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大同理想与中国梦

一、儒家大同理想是历代先进中国人不懈追求的社会理想

众所周知，在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中，古埃及、古巴比伦和古印度的文明发展都先后被中断，唯独中华文明绵延不绝、薪火相传。成就中华文明发展史上的这一壮丽奇观，不仅是由于中华文明本身有着勤劳、朴实、智慧、勇敢的内在精神特质，更是由于历代先进中国人有着为实现美好社会理想而长期不懈的目标追求。

儒家大同理想是古代先贤所设想的最美好的社会愿景，它是一个核心性的概念，在不同时代有不同的理想表达。大同理想的源头最早可以追溯到《诗经·魏风·硕鼠》篇中。“逝将去女，适彼乐土。……逝将去女，适彼乐国。……逝将去女，适彼乐郊。”这里的“乐土”、“乐国”、“乐郊”就是人们期望中的“理想国”。春秋末年，面对礼崩乐坏的社会现实，孔子提出“仁”的学说，多次表达了他所期望的理想社会图景：“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论语·季氏》)、“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论语·公冶长》)，等等。毫无疑问，这些思想构成了孔子大同理想的雏形。

对大同理想最为详尽、完整的描述是在《礼记·礼运》篇中。“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户外而不闭，是谓大同。”从这段文字描述中，可以看出儒家理想中的大同社会应该具有以下特征：一是天下为公，即天下是人民公有的，社会是为大众的而非为个人的，人人都要树立公德意识;二是选贤与能，即社会应把有道德、有才能之人选举出来，把社会治理的重任交给他们，使之为社会服务;三是讲信修睦，即社会讲信用，没有欺诈和偷盗，人与人之间能和睦相处;四是制度良好，社会上的老年人能得终养，壮年人有用武之地，幼童能得到抚育，鳏寡孤独废疾者都能获得充分的社会保障。

在随后的历史演进中，儒家大同理想就一直成为历代先进中国人努力追求的目标，同时也是人民群众进行反封建斗争、变革社会的有力思想武器。我们看到，在大同理想之光的指引下，深陷失望与绝境中的人们奋起抗争。东汉末年，张角领导的黄巾起义，宣传“天之有道，乐与人共之;地之有德，乐与人同之;中和有财，乐以养人”、“财物乃天地中和所有，以共养人也”(《太平经》)的思想;北宋初年，王小波、李顺起义，向农民宣告“吾疾贫富不均，今为汝辈均之”的“均贫富”口号;南宋钟相、杨幺起义，在群众中宣传鼓动“法分贵贱贫富，非善法也。我行法，当等贵贱，均贫富”;明末李自成起义，明确提出“均田免粮”、“平买平卖”、“公平交易”等口号。这些起义口号无不是继承了儒家的大同思想，集中反映了农民阶级要求在政治上平等、经济上平均的愿望与要求。

近代以来，伴随着西方列强的入侵，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面对着山河破碎、国家危亡的现实，儒家大同思想的美好愿景再次萦绕在中国人心头，无数仁人志士为之披肝沥胆，赴汤蹈火，奋斗不息。维新派代表人物康有为在儒家大同说的基础上，又综合了佛教和基督教的博爱、平等、自由等思想，设想出一个“大同世界”。革命先行者孙中山提出了“民生主义”大同理想说。

总起来看，中国古代的儒家大同理想囿于社会条件，加之自身理论的弱点，只能成为中华民族发展史上曾经追求过的乌托邦。康有为的大同学说，虽然将中国人对理想社会的憧憬和追求进一步完整化和现代化，但并没有提出要进行阶级斗争和社会革命。所以，他的大同理想只能是一种空想。孙中山的民生主义大同理想，主张改善民生，防止贫富严重对立，表现出一定的先进性和民主精神。但其民生主义大同思想是建构在其民生史观基础之上，主张用和平的方法来解决劳资矛盾，通过自上而下的行政手段来解决土地问题等，这同样注定了他的民生主义大同思想不具有实现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