刚才我说的心态去理解他，自觉地去拥护它，这才是作为一个党员、作为一个党员干部所应具备的。我们必须承认，今天我们社会的变化、转型实际上已经受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的影响，包括我们整个党的执政行为，已经在这两个新的理论的指导下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种变化，我们可能意识不到，但是你仔细琢磨一下，我们的人性化行政，比如说过去的城市的收容所、遣送站，现在改成救助站，外地务工人员的子女还可以在所务工的城市上学等，这些都是在进步。所以我觉得我们要在看到问题的同时，还要看到社会的进步。你不要一提起这个社会，一提起执政党就是满腹牢骚，就是批评，就是否定。我觉得我们这个社会更多的还是需要善意与建议，这才是整个社会的进步。

这是对90年的历程做的一个回顾。

下面，我谈几点启示，90年的历程给我们什么启示？实际上在胡锦涛同志的“七一”讲话中，已归纳出很多的启示，比如说，我们执政党要面临执政的考验、改革开放的考验、市场经济的考验和外部环境的考验。这一总结确实很到位，的确是这样。“七一”讲话还谈到，作为执政党，我们面临精神懈怠的危险。49年刚刚打下天下时，我们满腔热情，鼓足干劲干事业。现在执政50多年了，60多年了，当然会疲惫。再一个，今天已经不像过去，整个社会都在变化，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等挑战都需要我们具备很强的能力。作为干部，当然还有个消极腐败的危险。

总结一下，我觉得90年历程，有这么几点启示。

第一，也就是胡锦涛同志“七一”讲话中的“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党的领导是根本，这是政治立场问题，谁也不能否定这个，这也为我们的历史所证明。国民党不是也执政了27年吗？为什么老百姓不要他？当然，在我们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我们也犯了那么多错误，出现了那么多重大的失误，但我们通过改革重新赢得了民心。中国共产党对我们这个民族的贡献，我们可以简单的概括为“三个结束”、“一个纪元”。任何懂得中国近现代史基本知识的人都知道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当然，以后能不能长期执政，那还面临考验。这一点我们应该充分认识。我们今天老百姓的日子是不是越来越好？你承认不承认这点？我们共产党是犯过错，最后我们是不是自己承认，而且纠正了错误？所以我觉得如果能够用历史良心去对待我们党的历史上的一些功过是非，一个政党、一个人，它是功大于过还是过大于功？你要得出一个结果，“三七”开还是“七三”开。

第二，“七一”讲话中，胡锦涛同志特别强调，我们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的干部一定要有为人民服务的意识。我们作为党的干部，一定要有这样一种自觉的意识。尤其今天在公民社会、市场经济比较发达的情况下，如果说我们党的各级干部如果没有这样一种群众意识，这个党就必然会衰落。相反，如果有这种意识，把老百姓当回事，党就会受到人民群众拥护。这次动车组追尾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仪器探测说车厢内没有生命体征了，于是指挥部就下命令放弃。但参加抢救的特警支队长说不行，又在原地搜寻一天，发现一个小女孩。我看到这个报导的时候非常感动。就这么一个普通的党员干部，他的级别也没有多高，但是他说，“我们不能这样”，“如果我们发觉了里面有生命，有人，你怎么向人民交代？”我们说，这就是心中有没有群众的表现。我觉得真正伟大的英雄是像这样的人。为人民服务，我们每个人可以在自己的日常行为中、日常工作中去体现。我到地方去讲课，我也不讲国民党怎么丢掉人心的，我也不说共产党怎么赢得老百姓，为老百姓办事，把天下打下来。这些话大家都觉得都没有什么意思。我让大家听听毛主席怎么说，“你不能对人民用霸道”。这个话简单吧。共产党打天下为了谁？你掌了权，却对人民用霸道，那怎么说的过去啊。如果对人民用霸道，天理不容。中国共产党要长期执政，这样做肯定不行。像毛泽东他们这一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弱势群众、对底层人民群众有一种天生的同情，绝不允许党内官僚集团去欺压老百姓。包括像我们这种草根出来的，坦白的讲，对这种富豪、有钱的，欺负老百姓的人，我们也看不惯。

第三，我们搞革命也好，搞建设也好，搞改革也好，一定要象胡锦涛同志在“七一”讲话中说的，要坚定不移地走自己的路。我很欣赏毛泽东主席说的“自力更生”。一个国家，一定要有民族自信。我们过去革命，为什么会一而再、再而三的遭受挫折？很大的一个原因就是听别人指手划脚。1935年瓦窑堡会议上，毛主席说，我们中国人的事要自己干，要相信我们自己。不要听斯大林那里瞎说，他又不是中国人，他是站到俄罗斯他们自己的立场上，不可能站在中国的立场上考虑问题。替他服务，这不是老吃亏嘛。

第四，胡锦涛同志在“七一”讲话中还讲到，我们要深入开展党风廉政建设，也就是作风建设。当然这里主要是讲廉政建设，就是要廉洁奉公，要加大反腐败的力度。党的腐败问题，我觉得不是很可怕，任何一个政党都有。但重要的是，我们要使我们的党员干部不会贪、不敢贪、不能贪。我们党之所以赢得民心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形象好、作风好。什么是作风好？什么是形象好？就是廉洁。这一点在陕甘宁边区尤为明显。那个时候，我们党的领袖的人格魅力，中国共产党人的魅力，赢得了各党派、各团体、各阶层人士的支持。陈嘉庚这些人到延安参观，都说共产党的好话，共产党也没有送金条给他们。

第五，重视理论武装对于一个政党，对于一个人的影响。胡锦涛同志“七一”讲话也强调理论的重要。胡锦涛同志指出，90年代党的发展历程告诉我们，理论上的成熟是政治上坚定不移的基础。政治坚定很重要的一个前提，不是看你喊口号说我要加入共产党，而是你对于党的理论认识要很成熟。我们说这个干部成熟不成熟，很重要的是理论上的成熟，这样他会有独立的见解。今天我们现实中的一些政治理论学习，为什么大家不感兴趣？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今天的理论宣传者工作水平不高。

作为一个共产党员的修养，第一当然是实践，第二就是学习。毛泽东到延安就发奋读书，不发奋读书怎么办？你要领导这么一个大党。陈云同志，他在延安的时候当中组部部长，但是他对哲学确实很感兴趣。去年，习近平同志专门强调要抓好理论学习。这是我们党的干部教育的一个方向。“七一”讲话中，胡锦涛同志也指出，我们要把学习作为一种精神追求。

最后一点，“七一”讲话中大家可能会惊喜的发现或者新奇的发现，胡锦涛同志特别提到青年问题。我觉得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政党，它的希望是在青年。我们今天，作为党的领袖提出这个问题，这是一个好的兆头，一个好的趋势。现在确实要对青年工作应该予以高度重视，有一段时间，或者说有一个时期，我们社会上，包括家长，对80后、90后有一些责难，有一些看不惯。但是我觉得，这不利于一个社会的进步，一个民族的前途。我觉得胡锦涛同志对这个问题谈的很及时。

我们大家可能记忆犹新，1957年11月17日下午6点多钟，毛泽东接见莫斯科留学生。毛主席的这个讲话，这个即兴演讲影响了几代青年。他对青年高度鼓舞，高度赞扬。毛主席在主席台上拿起水瓶向杯中倒水，然后毛主席举起水杯，向同学们问好，就一饮而尽。然后刘晓大使开始做介绍，当他说毛主席率领中央代表团时，毛主席马上打断他，“不是中央代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为什么？因为副团长是无党派人士。这就是政治，政治家的习性。当刘大使介绍完代表团成员，毛主席立刻又说了一下，这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的团员，驻苏大使刘晓，引来台下一片笑声。这个时候毛主席点燃了一支香烟，微笑着问第三排中央座位上的一位女同学，你在哪个学校啊？学什么专业啊？大家看这个照片，毛主席离观众多近，大家看，都站着，那种场面，确实让青年人热血澎湃，为什么毛主席那么有号召力？为什么那样的人能够一挥手大家都愿意去？这是领袖的魅力，在他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几分钟之后，毛主席摁灭了香烟，站起来走到台前，“同学们，我向你们问好”，台下再次爆发出雷雨般的掌声，“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这都是口头话，非常振聋发聩，非常有号召力。毛主席继续讲话，“我们已经老到这个样子了，你们还年轻，我们老了，但是我们懂事故，你们年轻，有朝气，我们有暮气，但是你们还没有经验，这叫各有各的长处，各有各的缺点”。毛主席这时候笑了，大厅里出现了笑声、掌声，毛主席说，“你看，我们都老了吧”。台下一看，说“毛主席不老，毛主席万岁”。整个的气氛非常好。这种对年轻人的爱，让你真的感觉到这不仅仅是一个革命领袖，还是一个长者，是一个父亲。

去年，有一个80多岁的党史学者，他写了一篇文章。陈独秀可以算80后，李大钊是典型的80后，毛泽东、宋庆龄是90后，刘少奇、周恩来也是90后，朱德是80后，大家看这些名人都是80后、90后，所以，你能说80后、90后不出息不听话呢？我们今天20世纪的中国是19世纪的80后、90后主宰的，那么21世纪的中国能否被20世纪的80后、90后主宰？你不要去指责他们，他们身上的叛逆你应该宽容，不要动不动说说不听话。毛主席听话吗？毛主席是非常不听话的青年学者。刘少奇也不听话，怎么会听话呢？宋庆龄听话？听话就不会嫁给一个老头子，比父亲还大的人。不能用简单的听话不听话来衡量一个青年人。这个人有没有出息，你不能说非得当公务员、当官，或者上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才有出息，出息不能跟这个挂钩。毛泽东上的是什么呢？湖南一师，那个时候也有很多人上了北大清华，毛主席就是上的师范，而且上了五年半的师范，毕业的时候25岁。虽然他考到省立重点中学，湖南一中。读了半年，他说这个老师的课讲的不好，不读了，去图书馆自习，这个大家都知道了。所以你的儿子如果像毛主席这样，像刘少奇这样叛逆，那肯定有出息。我觉得今天评判一个青年人他好不好，应该有两个标准，一、身心健康；二、遵纪守法。今天我们对青年应该宽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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