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意识形态能力建设——理论和实践的双重呼唤（3）

此外，聂立清的《我国当代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研究》、敖带芽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热问题与冷思考》、彭继红的《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工作研究(1949——2009)》、徐海波的《意识形态与大众文化》、郭明飞的《网络发展与我国意识形态安全》、张宏毅的《意识形态与美国对苏俄和中国的政策》、魏小萍的《探求马克思:<德意志意识形态>原文文本的解读与分析》、王晓升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郑永廷等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研究》、朱兆中的《中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纵论》、杨海英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创新研究》、张秀琴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当代阐释》、宋惠昌的《当代社会意识形态》、张秀琴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当代阐释》、李辽宁的《当代中国思想政治教育意识形态功能研究》、曹长盛等的《苏联演变进程中的意识形态研究》以及李向国和李晓红合著的《主流意识形态新论》等著作也在理论层面从不同角度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历史、现状和问题进行了梳理，并作出了分析与探讨，在理论上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当然，关于这方面的论文也数量不少，作者主要是社科院、党校和高校系统的专家学者。其中和本书主题有些相近的论文有侯惠勤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理论贡献及其当代价值》、《我国意识形态建设的第二次战略性飞跃》等，中共西安市委党校李清芳的《对提高执政党领导意识形态能力的几点思考》，中央党校戴焰军、李英田的《论意识形态工作对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作用》，吉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陈秉公的《论国家意识形态“高势位”建设的规律性──30年国家意识形态建设成功经验的理论解读》，湛江师范学院袁铎的《意识形态:弱化与强化——从思维方式的转变看邓小平对意识形态理论的创新》，中国人民大学吴恒的《牢固树立当代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权威——对主流意识形态的“泛化”、“淡化”、“儒化”的思考》等。主要是进行了理论上的梳理和归纳，大都理论和现实结合得不够。

关于这方面的博士论文有《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观研究》、《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功能研究》、《江泽民意识形态建设理论研究》、《苏共执政时期意识形态工作研究》、《全球化进程中的意识形态问题研究》、《论我国的意识形态安全》、《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及其演变》、《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与我国意识形态建设》、《互联网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研究》、《当代中国意识形态转型研究》、《利益关系变迁与意识形态创新》、《关于当代我国意识形态建设问题的若干思考》、《我国构建和谐社会进程中的意识形态建设研究》、《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研究》、《我国新时期意识形态建设研究》、《意识形态认同：新时期中国共产党社会整合的思想基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研究》等，大都是一般的理论性研究，着重于对文献的梳理，对实践的指导作用较弱。

第二，针对近年来我国意识形态领域出现的问题，包括西方的意识形态渗透以及社会上流行的错误思潮，一些学者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批判性研究。侯惠勤教授在2010年推出的专著《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批判与当代中国》是一部有厚度、有广度、有深度、有力度和有高度的学术专著，这部厚达787页、多达76万多字的意识形态领域扛鼎之作，不仅通过对马克思著作进行历史唯物主义解读体现出了其具有的厚重学术含量，而且通过纵观160多年的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和放眼90年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展现出宏大的历史视野，并通过对“普世价值”直指要害、一语中的地批判体现出其贯穿着辩证思维的“革命的批判”精神，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原则性、彻底性和战斗性。尤其是针对“意识形态”混乱的理解现状，对其进行了进一步的澄清，并对“意识形态虚假论”、“去意识形态化”、“意识形态淡化论”、“意识形终结论”和“消解主流意识形态论”等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与批判，回应了国内外对于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种种歪曲和责难。通过富有尖锐的现实性兼有高度的思辨性的研究主题、鲜明坚定的理论立场、条分缕析的逻辑论证和睿智闪光的话语表述，从理论和实践的统一、历史和逻辑的统一上，有理有据地回应了国内外一些人对于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种种歪曲和责难，通过对笼罩其上的层层迷雾的拨开，从根本上推倒了“非意识形态化”的所谓马克思学理根据，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党性原则、建构当代中国的富有活力的意识形态阵地提供理论支撑。

袁铎的《非意识形态化思潮研究》一书通过深入研究非意识形态化思潮的历史，全面梳理了非意识形态化思潮的演变历程；以苏东剧变的教训为参照，揭示了非意识形态化思潮的主要表现、特征、本质及其危害，反思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经验教训，把分析的视角深入到当代中国的实践语境中，说明了重建马克思主义话语权的重大意义及其路径选择，并得出了在当代中国进一步强化马克思主义的话语权既要有底线意识又要有创新意识的深刻结论。类似著作还有徐海波的《中国社会转型与意识形态问题》、王永贵等的《经济全球化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研究》、李培林等的《社会冲突与阶级意识——当代中国社会矛盾问题研究》等，在研究理论的同时对现实也有了一定的关注，但不够深入。

此外，围绕关于“去意识形态化”、“意识形态多元化”以及“普世价值”论的争论，也有多篇文章参与论战，一些学者也对“去意识形态化”的本质和危害进行了研究。最具代表性的是侯惠勤发表的《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批判与哲学变革》、《“普世价值”与核心价值观的反渗透》、《关于举旗问题的理论思考》、《当代中国信仰问题的出路是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中国共产党在意识形态建设理论上的创新》、《论资产阶级实行思想统治和价值渗透的方式》、《新中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的基本经验(上、下)》、《弱化与强化：意识形态的当代走向与马克思主义的话语权》、《意识形态的变革与话语权——再论马克思主义在当代的话语权》等一系列理论文章都产生了重大影响，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程恩富教授的《创新马克思主义思潮比较——当前多元思潮激荡下的马克思主义》、《中国模式是社会主义本质的中国实现形式》、《应对资本主义危机要超越新自由主义和凯恩斯主义》和教育部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发展研究中心杨河教授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成就改革开放伟大事业》、南京大学哲学系孙伯鍨教授的《以科学的理论态度研究“当代性”问题》、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郭建宁教授的《关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几点思考》和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金民卿研究员的《意识形态虚假性及其超越》、《切实把握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基本内涵和特征》等论文也从不同侧面进行了研究。如中共云南省楚雄州委党校李志昌在求是理论网发表《评“去意识形态化”》指出，“去意识形态化”是对待意识形态的另一种极端态度，也是一种不科学的主张。必须看到，现在社会生活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如理想信念淡化、价值观扭曲、道德滑坡、诚信缺失、消极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等等问题，原因固然很多，但“去意识形态化”这种主张的影响是很大、最重要的。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王岩和茅晓嵩的《“意识形态终结论”批判与我国意识形态安全》以及江西景德镇市委党校张树林、江敏的《我国意识形态面临的挑战及应对之策》等论文也展开了一定层面的探讨，对我的进一步研究有一定的启发和帮助。而关于“普世价值”论、历史虚无主义和资产阶级自由化等问题，除了有李慎明、侯惠勤、李崇富、梁柱、梅宁华、辛向阳等专家进行过论述外，近年来由于某些原因，目前理论界对这些问题的关注比较少，有影响力的好文章也比较少。

关于这方面的博士论文有《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批判》、《网络时代执政党意识形态危机及对策研究》、《当前我国主流意识形态认同问题研究》、《国家意识形态安全与大学生政治价值观教育研究》、《意识形态与近代中国社会变革》等，总体上数量较少，大都是对前人研究的梳理或再总结，理论创新不够，实践性较弱。

以上两部分研究的共同的特点是，大都偏重学理研究，缺少个案分析和对具体情况的深入调研，难以得出具有可操作性的切实可行的具体措施。

第三，中央及地方各级领导干部也有对意识形态进行的相关研究。虽然历届中央领导集体一直重视，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都有过重要论述，习近平、刘云山等中央领导同志也强调过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性，但是在很长一个时期内并没有引起应有的重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刘云山的《中国文化安全和意识形态安全面临新挑战》，现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原江西省委书记苏荣的《掌握宣传思想工作的主动权》，湖北省委书记李鸿忠的《奋力推进湖北由文化大省向文化强省的跨越》，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李慎明的《坚持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苏联意识形态工作的教训》、《苏联亡党亡国反思:“公开性”与指导思想“多元化”》，广州军区政治部主任郑卫平的《妥善应对意识形态领域的挑战》和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党组书记、副局长蒋建国的《确保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等是其中的代表文章，并且产生过较大反响。这部分研究实践性强，对我国意识形态领域存在的问题、面临的挑战等进行了深入分析，并提出了一些对策建议。但总体上看仍然是数量有限，系统研究和微观研究仍显不足。

而国外的相关著作和论文更多是意识形态的学术性研究，和中国联系的不多。并且，这类研究结合现实的研究非常少，而关于意识形态能力的研究可以说是空白。相近的著作主要有卡尔•曼海姆的《意识形态与乌托邦》、大卫•麦克里兰的《意识形态》、利昂•P•巴拉达特的《意识形态起源和影响(第10版)》、丹尼尔•贝尔的《意识形态的终结》、谢•卡拉－穆尔扎的《论意识操纵》、约翰•B•汤普森的《意识形态与现代文化》、克拉姆尼克等的《意识形态的时代》和罗伯特·鲍柯克、肯尼思·汤普森的《宗教与意识形态》等。这些著作基本都是意识形态的学术性研究，对意识形态的理论研究有一定帮助，但这些著作不仅和中国联系的不多，而且和现实联系的也不紧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