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意识形态理论的起源、波折和演变

核心提示:从培根、洛克、孔狄亚克到特拉西,再到黑格尔、费尔巴哈、鲍威尔,意识形态的概念从无到有,并发展成为近代西方哲学中一个重要概念。

虽然经过曲折的发展历程,并且有人故意概念化、神秘化意识形态这个词汇,也有人故意丑化、妖魔化意识形态这个词汇,更有人故意将意识形态非政治化以迷惑更多的人。但无论披着怎样的学术外衣或者政治武装,意识形态研究的本质是统治意识和话语霸权却是不可否认,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意识形态的笼罩之中。因此,我们今天研究意识形态,仍然应该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从梳理意识形态的基本概念以及相关的研究成果入手,以意识形态的概念、意识形态的功能、意识形态的本质等问题为中心,在梳理意识形态理论的起源和演变历程中认识其本质。

一、“意识形态”概念的起源和提出

“意识形态”(ideology)是由希腊语中的术语“理念”(eidos)和“逻各斯”(logos)合成的一个新词,前者的含义为观念或思想、后者的含义为学说,其法文为Idéologie、英文为ideology、德文为Ideologie,在被翻译成汉语时一般译为“意识形态”、“观念形态”或“思想体系”。ideology意为“观念论”或“观念的科学”,通常被定义为“观念的科学”,是由特拉西在法国大革命时期首次提出。虽然还有一些争议,但特拉西最早创造出“意识形态”的概念的说法是目前被学术界广为认可的,只不过对于特拉西最早是在那一年提出“意识形态”的概念,学术界尚无定论。澳大利亚国立大学高等研究所资深研究员、英国卡迪夫(Cardiff)威尔斯大学政治理论教授安德鲁·文森特在《现代政治意识形态》一书中研究指出:“‘意识形态’一词首先由特拉西于1796年和1798年间在他向巴黎法兰西研究院分期宣读的题为《关于思维能力的备忘录》的论文中提出来的。他的一本名为《意识形态原理》(1810-1815)的著作随后出版。”[1]而英国学者、思想家大卫·麦克里兰对于特拉西首创“意识形态”一词不持异议,却断言这个术语“出现于1797年”。[2]但无论具体是1796年、1798年还是1797年,“意识形态”这一概念的提出,标志着人类认知自身和世界的一次重大飞跃,是认识论发展史上的一场革命,不仅对当时的法国启蒙运动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更对世界政治、经济、社会的发展凸显出来越来越重要的意义。

(一)“意识形态”概念创立之前的意识形态

其实,在特拉西创造出“意识形态”这一概念之前,人类早已经生活在意识形态的笼罩之中,只不过用别的词汇来称呼罢了。在东方,无论是春秋战国时期各国知识分子中不同学派的涌现及各流派争芳斗艳的百家争鸣、西汉董仲舒提出并被汉武帝采纳和在全国推行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还是魏晋隋唐时期的佛教、道教、儒教三个教派相互影响、相互融合的三教合一,以及宋明理学为代表的、占主导地位的儒家哲学思想体系的复兴,再到从清朝初期倡导“经道合一”思想到康熙后期向“以经代道”的儒学思想转变,都有着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

在西方,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古希腊最伟大的哲学家、思想家之一柏拉图曾经提出的“理念世界”以及“洞穴比喻”,还是英国著名哲学家、文学家、思想家弗朗西斯·培根在其1620年出版的、著名的《新工具》一书中中提出的包含“种族假相”、“洞穴假相”、“市场假相”、“剧场假相”在内的“四假相”学说,或者,欧洲大陆唯理论的创始人、法国思想家笛卡尔提出的“普遍怀疑”主张:“要想追求真理,我们必须在一生中尽可能地把所有的事物都来怀疑一次,凡可怀疑的,我们也都应当认为是虚妄的。”[3]或者17世纪英国“光荣革命”时期著名的唯物主义哲学家、经济学家、经验主义的开创人、第一个全面阐述宪政民主思想的大思想家约翰•洛克所批判的“四种错误的尺度”[4]、提出的关于“自然状态”、“社会契约”和“三权分立”的社会政治理论,以及18世纪法国哲学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著名哲学家、思想家孔狄亚克从彻底的感觉主义立场出发对“天赋观念说”所进行的激烈批判等,甚至还有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关于自由、平等、天赋人权、主权在民、法治的思想以及德国哲学家康德的批判哲学思想、德国国家主义的理论奠基者费希特的思辨哲学等等,都成为意识形态概念的催化剂,使人们对意识形态问题的探索和思考一步步发展,最终推动了“意识形态”概念从猜想、雏形到诞生。尤其是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宣扬的“我们这个时代特别可以称之为批判的时代,所有的东西都无法逃避批判……因为理性只尊重那些经得起自由的、公开检查的东西。”[5]把批判的矛头对准了神学、法学、伦理学等多门学科中旧形而上学的传统偏见和谬误,使批判精神称为时代的旗帜,并开创了一个批判的时代。而特拉西创造出“意识形态”概念并提出意识形态的学说就是受此影响,他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创立一门基础性的哲学理论——“观念学”,他最具影响力的作品——《意识形态的要素》一书有着明显的教育方面的目的,也体现出他为之付出的努力,奠定了其在意识形态研究领域极其重要的奠基者、开拓者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