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苏共亡党的意识形态教训及时代警示（2）

曾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宣传鼓动部部长的雅科夫列夫是苏共掌管意识形态工作的关键人物，也是戈尔巴乔夫的“密友”和“军师”，然而他不仅不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反而对资本主义赞不绝口，实际上就是一个隐藏在苏共内部的反共反社会主义分子。1967年通过博士论文答辩时，雅科夫列夫是研究美国对外政策理论发展史，他的许多西化倾向很明显的观点都表现出与官方见解相异之处，但后来仍被委以重任。不仅在1965年就出任了苏共中央宣传鼓动部副部长，还在1969年成为代理部长，一直代理到1973年因为政治问题被解除了党内职务。1985年，他竟然被戈尔巴乔夫正式任命为苏共中央宣传鼓动部部长，并很快又在1986年当选为苏共中央委员和中央书记处书记，一步步成为苏共中央主管意识形态工作的最高领导和最主要人物。在戈尔巴乔夫的帮助下，雅科夫列夫在1987年年初当选苏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同年6月又紧接着当选为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在1988年6月召开的苏共第19次党代表会议上，雅科夫列夫被任命为新成立的公开性委员会主席，成为苏共亡党的重要推手。但从1990年冬季起，随着形势的发展变化，原形毕露的雅科夫列夫不仅在1991年8月公开宣布退出苏共，而且支持叶利钦，同在1991年年初辞职的苏联外交部长爱德华·谢瓦尔德纳泽等人组建新的社会政治组织“民主改革运动”公开反共。雅科夫列夫后来在其代表作《一杯苦酒》中也再次暴露出了其本来面目，他对资本主义赞不绝口、顶礼膜拜，认为“资本主义带来了实用主义的伦理。在资本主义的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中体现了崇高的理想主义，它依据的是清醒的、脚踏实地的现实考虑”[15]。

戈尔巴乔夫的“小校友”、毕业于莫斯科大学经济系的、具有博士学位的叶戈尔•盖达尔崇尚资本主义制度，早在1986年就和一伙意气相投的经济学研究人员在列宁格勒郊外组织了一次经济学研讨会，这群完全接受西方政治经济理论的年轻学者形成了一个政治团体——青年改革派。盖达尔则干脆被称为“芝加哥小男孩”、“完全美国化了的专家”、“市场改革派核心人物”，他所代表的一批青年学者的理论主张，一是经济市场化，二是政治民主化。他们心目中的市场化就是建立西方国家的市场经济制度，民主化就是资本主义政治制度。而美国经济学家研究了这些年轻“改革者”们的主张后发现，他们全盘接受和顶礼膜拜的不过是19世纪最简单、最天真的自由主义观点。而就是这样一个极度崇拜西方资本主义的盖达尔竟然在1991年到1992年期间担任了俄罗斯第一副总理和经济部长，并在1992年6月出任俄代总理，他大力推行的被称为所谓“休克疗法”的激进式经济改革，不仅导致使俄罗斯的GDP减少了将近一半，人民生活水平更是可以用“一落千丈”来形容。

苏共错用、重用的一批非马克思主义者和政治上的投机钻营之徒、野心家、阴谋家作为党的领导干部尤其是高级领导干部，等于自己培养了自己的掘墓人，颠覆了苏共的根基。而且这些人的言行不仅影响恶劣，更导致大批党员思想混乱、信仰迷失，对党的前途失去信心甚至背叛党，导致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急剧下降并最终为人民所抛弃。作为迄今为止社会主义在世界上存在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苏联的执政党，苏共的干部队伍内竟有那么多的人主张走资本主义道路，实在令人震惊，这也证明是苏共领导干部阶层背离人民并葬送了自己的党和国家。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主任、原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副书记、副院长李慎明带领的“苏共亡党的历史教训研究”课题组经过多年深入调研、分析后认为，苏联解体有着多种原因，但苏共的蜕化变质是根本的原因。几年来，“苏共亡党的历史教训研究”课题组经过认真分析、研究探讨，大家逐渐达成共识：苏共垮台、苏联剧变的根本原因不在于“斯大林模式”即苏联社会主义模式，而在于从赫鲁晓夫集团到戈尔巴乔夫集团逐渐脱离、背离乃至最终背叛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和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16]

苏共的教训警示我们，共产党领导人的信仰和德才对党的建设非常重要。如何保证党的各级领导权掌握在信仰坚定的党员手里，而不是掌握在投机分子和野心家、阴谋家手中，是关系党生死存亡的大事。值得警惕的是，当代中国一些干部、党员不下工夫读马克思主义的书、不真正坚信马克思主义理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在一些地方被淡化、边缘化已是不容否认的客观事实。并且，不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没有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信念，也没有为之献身的精神等危险现象在一部分领导干部身上同样存在，并且其中就包括一些高级领导干部。不仅一批省部级腐败高官敲响了警钟，更有党的个别主要领导同志在资产阶级自由化等问题上犯了严重错误。因此，我们不仅要高度重视党的思想理论工作和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学习，时刻注意坚定理想信念，大力加强纯洁性、先进性建设，而且要更加主动培养和选拔我们自己事业的代表人物尤其是领袖人物。必须坚持把最高领导权始终掌握在忠诚于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政党、国家和民族的人的手里，并始终高度重视培养年龄结构合理的一批又一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17]

（三）主管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干部“僵化”、“西化”

事实上，虽然苏共几乎一直由党内的第二号人物分管意识形态工作，但由于主管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干部“僵化”、“西化”，导致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领域死气沉沉或乌烟瘴气，尤其是戈尔巴乔夫时期苏共主管意识形态工作的高级领导干部雅科夫列夫、盖达尔等都思想“西化”非常严重，其中雅科夫列夫甚至是一个反共反社会主义分子，这些人掌权使得苏共在意识形态领域释放出了毁灭自身的魔鬼，导致了苏共在意识形态领域领导权、主导权、控制权丧失和全党、全国人民意识形态的混乱、迷失乃至有的人走向反动。

在斯大林时代，由于当时的复杂环境和特殊原因，主管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干部“僵化”现象比较突出，以思想“僵化”强硬著称的苏联20世纪40年代意识形态领导人日丹诺夫就是一个代表。20世纪50年代后期，随着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相继去世，苏共中央领导层多数对马列主义认识有限，理论素养不高。20世纪60年代前后，苏共的意识形态组织领导水平下降的情况更加明显。虽然形式上一直保留着党的第二把手主管意识形态工作的传统，但思想工作干部经常受到经济工作和干部工作领导干部的蔑视。社会思潮中对物质社会和生活享受的追求也排挤了理论的思考和思想的对话。到了勃列日涅夫时期，由于害怕出现赫鲁晓夫所谓“新闻改革”带来的混乱局面，苏共又摈弃了赫鲁晓夫的思想和做法，把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倒退到了在20世纪30年代的水平，把斯大林模式与社会主义等同起来。勃列日涅夫的思想又决定了主管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干部思想，使得苏联的新闻事业和舆论环境又恢复到了斯大林时代的“僵化”景况。在勃列日涅夫时期，苏共中央宣传鼓动部的负责人经常更换，相对频繁地变动苏共中央宣传鼓动部领导人说明勃列日涅夫、米哈伊尔·安德烈耶维奇·苏斯洛夫等苏共中央领导人极不满意中央宣传鼓动部部的工作又没有找到很合适的人选。“僵化”的管理模式导致了意识形态领域空话套话连篇累牍，形式主义愈演愈烈，使得在苏共对意识形态的高度控制和对新闻的严格管制的表面下暗流涌动，埋下了祸根。

戈尔巴乔夫时期，主管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干部以“西化”闻名。有着“芝加哥小男孩”、“完全美国化了的专家”等外号的盖达尔大学毕业后先后负责苏共中央最重要的理论刊物——《共产党员》杂志及苏共主要报纸《真理报》的经济部，是苏共意识形态机构中很有影响的人物。中央党刊、党报的高位使盖达尔成为苏共意识形态机构中有着呼风唤雨能力的重要人物，但由于他既没有任何生产和行政工作的经验，也没有对苏联经济社会生活的深刻了解，再加上不注重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只是把西方经济学教科书上的东西当作法宝，成为被公认的思想“西化”非常严重的人，其影响之恶劣可想而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