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毛泽东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推向历史新高度

作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革命家、理论家、战略家、思想家、政治家，毛泽东始终坚持不断发展、完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推向了一个历史新高度，其巨大贡献不仅可以和恩格斯、列宁相媲美，而且在不少方面已经超越了他们。他一直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实际相结合，强调要在意识形态领域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强调要在意识形态建设中不断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在对非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斗争中加要坚持原则又要讲求方法，要求每一位党的领导干部都要认真学习、真正运用好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要求一定要努力培养一大批优秀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家。并且，从参加革命的第一天起，毛泽东就不断结合当时中国社会的实际深入学习、研究、发展、完善马克思主义理论，不仅成为中国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家、思想家，更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能力建设的思想奠基者、积极提倡者和大力推进者，其意识形态理论的发展过程就是改革开放前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理论发展史的缩影，其绝大部分观点和思想对今天仍有重要的指导和启示意义。

一、毛泽东反对教条主义和最早提出、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作为一种科学的、先进的、革命的、实践的、应用的理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历程注定了是一个不断丰富、发展、完善的过程，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夺取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同样也还是如此。从在“五四运动”前后接触、学习和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俄国十月革命的思想到1920年11月在湖南长沙创建共产主义小组，从参加党的一大到成为全党领袖并带领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建立社会主义的新中国，毛泽东是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一位卓越的理论家、思想家、政治家。正是在他的倡导、坚持和影响下，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传播和发展的过程虽然经历了曲折，但总体上一直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原则，并逐步发展、孕育和诞生了符合中国具体国情、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两次历史性飞跃，不仅诞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大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而且改写了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历史。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作为一个重大理论命题，不仅彻底改写了中国历史，也是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人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巨大贡献。

（一）毛泽东选择并一直坚信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

毛泽东真正开始接触、学习和信仰马克思主义，很大程度上受李大钊、陈独秀等中国早期领导人的影响。但真正走上革命道路以后，他不迷信任何个人和本本，注重活学活用马克思主义，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毛泽东文集》第一卷的开篇之作《在新民学会长沙会员大会上的发言》是标志着毛泽东真正选择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道路的代表性著作之一，是他在 1921年1月1日、2日召开的新民学会长沙学员新年大会的两次发言。28岁的毛泽东在1月1日的第一次发言中就指出，梁启超等人主张的改良只是一种补缀办法，要真正解决中国的社会问题就必须走陈独秀等人主张的大规模改造的道路。他赞成用俄国式的革命道路，并指出这是“诸路皆走不通了新发明的一条路”[1]。在1月2日的第二次发言中，他又比较了社会民主主义、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等世界上解决社会问题的主要方法，认为“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即所谓劳农主义，用阶级专政的方法，是可以预计效果的，故最宜采用。”[2]而他所指的这种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就是指列宁主义，这是他心目中的真正的革命道路，也是他此后多年一直坚持的道路。

不久之后的1921年6月，毛泽东接到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通知，和何叔衡一起前往上海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他在大会期间主要负责记录工作，在倾听和记录其他代表的发言时也进一步提高了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回到长沙后，他就积极筹建湖南的党组织。经过几个月的努力，1921年10月10日，中共湖南支部正式成立，这是国内诞生的第一个中共省级支部，毛泽东当选为书记。党支部成立后，毛泽东就紧锣密鼓而又保质保量地开始发展党员、建立党的基层组织，并学习和借鉴十月革命的经验、教训，开始着手发动工人阶级起来开展罢工等革命斗争。

毛泽东不仅一直特别重视农民问题，也非常重视组织和领导工人阶级投身革命斗争。在他的努力下，时间到了1921年底，以安源为中心，湖南的工人运动已经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11月中旬，就像那幅曾一度在中国家喻户晓并被制作成邮票的著名油画作品《毛主席去安源》所描绘的那样，身着长衫的毛泽东带着一把红漆的雨伞来到安源，这位像一位教书先生一样的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主任、中共湖南支部书记没有嫌弃工人的脏乱臭，而是很快就直接来到了环境恶劣的采煤掌子面进行调研。得知一个个赤身裸体、面黄肌瘦的煤矿工人每天至少工作12个小时，却只能拿到仅仅只能够吃点猪狗食的8个毫子的工钱，并且还要经常挨洋人、工头的鞭打，他抚摸着工人们油渣一样的破被子、品尝着发霉的米饭，更加坚定了要把工友们团结起来进行斗争的决心。

毛泽东和工人们一起吃住、促膝谈心，在工人中间传播马克思主义，并发展党员、培养骨干，用年轻而真诚的心点燃了安源工人心中的革命烈火。他不久之后返回长沙，把《劳工周刊》、《工人周刊》等多种进步报刊寄到了安源，开始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力量鼓舞工人们起来斗争。从1921年9月至1930年9月，毛泽东八次亲自来到安源，为开创和领导路矿工人运动作出了重要贡献，被誉为安源工人运动乃至中国工人运动的开拓者。

1921年11月21日，毛泽东就在《劳工周刊》湖南劳工会周年纪念特刊号上刊文《所希望于劳工会的》指出，一切东西都是神圣的劳工作出来的。劳动组合的目的不仅是要团结劳动者以罢工的手段取得优益的工资和缩短工作时间，更重要的是要养成阶级的自觉，通过全阶级的大团结来谋求全阶级的根本利益。同时进一步指出：“工会是工人组织的，所以工人应该自己养活工会，更进则准备罢工基金和选举基金”[3]。第一步要办到凡入会的工人每人必出至低限度的月捐，少至一个铜元都可，就是会费；第二步办到自己养活工会。这表明他从一开始就非常重视工会运动，重视广大劳动者的团结。并在最后大声呼吁：“劳工神圣!”“劳动者获得罢工权利!”“不劳动的不得食!”“各尽所能，各取所值!”“全世界都是劳动者的!”“全世界劳动者团结起来!!”从这些口号可以想象出当年的毛泽东是如何意气风发、斗志昂扬，更体现出其对劳动者的高度尊重、深厚感情和胸怀全世界的革命胸怀，表明其对中国工人运动的未来充满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