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的按语*

《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的按语*

(一九五五年九月、十二月)


  这篇文章写得很好,值得作为本书的第一篇向读者们推荐。如象这篇文章在开头所描写的,自己不懂,怕人问,就“绕开社走”的人,现在各地还是不少的。所谓“坚决收缩”,下命令大批地解散合作社的做法,也是“绕开社走” 的一种表现。 不过他们不是消极地避开,而是索性一刀“砍掉”(这是他们的话)多少个合作社,采取十分积极的态度罢了。他们手里拿着刀,一砍,他们就绕开麻烦问题了。他们说办合作社有怎样怎样的困难,据说简直困难到了不堪设想的地步。全国有不可胜数的事例驳倒了这一种说法。河北省遵化县的经验,不过是这些事例的一个。在一九五二年,这里的人都不懂得怎样办合作社。他们的办法就是学习。他们的口号是“书记动手,全党办社”。其结果就是“从不懂到懂”,“从少数人会到多数人会”,“从区干部办社到群众办社”。河北省遵化县的第十区,十一个乡,四千三百四十三户,从一九五二年到一九五四年,共计三年时间内,已经在半社会主义性质的阶段内基本上完成了合作化,入社农户占全区农户的百分之八十五。这个区的农林牧等项生产的产量,一九五四年同一九五二年比较,粮食增加了百分之七十六,林木增加了百分之五十六点四,果树增加了百分之六十二点八七,羊增加了百分之四百六十三点一。
  我们现在有理由向人们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这个地方可以这样做,别的地方就不可以这样做呢?如果说不可以,你们的理由在什么地方呢?我看只有一条理由,就是怕麻烦,或者爽直一点,叫做右倾机会主义。因此就是“绕开社走”,就是书记不动手,全党不办社,就是从不懂到不懂,从少数人到少数人,从区干部到区干部。要不然,就是手里拿着刀,见了找麻烦的合作社就给它一砍。只要有了这样一条理由,那就什么事也做不成了。我们提出了“积极领导,稳步前进”,“全面规划,加强领导”这样一些口号,并且赞成遵化县同志们所提出来的“书记动手,全党办社”这个完全正确的口号。在遵化县,难道不是“积极领导,稳步前进”的吗?难道不是“全面规划,加强领导”的吗?当然是的。这是不是有危险呢?是不是“冒进”了呢?危险在于“绕开社走”,这一点遵化县的同志们已经克服了。危险还在于借口“冒进”,大批地“砍掉”合作社,这一点遵化县那里并没有。所谓“合作社发展速度超过了群众觉悟的水平和干部领导能力的水平”,这对于遵化县的情况怎样解释呢?那里的群众就是要求合作化,那里的干部就是由不懂到懂。人人都有眼睛,谁能在遵化县那里看得出什么危险来呢?难道在三年内,由于一步一步地实现了合作化,粮食增加了百分之七十六,林木增加了百分之五十六点四,果树增加了百分之六十二点八七,羊增加了百分之四百六十三点一,这就算是一种危险吗?这就算是“冒进”吗?这就算是“超过了群众觉悟的水平和干部领导能力的水平”吗?
  遵化县的合作化运动中,有一个王国藩合作社,二十三户贫农只有三条驴腿,被人称为“穷棒子社”。他们用自己的努力,在三年时间内,“从山上取来”了大批的生产资料,使得有些参观的人感动得下泪。我看这就是我们整个国家的形象。难道六万万穷棒子不能在几十年内,由于自己的努力,变成一个社会主义的又富又强的国家吗?社会的财富是工人、农民和劳动知识分子自己创造的。只要这些人掌握了自己的命运,又有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不是回避问题,而是用积极的态度去解决问题,任何人间的困难总是可以解决的。
  最后,我们要感谢这篇文章的那位没有署名的作者。他用满腔的热情,生动的笔调,详尽地叙述了一个区的合作化过程,这对于全国的合作化事业会有不小的贡献。我们希望每个省、每个专区、每个县都有一篇到几篇这样的文章。
  (《书记动手,全党办社》一文按语)

  在中国,对于许多人来说,一九五五年,可以说是破除迷信的一年。一九五五年的上半年,许多人对于一些事还是那么样坚持自己的信念。一到下半年,他们就坚持不下去了,只好相信新事物。例如:他们认为群众中提出的“三年合作化”不过是幻想;合作化北方可以快一些,南方无法快;落后乡不能办合作社;山区不能办合作社;少数民族地区和民族杂居地区不能办合作社;灾区不能办合作社;建社容易巩固难;农民太穷,资金无法筹集;农民没有文化,找不到会计;合作社办得越多,出乱子就会越多;合作社发展的速度,超过了群众的觉悟水平和干部的经验水平;因为党的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和合作化政策,使得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降低了;在合作化问题上,共产党如果不赶快下马,就有破坏工农联盟的危险;合作化将出现大批的剩余劳动力,找不到出路。如此等等,还可以举出许多。总之都是迷信。这些迷信,经过一九五五年十月中国共产党第七届第六次中央全体会议(扩大)的批判以后,统统都打破了。现在全国农村中已经出现了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群众欢欣鼓舞。这件事给了一切共产党人一个深刻的教训:群众中蕴藏了这样大的社会主义的积极性,为什么在许多领导机关,在几个月以前,居然没有感觉到,或者感觉的那样少呢?领导者们所想的同广大群众所想的,为什么那样不一致呢?以此为教训,那末,今后对于有相似情况的事件和问题,应当怎样处理才好呢?回答只有一句话,就是不要脱离群众,要善于从本质上发现群众的积极性。
  (《所谓落后乡村并非一切都落后》一文按语)

  那些不相信就一个一个的地方来说可以在三年内实现初级形式的合作化的人们(三年合作化的口号是群众提出的,遭到了机会主义者的批评),那些不相信晚解放区可以和老解放区同时实现合作化的人们,请看一看江苏省昆山县的这个乡罢!这里不是三年合作化,而是两年就合作化了。这里不是老解放区,是一个千真万确的晚解放区。这个晚解放区,走到许多老解放区的前面去了。有什么办法呢?难道可以把它拉回来吗?当然不能,机会主义者只有认输一法。群众中蕴藏了一种极大的社会主义的积极性。那些在革命时期还只会按照常规走路的人们,对于这种积极性一概看不见。他们是瞎子,在他们面前出现的只是一片黑暗。他们有时简直要闹到颠倒是非、混淆黑白的程度。这种人难道我们遇见得还少吗?这些只会循着常规走路的人们,老是对于人民的积极性估计过低。一种新事物出现,他们总是不赞成,首先反对一气。随后就是认输,做一点自我批评。第二种新事物出现,他们又按照这两种态度循环一遍。以后各种新事物出现,都按照这个格式处理。这种人老是被动,在紧要的关头老是止步不前,老是需要别人在他的背上击一猛掌,才肯向前跨进一步。那一个年头能使这种人自己有办法走路,并且走得象个样子呢?有一个治好这种毛病的法子,就是拿出一些时间到群众中去走一走,看看群众在想些什么,做些什么,从其中找出先进经验,加以推广。这是一个治好右倾顽症的有效的药方,奉劝人们不妨试一试。
  (《这个乡两年就合作化了》一文按语)

  这是一篇好文章。看了这篇文章,使人懂得维吾尔族的农民,对于走合作化道路,积极性是很高的。他们为了实现半社会主义合作化所需要的干部,也已经培养出来了。有人说。在少数民族中不能实行合作化。这是不对的。我们已经看到蒙族,回族,维吾尔族,苗族,壮族和其他一些民族都已经办了不少的合作社,或者是几个族的人民联合办的合作社,并且成绩很好,这就驳斥了那些对于少数民族采取轻视态度的人们的错误观点。
  (《乡、村干部有能力领导建社》一文按语)

  这一篇很好,可以说服很多人。这个地方的党组织,在合作化的问题上,从来没有动摇过。它坚决地支持贫苦农民的办社要求,在和富裕中农的竞赛中取得了胜利,由小社变大社,年年增产,不到三年,实现了全村合作化。富裕中农说:“穷光蛋想办合作社哩,没有见过鸡毛能上天。”鸡毛居然飞上天去了。这就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两条道路的斗争。在中国,富农经济很弱(在土地改革时期,征收了他们的半封建的那部分土地,老富农大多数已无雇工,他们在社会上的名声又很坏),富裕的和比较富裕的中农的力量却是相当强大的,他们占农村人口的百分之二十到三十。在中国的农村中,两条道路的斗争的一个重要方面,是通过贫农和下中农同富裕中农实行和平竞赛表现出来的。在两三年内,看谁增产:是单干的富裕中农增产呢,还是贫农和下中农组成的合作社增产呢?在开头,只是一部分贫农和下中农组成的合作社,同单干的富裕中农在竞赛,大多数的贫农和下中农还在那里看,这就是双方在争夺群众。在富裕中农的后面站着地主和富农,他们是有时公开地有时秘密地支持富裕中农的。在合作社的这面站着共产党,他们应当如同安阳县南崔庄的共产党人那样,坚决地支持合作社。但是,可惜,并不是每一个乡村的党支部都是这样的。在这种情形之下,就造成了混乱。首先是鸡毛能不能上天的舆论问题。这当然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几千年以来,谁人看见过鸡毛能够上天呢?这似乎是一个真理。如果党不给以批评,它就会使许多贫农和下中农感到迷惑。其次,在干部方面,又其次,在物质力量例如贷款方面,如果都得不到党和国家的支持,合作社就会发生很大的困难。富裕中农之所以敢于宣传鸡毛不能上天一类的从古以来的真理,就是因为合作社还没有增产,穷社还没有变成富社,个别的孤立的合作社还没有变成成千成万的合作社。就是因为党还没有在全国范围内,大张旗鼓地宣传合作化的好处。还没有明确地指出“鸡毛不能上天”这个古代的真理,在社会主义时代,它已经不是真理了。穷人要翻身了。旧制度要灭亡,新制度要出世了。鸡毛确实要上天了。在苏联,已经上天。在中国,正在上天。在全世界,都是要上天的。我们的许多地方党组织没有能够给贫苦农民以坚决的支持,也不能完全怪它们,上面还没有给机会主义思想以致命的打击,还没有给合作化做出全面的规划,并且在全国范围内加强对于这个运动的领导。一九五五年,我们做了这些工作,几个月工夫,形势就完全不同了。站在那里看的广大群众,一批一批地站到合作化这边来了。富裕中农也改变了腔调。有些要求入社,有些准备入社。最顽固的,也不敢议论鸡毛能不能上天的问题了。地主和富农,一点神气也没有了。这同人民政府惩治了一批破坏治安和破坏合作化的反革命分子,也是有关系的。总之,一九五五年的下半年,我国的阶级力量对比起了一个根本的变化,社会主义大为上升,资本主义大为下降。一九五六年再有一年的努力,过渡时期内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基础,就可以从基本上奠定了。
  (《谁说鸡毛不能上天》一文按语)

  几乎带普遍性地在许多地方存在着的、阻碍广大的贫农和下中农群众走合作化道路的、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同社会上的资本主义势力互相呼应着。对于这样一种情形,这一篇文章算是描写得恰好。作者以极大的愤怒斥责了机会主义者,支持了贫苦农民。有些人虽然顶着共产主义者的称号,却对于现在要做的社会主义事业表现很少兴趣。他们不但不支持热情的群众,反而向群众的头上泼冷水。一九五五年,在中国,正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决胜负的一年。这一决战,是首先经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召集的五月、七月和十月三次会议表现出来的。一九五五年上半年是那样的乌烟瘴气,阴霸满天。一九五五年下半年却完全变了样,成了另外一种气候,几千万户的农民群众行动起来,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实行合作化。到编者写这几行的时候,全国已经有六千万以上的农户加入合作社了。这是大海的怒涛,一切妖魔鬼怪都被冲走了。社会上各种人物的嘴脸,被区别得清清楚楚。党内也是这样。这一年过去,社会主义的胜利就有了很大的把握了。当然还有许多战斗在后头,还要努力作战。
  (《机会主义的邪气垮下去,社会主义的正气升上来》一文按语)

  这也是一篇很有兴趣的文章。想要阻挡潮流的机会主义者虽然几乎到处都有,潮流总是阻挡不住的,社会主义到处都在胜利地前进,把一切绊脚石抛在自己的后头。社会就是这样地每天在前进,人们的思想在被改造着,特别在革命高涨的时候是这样。
  (《在合作化运动中,工人家属的积极性非常高》一文按语)

  这是一篇动人的叙述,希望读者好好地看一遍。特别要请那些不相信广大农民群众有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的同志和那些动不动就想拿起刀来“砍掉”合作社的同志好好地看一遍。现在全国农村中,社会主义因素每日每时都在增长,广大农民群众要求组织合作社,群众中涌出了大批的聪明、能干、公道、积极的领袖人物,这种情况十分令人兴奋。最大的缺点,就是在许多地方党的领导还没有主动地赶上去。目前的任务,就是要使各级地方党委在这个问题上采取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主动立场,将整个农业合作化的任务拿到自己手里来,用积极的高兴的欢迎的全力以赴的态度去领导这个运动。不要重复叶公好龙那个故事,讲了多少年的社会主义,临到社会主义跑来找他,他又害怕起来了。
  (《一个违背领导意愿由群众自动办起来的合作社》一文按语)

  这个地方的路线是正确的。这个乡已经有了五个农业生产合作社,七个互助联组,三个常年互助组,十四个临时互助组,占应当组织的农户百分之九十八点四。在一九五四年十二月以前,这个乡的党支部还没有把自己领导工作的重心放到互助合作方面来,党员对于领导互助组的工作怕困难。支部所依靠的不是“书记动手,全党办社”,而是工作组(似乎是上面派在那里的工作组)。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党的农村支部处在这样一种软弱无能的状态的,现在在全国还是不少的。不但支部,可能还有一些上级党委也是这样。问题就在于这一点。我国的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能不能和国家工业化的进度相适应,合作化运动能不能健康地发展,少出毛病,保证增产,就看各级地方党委的领导重心是不是能够迅速地和正确地转移到这一方面来。工作组是必须派的,但是必须讲清楚,他们去是为了帮助那里的党组织,而不是代替它们,使它们自己不动手脑,专门依赖工作组。贵州的这个乡,自从一九五四年十二月转变工作态度以来,只有五个多月,就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他们不是依赖工作组,而是自己动手了,党员也不怕困难了。这种转变,首先要靠各级党委的书记——省委和自治区党委的书记,地委和自治州委的书记,县委和自治县委的书记,区委书记和支部书记,他们应当把整个农业合作化的任务拿起来。怕麻烦,怕困难,面临着这样伟大的任务自己不动手,仅仅委托给农村工作部,或者工作组,这种态度,不但任务不可能完成,而且会要闹出很多的乱子来的。
  (《凤冈县崇新乡是怎样在党支部领导下开展互助合作运动的》一文按语)

  本文作者说,自从县里开了合作社主任的联席会议以后,这个合作社,就在临时包工的基础上,实行了季节包工制。可见县的领导是很重要的。我们希望全国二千几百个县的县级领导机关,密切地注意全县合作化运动的发展情况,发现问题,研究解决问题的办法,及时地召开全县的合作社主任的会议,或者全县的重点合作社主任的会议,作出决定,迅速推行。不要等到问题成了堆,闹出了许多乱子,然后才去解决。领导一定要走在运动的前面,不要落在它的后面。在一个县的范围内,党的县委应当起主要的领导作用。
  (《季节包工》一文按语)

十一

  这个材料有很大的说服力。使一个地方健全地达到合作化的问题是党的政策和工作方法的问题。只要我们党对于处理合作化问题上的各项政策是正确的,只要我们党当着发动群众加入合作社的时候所采用的工作方法,不是命令主义的或者简单从事的方法,而是向群众讲道理,作分析,完全依靠群众自觉自愿的方法,那末,完成合作化,并且达到增产,决不是很困难的。河北省邢台县东川口村是老解放区,全村七十户,在一九五二年以前都加入了互助组,有一个强的党支部,又有王志棋那样为群众所信任的领袖人物,各方面的条件都成熟了。所以那个村,在一九五二年,只费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就建成了合作社,完成了半社会主义的合作化。在条件没有这个村这样完备的地方怎么办呢?那就是准备条件的问题,有几个月,或者一年,或者更多一点时间,也就可以了。条件可以边做这准备。办一些小社,就是替全村全乡全区的合作化准备条件。东川口这个材料还着重地说明了党支部如何向群众进行宣传教育工作,如何依靠群众的自觉自愿去建立合作社的问题。其中有所谓“倒宣传”[1],是很值得注意的一点。关于劳动组织和劳动管理方面的问题,这个材料描绘了整个曲折变化的过程,结果出现了逐年增产的巨大的成绩。事实证明,这个合作社是健全的。一切合作社,都要以是否增产和增产的程度,作为检验自己是否健全的主要的标准。
  (《只花一个多月时间就使全村合作化》一文按语)

十二

  这个材料指出了一个真理,就是任何情况混乱的合作社,都是可以整理的。因为加入合作社的都是劳动农民,不管他们各个阶层之间意见怎样不合,总是可以说清楚的。有些合作社,在一个时期内,确是混乱的,唯一的原因是得不到党的领导,党没有向群众讲明自己的政策和办法。“我们知道办社是好事情。但是办起社来,县委、区委、支部都不管我们了。恐怕是嫌我们寨子穷,吃不好,住不好,才不到我们社里来。”所谓混乱,没有别的原因,就是这样一个原因。得不到党的领导,当然就要混乱。领导一加上去,混乱就会立刻停止。这个材料又提出了一个在落后乡村是否可以建立合作社的问题。回答是肯定的。本文作者所说的这个合作社,就是处在一个落后村。全国约有百分之五左右的落后乡村,我们应当都去建立合作社,就在建社的斗争中去消灭这些地方的落后状态。
  (《一个混乱的合作社整顿好了》一文按语)

十三

  这是一个普遍的严重的问题。各级党委和派到农村指导合作化工作的同志们,对于这个问题都应当引起充分的注意。合作社的领导机关必须建立现有贫农和新下中农在领导机关中的优势,而以老下中农和新老两部分上中农作为辅助力量,才能按照党的政策实现贫农和中农的团结,巩固合作社,发展生产,正确地完成整个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没有这个条件,中农和贫农就不能团结,合作社就不能巩固,生产就不能发展,整个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就不能实现。许多同志不懂这个道理。他们认为建立贫农优势的问题,在土地改革时期是必要的,因为那时占农村人口百分之五十、六十到七十的贫农,还没有上升为中农,而中农对于土地改革是动摇的,因此那时确有建立贫农优势的必要。现在是实行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时期,过去的贫农大部分已经上升为新中农,而老中农的生产资料又多,没有老中农参加就不能解决合作社生产资料缺乏的问题。因此,这些同志认为,现在不应当提出依靠贫农或者建立贫农优势的口号,认为这种口号会不利于合作化。我们认为这种意见是错误的。工人阶级和共产党如果要用社会主义精神和社会主义制度去彻底地改造整个农村的小农私有生产资料的制度,便只有依靠过去是半无产阶级的广大的贫农群众,才能比较顺利地办到,否则将是很困难的。因为农村中的半无产阶级,是比较地不固执小农私有生产资料的制度,比较地容易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人们。他们中间的大部分现在已经变为新中农,但是他们同老中农比较起来,除了一部分新富裕中农以外,大多数在政治上有较高的觉悟,他们过去的困苦生活还是容易回忆起来。还有,老中农中间的下中农,他们的经济地位和政治态度,和新中农中间的下中农比较接近,而和新老中农中间的上中农,即富裕的和比较富裕的中农不相同。因此,在合作化的过程中,我们必须注意:(一)现在还处于困难地位的贫农,(二)新中农中间的下中农,(三)老中农中间的下中农,这样三部分比较容易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人们,首先分批分期引导他们加入合作社,并且选择他们中间觉悟程度较高、组织能力较强的若干人,加以训练,组成合作社的领导骨干,特别要注意从现有贫农和新下中农里面选择这种骨干分子。这不是在农村中重新来一次划分阶级成份的工作,而是在合作化的过程中,党的支部和派到农村做指导工作的同志们应当注意掌握的一种方针,这个方针应当公开告诉农民群众。我们也不是说富裕中农不能入社,而是说等到富裕中农的社会主义觉悟提高了,他们表示愿意入社,并且愿意服从贫农(包括现在的贫农和原来是贫农的全部新下中农)领导的时候,再去吸收他们入社,不要为了打他们的耕牛农具的主意,当着他们不愿意入社的时候强迫他们入社。已经入社而愿意留下来的,继续不变。要求退社,加以说服,愿意留的,也可以留社。生产资料少一点也可以组织合作社,很多贫农和下中农组织的合作社已经证明了。我们也不是说富裕中农一个也不能充当合作社的干部。那些社会主义觉悟程度高,公道能干,为全社大多数人所佩服的个别的富裕中农,也可以充当干部。但是,合作社必须树立贫农(再说一遍,包括现在的贫农和原来是贫农的全部新下中农在内,他们占农村人口的多数,或者大多数)的优势。在组织成份方面,他们应占三分之二左右,中农(包括老下中农和新老两部分上中农)只占也应占三分之一左右。在合作社的指导方针方面,必须实行贫农和中农的互利政策,不应当损害任何人的利益。要做到这一点,也必须建立贫农优势。在中农占优势的合作社里,总是会要排挤贫农和损害贫农的利益的。湖南省长沙县高山乡的经验,充分地告诉我们:建立贫农优势和由此去巩固地团结中农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以及如果不这样做,它的危险又会怎么样。本文作者完全懂得党的路线。做法也很对,先去完成紧急的增产任务,后去建立贫农的优势领导。结果,贫农扬眉吐气,中农也心悦诚服。本文作者还告诉我们一件大事,就是一个情况混乱的合作社,究竟是将它解散好呢?还是加以整顿,使它由混乱走到健康好呢?这样的合作社,整顿巩固是不是可能的呢?本文作者很有说服力地告诉我们,不应当去解散那些“三等社”,而应当去做整顿工作。经过工作,三等社是完全可以变为一等社的。这种经验,全国各地已经不少,不止是长沙县高山乡一处。
  (《长沙县高山乡武塘农业生产合作社是怎样从中农占优势转变为贫农占优势的》一文按语)

十四

  这里所说的问题,有普遍的意义。中农是必须团结的,不团结中农是错误的。但是工人阶级和共产党,在农村中,依靠什么人去团结中农,实现整个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呢?当然只有贫农。在过去向地主作斗争、实行土地改革的时候是这样,在现在向富农和其他资本主义因素作斗争实行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时候,也是这样。在两个革命时期,中农在开始阶段都是动摇的。等到看清了大势,革命将要胜利的时候,中农才会参加到革命方面来。贫农必须向中农做工作,把中农团结到自己方面来,使革命一天一天地扩大,直到取得最后的胜利。现在的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社务管理委员会,如同过去的农民协会一样,必须吸引老下中农和一部分觉悟较高的和有代表性的新老上中农参加,但是人数不可太多,以占三分之一左右为适宜。贫农(包括现在的贫农和原来是贫农的新下中农)委员的人数应当占到三分之二左右。社的主要领导干部,除了老下中农和若干觉悟很高、确实公道能干的新老上中农仍然可充当以外,一般应当由贫农(再说一遍,包括现在的贫农和原来是贫农的全部新下中农)来充当。我们对于福建省福安县贫农领导的合作社和中农领导的合作社对社会主义事业表示不同的态度这样一种情况,不应当看作是个别的现象,它是具有普遍意义的。
  (《福安县发生“中农社”和“贫农社”的教训》一文按语)

十五

  这个材料有用,值得普遍注意。这个材料描绘了农村中各个阶层的动态。贫农对于合作化最积极。许多中农要“再看一看”,他们爱“在外边松快”,他们主要地是要看合作社对于他们的生产资料入社是否使他们不吃亏,他们是可以这样也可以那样的。许多富裕中农对于合作化有很大的抵触情绪;其中态度最坏的,在那里变卖生产资料,抽逃资金,组织假合作社,个别的甚至勾结地主富农做坏事。我们希望各地从事农村工作的同志们都注意观察和分析自己那里的各个阶层的动态,以便采取适合情况的政策。这个材料提到了注意合作社忽视互助组的错误倾向,提出了统筹兼顾的意见,这是正确的。“互助合作网”的办法是好的,就是要社、组兼顾,合作社要真正帮助互助组和单干户解决他们的当前生产的困难问题。贫农基金必须迅速发下去。现在还没有加入合作社的贫农,要告诉他们,他们什么时候入社,什么时候就可以取得这笔基金。
  (《新情况和新问题》一文按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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