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意识形态能力建设——理论和实践的双重呼唤（2）

2014年1月16日，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在京发布第33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3年12月底，我国网民人数达到6.18亿；互联网普及率为45.8%，较2012年底提升了3.7%；手机网民规模达5亿。而在第32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3年6月底，我国的微博用户数达3.31亿，较2012年底增长7.2%；网民中微博使用率达到了56.0%，较上年底增长1.3%……各项指标都远远超过世界平均水平，我国已经进入全面的信息化、网络化时代。微博、论坛、博客、微信等网络时代传播手段日新月异，颠覆了传统意识形态传播规律，打破了传统意识形态传播格局，再加上全球化趋势进一步强化，市场化意识全面渗透，社会意识多元、多样、多变的特征日益明显，正确的与错误的、先进的与落后的、主流的与边缘的思想观念相互交织，意识形态领域的噪音、杂音此起彼伏。近些年来，“去意识形态化”、“非意识形态化”等主张在思想理论界以至社会上产生了不小影响，有意或无意淡化意识形态，竟然成了一种比较普遍的社会现象。而对中国改革开放的评价，国际上一些人总结出一条“经验”，就是“去意识形态化”或“淡化意识形态”。国内也有人认为，改革开放的一条重要经验是“去意识形态化”，甚至把这说成是解放思想的动力。值得注意的是，虽然不少人都在讲“去意识形态化”、“非意识形态化”，并且在实际行动中也是这么做的。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带领全党进行了两次全党性、全国范围的坚决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以后，比较长的一个时期内，敢于在公开场合这么宣扬的人并不是很多，公开撰文宣扬的更少一些。直到近年，这些论调才开始多了起来，其中鼓吹“去意识形态化”最突出的代表人物就是招商局集团前董事长秦晓。为了推行自己的“去意识形态化”论调，秦晓竟然生拉硬扯地把邓小平称为“去意识形态化”的勇士。他说，回顾中国改革开放的30年，邓小平不仅是改革的总设计师，也是“去意识形态化”的勇士，比如他的“猫论”、“摸论”、“三个有利于”等。并称当今的中国“去意识形态化”依然是一个未竟之业。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理论界对意识形态的研究有一种越来越学术化的趋势以及不少领导干部对意识形态工作重视不够、思维僵化等一些现实原因，再加上历史虚无主义、全盘西化论等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再度沉渣泛起，并借助微博、论坛、网络新闻等迅猛发展的互联网载体大肆传播，西方的“意识形态虚假论”、“意识形态淡化论”、“意识形态终结论”和“消解主流意识形态论”等论调在中国社会抬头，“去意识形态化”、“非意识形态化”、“意识形态多元化”和“普世价值”论等论调对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形成巨大挑战。这些言论不仅误导了很多网民，也误导了不少领导干部，一些领导干部不仅接受了“去意识形态化”、“意识形态多元化”等论调，甚至在一些场合打着所谓解放思想的旗号公开宣扬这些论调，再加上个别领导干部好色、弄权、贪污等腐败问题的发生，尤其是一些领导干部在公开场合讲话道貌岸然、背地里却是贪污腐化，这种强烈对比在群众中造成很恶劣的影响，这也表明新时期对领导干部意识形态能力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笔者在已经完成的对2000多名领导干部的专题调研中也发现，不少领导干部存在片面强调经济建设、轻视意识形态能力建设的问题。一些领导干部对理想信念、意识形态的轻视、嘲弄可以用“三笑”来概括：听到马克思主义冷冷一笑，听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微微一笑，听到共产主义哈哈一笑。江苏南部的一位区委书记说：“意识形态工作很重要，意识形态能力建设也非常重要。但是上级对我们的考核主要是经济发展的指标，还有维稳、廉政等，我们要随着指挥棒转。更重要的是，如果上级没有强调要加强意识形态能力建设，我们主动去做了还会招来非议甚至压力，所以加强意识形态能力建设必须从上至下才最好，最好是中央大力倡导和强调！”山西东南部某县的一位县委常委、副县长告诉我，在片面强调“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现实中，现在干部中已经很少有人谈加强意识形态工作了，更别说意识形态能力建设了。“即使是开常委会，也大都是传达一下上级文件，很少主动去谈重视和加强意识形态工作。尤其是如果一把手书记不讲，其他常委都不会去谈意识形态工作，否则很可能被视为另类！”河南东部某市的市委常委、宣传部长也诉苦说：“一说到意识形态工作，很多人都认为是宣传部门的事情，和自己无关。一有意识形态方面的事情，书记、市长往往就是交给宣传部，其他部门几乎都不管。尤其是政府部门的一些行政机关更是不谈意识形态，认为自己抓好本部门的工作就行了。”这些地方干部的心里话凸显出领导干部如何切实加强意识形态能力建设，团结带领广大群众同心同德投身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事业，已经成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巩固执政基础的重中之重，成为党和国家必须积极面对和高度重视的重大现实问题。

二、国内外意识形态问题研究现状综述

虽然国内关于意识形态的理论研究成果不少，本书作为博士论文在2012年4月初开题时，仅在中国知网的人文与社科学术文献网络出版总库中以“意识形态”为关键词进行文献检索就有记录70000多条，不过标题或者主题为“意识形态”的论文只占一小部分。更重要的是，由于意识形态研究中理论和现实的结合存在一定的顾虑和难度，尤其是意识形态能力是个新概念，目前还没有明确的定义，所以国内外尚未见研究成果。除了本人的一些相关文章外，在中国知网的人文与社科学术文献网络出版总库中以“意识形态能力”为关键词进行文献检索仅有记录5条，并且没有一篇文献是真正写意识形态能力的，也没有人提出意识形态能力的概念。在中国知网的中国博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以“意识形态能力”为关键词进行文献检索，显示“找到 0 条结果”。这一切表明，意识形态能力是一个新的研究领域。

经过对现有著作、论文以及博士论文等查阅、整理、分析，国内与本书主题相关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于三个领域：

第一，主要集中在关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基础理论研究。这部分研究重点在于探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发展和主要内容，介绍分析国际著名意识形态研究专家的学说，着力于认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发展规律及其在当代的特点。如俞吾金教授在博士论文基础上出版的专著《意识形态论》系统介绍了意识形态概念的产生、发展，较为全面地阐发和论述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提出了“元批判”和“意识意识形态”等不少新见解。童世骏教授主编的《意识形态新论》介绍了西方主流意识形态思潮，并对当代中国意识形态发展的新矛盾、新问题作出了分析。由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侯惠勤教授主编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意识形态》，汇集了经典作家关于意识形态的论述，为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相关课题进行进一步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而由侯惠勤、姜迎春、吴波三人合著的《新中国意识形态史论》采用“总—分—总”的框架，导论和第一章主要是阐述意识形态研究的方法论问题，第二章至第五章分别研究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发展，第六章以后对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意识形态的发展进行了系统总结。全书通过对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变化过程的深入研究，探讨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发展规律，使我们可以更加清楚地把握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发展规律，从而为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未来发展提供方法论的启迪。全书以全面、辩证的视角研究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意识形态的发展过程、重大问题和经验教训，不仅填补了意识形态专题史研究上的空白，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我国意识形态研究的空白，在国内外意识形态研究史上都是一部重要著作，也是加强领导干部的意识形态能力建设的必读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