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定地相信群众的大多数*

坚定地相信群众的大多数*

(一九五七年十月十三日)

  现在整风找出了一种形式,就是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这是群众创造的一种新形式,跟我们党历史上采取过的形式是有区别的。延安那一次整风,也出了一点大字报,但是那个时候我们没有提倡。后来“三查三整”,也没有采取这种形式。在革命战争时期,没有人给我们发饷,没有制造枪炮的工厂,我们的党和军队就是依靠战士,依靠当地人民,依靠群众。所以,长期以来,形成了一种民主作风。但是,那个时候,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这是什么理由?就是那个时候金鼓齐鸣,在打仗,阶级斗争那么尖锐,如果内部这么大闹,那就不好了。现在不同了,战争结束了,全国除台湾省外都解放了。所以,就出现了这种新形式。新的革命内容,它要找到新的形式。现在的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是为了建设社会主义国家,它找到了这种新形式。这种形式,可以很快普及,很快学会,几个月就可以学会。
  对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主要有两怕:一个是怕乱。你们怕不怕乱?我看有许多人是怕乱的。还有一个是怕下不得台。当工厂厂长的,当合作社主任的,当学校校长的,当党委书记的,怕一放出来,火一烧,怎么下台呀?现在容易说通了,在五月间那个时候,就很不容易说服人。北京三十四个大专院校,开了很多会才放开。为什么可以不怕?为什么放有利?大鸣大放有利,还是小鸣小放有利?或者不鸣不放有利?不鸣不放是不利的,小鸣小放不能解决问题,还是要大鸣大放。大鸣大放,一不会乱,二不会下不得台。当然,个别的人除外,比如丁玲,她就下不得台。还有冯雪峰,他在那里放火,目的是要烧共产党,就下不得台。那是少数人,是右派。其他的人就不要怕下不得台,可以下台的。无非是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之类的毛病,有则改之,不应当怕。基础就是要相信群众的大多数,相信人民中间的大多数是好人。工人的大多数是好人,农民的大多数是好人。共产党里,青年团里,大多数是好人。他们不是想要把我们国家搞乱。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资本家、民主党派成员的多数,是可以改造的。所以我们不要怕乱,不会乱,乱不了。应当相信多数,这里所谓多数,是不是百分之五十一呢?不是的,是百分之九十到百分之九十八。
  社会主义革命对我们都是新的。我们过去只搞过民主革命,那是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不破坏个体所有制,不破坏民族资本主义所有制,只破坏帝国主义所有制,封建主义所有制,官僚资本主义所有制。所以,有许多人,民主革命这一关可以过来。这里头,有些人对彻底的民主革命就不热心,是勉强过来的;有些人对彻底的民主革命是肯干的,这一关过来了。现在是过社会主义的关,有些人就难过。比如,湖北有那么一个雇农出身的党员,他家是三代要饭,解放后翻身了,发家了,当了区一级干部。这回他非常不满意社会主义,非常不赞成合作化,要搞“自由”,反对统购统销。现在开了他的展览会,进行阶级教育,他痛哭流涕,表示愿意改正错误。为什么社会主义这个关难过呢?因为这一关是要破资本主义所有制,使它变为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要破个体所有制,使它变为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当然,这个斗争要搞很多年的,究竟多长时间叫过渡时期,现在也还很难定。今年是斗争的一个洪峰。以后是不是年年要来一个洪峰?象每年黄河的洪峰要来一样,我看恐怕不是那样。但是,这样的洪峰,以后也还会有的。
  现在,全国究竟有多少人不赞成社会主义?我和许多地方同志摸了这个底。在全国总人口中间,大概有百分之十的人,是不赞成或者反对社会主义的。这里包括地主阶级,富农,一部分富裕中农,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一部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一部分城市上层小资产阶级,甚至个别的工人、贫下中农。六亿人口的百分之十是多少呢?是六千万人。这个数目不小,不要把它看小了。
  我们说要坚定地相信群众的大多数,有两个出发点:第一,我们有百分之九十的人赞成社会主义。这里包括无产阶级,农村里头半无产阶级的贫农,下中农,还有上层小资产阶级的多数,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多数,以及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第二,在不赞成或者反对社会主义的人里边,最顽固的分子,包括极右派,反革命,搞破坏的,还有不搞破坏但很顽固的,可能要带着顽固头脑到棺材里面去的,这样的人有多少呢?大概只有百分之二左右。全国人口的百分之二是多少呢?就是一千二百万。一千二百万人,如果集合起来,手里拿了枪,那是个很大的军队。但是,为什么天下又不会大乱呢?因为他们是分散在这个合作社,那个合作社;这个农村,那个农村;这个工厂,那个工厂;这个学校,那个学校;这个共产党支部,那个共产党支部;这个青年团支部,那个青年团支部;这个民主党派的支部,那个民主党派的支部;是分散在各处,不能集合,所以天下不会大乱。
  社会主义革命是在一个什么范围内的革命,是一些什么阶级之间的斗争呢?就是无产阶级领导劳动人民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我国无产阶级数目比较小,但是它有广大的同盟军,最主要的就是农村里头的贫农、下中农,他们占农村人口的百分之七十或者还要多一点。富裕中农大约占农村人口的百分之二十。现在的富裕中农大体分三部分:赞成合作化的,占百分之四十;动摇的,占百分之四十;反对的,占百分之二十。这几年来,经过教育改造,地主、富农也有分化,现在也有不完全反对社会主义的。对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也要加以分析,不要以为他们都是反对社会主义的,事实不是那样。在全国总人口中,赞成社会主义的,有百分之九十。我们要相信这个多数。经过工作,经过大辩论,还可能争取百分之八,就变成百分之九十八。坚决反社会主义的死硬派,只有百分之二。当然,要注意,刚才邓小平同志讲了,它还是一个很大的力量。
  富农是农村的资产阶级,他们在农村说话没有什么人听。地主的名声更臭。买办资产阶级早就臭了。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农村的上层小资产阶级(富裕中农),城市的上层小资产阶级(一些比较富裕的小业主)和他们的知识分子,这些人就有些影响了。特别是这个知识分子吃得开,那一样都缺不了他。办学校要有大学教授、中小学教员,办报纸要有新闻记者,唱戏要有演员,搞建设要有科学家、工程师、技术人员。现在知识分子有五百万人,资本家有七十万人,加在一起,约计六百万人,五口之家,五六就是三千万人。资产阶级和他们的知识分子是比较最有文化的,最有技术的。右派翘尾巴也在这里。罗隆基不是讲过吗,无产阶级的小知识分子就领导不了他这个小资产阶级的大知识分子。他不说他是资产阶级,一定要说他是小资产阶级,是小资产阶级的大知识分子。我看,不仅是无产阶级的小知识分子,就是大字不认得几个的工人、农民,也比他罗隆基高明得多。
  资产阶级和他们的知识分子,上层小资产阶级和他们的知识分子,他们里头的右派和中间派,对于共产党、无产阶级的领导是不服气的。讲拥护共产党,拥护宪法,那也是拥护的,手也是举的,但是心里是不那么服气的。这里头就要分别了,右派是对抗的,中间派是半服半不服的。不是有人讲共产党这样也不能领导,那样也不能领导吗?不仅右派有这个思想,中间派有些人也有。总而言之,照他们的说法,差不多就完了,共产党非搬到外国不可,无产阶级非上别的星球不可。因为你这样也不行,那样也不行嘛!无论讲那一行,右派都说你不行。这一次辩论的主要目的,就是争取半服半不服的中间派,使他们懂得这个社会发展规律究竟是一件什么事,还是要听文化不高的无产阶级的话,在农村里头要听贫农、下中农的话。讲文化,无产阶级、贫农、下中农不如他们,但是讲革命,就是无产阶级、贫农、下中农行。这可不可以说服多数人?可以说服多数人。资产阶级的多数,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多数,上层小资产阶级的多数,是可以说服的。大学教授、中小学教员、艺术家、文学家、科学家、工程师中的多数,是可以说服的。不大服气的,过若干年,慢慢就会服气了。
  在多数人拥护社会主义这个基础上,在现在这个时候,出现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这种形式,很有益处。这种形式是没有阶级性的。什么大鸣、大放、大字报,右派也可以搞。感谢右派,“大”字是他们发明的。我在今年二月二十七日的讲话中, 并没有讲什么大鸣, 大放,大辩论,没有这个“大”字。去年五月,我们在这里开会讲百花齐放,那是一个“放”,百家争鸣,那是一个“鸣”,就没有这个“大”字,并且是限于文学艺术上的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的百家争鸣。后来右派要涉及政治,就是什么问题都要鸣放,叫作鸣放时期,而且要搞大鸣大放。可见,这个口号无产阶级可以用,资产阶级也可以用,左派可以用,中间派可以用,右派也可以用。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究竟对那个阶级有利?归根结底,对无产阶级有利,对资产阶级右派不利。原因是,百分之九十的人不愿意国家乱,而愿意建成社会主义,百分之十不赞成或者反对社会主义的人中间,有许多人是动摇的,至于坚决反社会主义的分子,只有百分之二。你乱得了呀?所以,大鸣大放的口号,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方式和方法,归根结底有利于多数人,有利于多数人的自我改造。两条道路,一条社会主义,一条资本主义,归根结底有利于社会主义。
  我们不要怕乱,也不要怕下不得台。右派是下不了台的,但也还是可以下台。按照辩证法,我看右派会一分为二。可能有相当多的右派分子,大势所趋,他们想通了,转好了,比较老实,比较不十分顽固了,那个时候把帽子一摘,就不要叫右派了,并且还要安排工作。少数极顽固的,可能死不改悔,戴着右派帽子进棺材,那也没有什么了不起,这样的人总是会有的。
  右派这么闹一下,使我们摸了一个底:一方面,赞成社会主义的,是百分之九十,可能争取到百分之九十八;另一方面,不赞成或者反对社会主义的,是百分之十,其中坚决反社会主义的死硬派只有百分之二。摸了这样的底,就心中有数了。在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下,在多数人拥护社会主义的基础上,用我们这个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办法,可以避免匈牙利那样的事件,也可以避免现在波兰发生的那样的事件。我们不需要象波兰那样封一个刊物,我们只要党报发一两篇社论就行了。对文汇报,我们写了两篇社论批评它,头一篇不彻底,没有讲透问题,再发第二篇社论,它就自己改。新民报也是它自己改。在波兰就不行,他们那里反革命的问题没有解决,右派的问题没有解决,走那条道路的问题没有解决,又不抓对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所以封一个刊物就惹起事来了。我看中国的事情好办,我是从来不悲观的。我不是说过,乱不了,不怕乱吗?乱子可以变成好事。凡是放得彻底的地方,鬼叫一个时候,大乱一阵,事情就更好办了。
  我国解放以前只有四百万产业工人,现在是一千二百万工人。工人阶级人数虽然少,但只有这个阶级有前途,其他的阶级都是过渡的阶级,都要过渡到工人阶级那方面去。农民头一步过渡到集体化的农民,第二步要变为国营农场的工人。资产阶级要灭掉。不是讲把人灭掉,是把这个阶级灭掉,人要改造。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要改造,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也要改造,可以逐步地改造过来,改造成无产阶级知识分子。我讲过,“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知识分子如果不附在无产阶级身上,就有作“梁上君子”的危险。现在许多人进了工会,有人说进了工会岂不就变成工人阶级了吗?不。有的人进了共产党,他还反共,丁玲、冯雪峰不就是共产党员反共吗?进了工会不等于就是工人阶级,还要有一个改造过程。现在民主党派的成员、大学教授、文学家、作家,他们没有工人朋友,没有农民朋友,这是一个很大的缺点。比如费孝通,他找了二百多个高级知识分子朋友,北京、上海、成都、武汉、无锡等地都有。他在那个圈子里头出不来,还有意识地组织这些人,代表这些人大鸣大放。他吃亏就在这个地方。我说,你可不可以改一改呀?不要搞那二百个,要到工人、农民里头去另找二百个。我看知识分子都要到工农群众中去找朋友,真正的朋友是在工人、农民那里。要找老工人做朋友。在农民中,不要轻易去找富裕中农做朋友,要找贫农、下中农做朋友。老工人辨别方向非常之清楚,贫农、下中农辨别方向非常之清楚。

责任编辑:总编室校对:总编室最后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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