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苏共亡党的意识形态教训及时代警示（6）

从戈尔巴乔夫提出“民主化”、“公开性”的那一刻开始，苏共主管的意识形态的闸门其实就已经向反共、反苏势力打开了。戈尔巴乔夫1986年12月16日亲自打电话给被与世隔绝的“持不同政见者”运动的代表人物、在1975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安德烈·德米特里耶维奇·萨哈罗夫邀请他“回来干你的爱国主义工作吧”，以此为标志，到戈尔巴乔夫1989年6月29日亲自主持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出版曾被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宣布剥夺其苏联国籍并驱逐出境的另一名“持不同政见者”运动的代表人物亚历山大·伊萨耶维奇·索尔仁尼琴的以揭露十月革命以来所谓“非人的残暴统治”为主旨的头号禁书《古格拉群岛》，该书首次在苏联境内公开出版作为一个高潮，是非标准不清晰甚至错乱导致苏联的意识形态领域变得更加迷茫、无序、混乱甚至颠倒。放任意识形态多元化的直接后果就是导致各种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的反动思想甚嚣尘上，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苏联走向变异和崩溃。美国驻苏联大使马特洛夫这样回忆当时的情景说：“突然间，人们不再怕直抒胸臆了”[41]“似乎是一夜之间，每个人都开始对共产党的统治进行最毫不留情的抨击”[42]。更值得反思的是，“持不同政见者”的许多思想后来竟成了戈尔巴乔夫改革的主导思想，“持不同政见者”的民主化、公开性、多党制等早年被苏共坚决反对并严厉禁止的主张竟然都在戈尔巴乔夫时期得到了实现，许多“持不同政见者”竟然成为戈尔巴乔夫时期的政坛风云人物。

苏共二十八大之前的党纲和党章都明确规定，苏共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的党”，在全部活动中“遵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说”，马列主义在“精神生活中占统治地位”。而苏共二十八大通过的纲领却规定“苏联共产党坚决放弃政治上和意识形态上的垄断主义”，主动放弃了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这样一来，就为反共反社会主义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渗入打开了缺口。苏联社会的信仰危机这时也达到了高潮。[43]

    意识形态的多元化的另一个严重后果是导致了大量政治派别和政治组织的出现。戈尔巴乔夫主政前期，苏联社会非正式组织比较少，也没有形成完整的政治纲领。但从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与新思维》1987年秋发表后，非正式组织数量急剧增加，并且政治化色彩越来越浓厚，有的甚至成为批判社会主义和马列主义的先锋，直接向苏共的执政地位挑战。苏共二十八大前，仅全苏性的非正式政治组织就有16个，每个组织都有政治纲领。其中，有5个组织的目标是推翻苏共，6个组织的目标是建立西方议会制政体，2个组织的目标是恢复沙皇君主体制，1个组织的目标是恢复斯大林体制，1个组织的目标是建立非意识形态社会，1个组织主张苏联解体。在这些非正式政治组织的活动中，一个明显的特点是，许多知识分子的政治化和非理性化极大地加剧了社会动荡。[44]

马克思主义在苏联社会意识形态领域里主导地位丧失带来的沉痛教训再次告诫我们：社会的舆论阵地，无产阶级不去占领，资产阶级就必然会去占领；科学的、革命的、先进的思想在社会生活中失去了统治地位，价值观缺失、人生观迷失、世界观错乱和社会政治混乱就必然接踵而至。全球化、市场化、网络化颠覆了传统意识形态传播规律，打破了传统意识形态传播格局，意识形态领域的噪音、杂音此起彼伏且有越来越强大之势，要求我们必须把意识形态能力建设提高到国家安全的战略地位。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讲话中指出：“经济工作搞不好要出大问题，意识形态工作搞不好也要出大问题。在集中精力进行现代化建设的同时，一刻也不能放松意识形态工作。”[45]当代意识形态的冲突有很多制度因素，其中最大、最突出的莫过于突出了核心价值观的较量。所以，社会主义国家为了保证党不变质和国家永不变色，必须正确处理好文化多样性和指导思想一元化的关系，在多样性文化发展中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灵魂来统领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占领意识形态的各个领域、指导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在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同时，反对把马克思主义非政治化和非意识形态化的倾向，尤其要警惕和揭露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歪曲、篡改和否定马克思主义，决不允许意识形态多元化思潮在中国传播、蔓延。

三、新闻舆论的失控甚至反动加速亡党进程

作为党和政府密切联系人民群众的重要纽带，新闻媒体一直处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最前沿，新闻舆论对人们的思想意识乃至整个社会精神生活都有着重大影响。能否科学、有力地掌控好新闻舆论，关系党的执政基础和国家发展的全局，关系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局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发展，关系到国家的长治久安和人民的生活幸福。而一旦新闻舆论失控甚至走向反动，不仅会误党误国误民，而且很可能会亡党亡国，苏共在这方面教训深刻。

（一）戈尔巴乔夫宣布“新闻自由”导致反苏、反共、反社会主义宣传大肆泛滥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家们十分懂得新闻媒体等舆论工具的重要性，历来十分重视利用大众媒体及其从业人员交往等加强意识形态宣传渗透工作。在苏联被和平演变的过程中，西方国家想尽一切办法积极扶持反马克思主义、反社会主义者控制各种新闻媒体，这些本来应该是党的耳目和喉舌的媒体纷纷站到了苏共的对立面，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已经成为苏共的反对党，以致反苏、反共、反社会主义的宣传在全社会大肆泛滥，严重动摇了人们对苏共和社会主义的信念，大大加快了苏共亡党的进程。

1986年3月，在戈尔巴乔夫掀起的“重评斯大林”运动中，他邀请大众媒体批评苏联党政机关。他对新闻媒体说：“在当今社会发展阶段，我们的报刊可以成为独特的反对派。”[46]在官方的默许甚至鼓励下，《星火》画报和《莫斯科新闻》等一些对“反思历史”特别激进的报刊逐渐暴露其真面目：借否定过去，否定苏共历史，否定社会主义制度，进而公然打出向资本主义方向“改革”的旗号。一些大型刊物靠揭露历史、暴露“隐蔽”材料，刊登所谓的反思小说等，发行量剧增——《人民友谊》杂志1989年刊登了雷巴科夫丑化斯大林的小说《阿尔巴特大街的儿女们》，这部被称为“文学炸弹”的作品一经刊登，杂志发行量即突破了100万份。《新世界》杂志1989年凭借刊登索尔仁尼琴反映劳改营和流放地的小说《古拉格群岛》，发行量从42万份猛增至250万份。此后，各种非正式出版物纷纷登台，苏共报刊舆论阵地逐渐被蚕食。1990年上半年，苏联境内各种“非正式”出版物多达上千种。[47] 1990年6月12日，戈尔巴乔夫批准《新闻出版法》，宣布“新闻自由”，使苏联新闻体制和性质发生根本性变化。《新闻出版法》规定，舆论从此不受检查，取消新闻审查制度，各种组织和私人均有权办报，并扩大办报人的自主权。这实际上纵容了反对派报纸的大泛滥，不但没有改变新闻界的无序状态，反而加剧了其混乱局面，以《真理报》为基石的苏联社会主义党报体系受到沉重打击，从此一直走下坡路并一蹶不振。

约翰·福斯特·杜勒斯的弟弟、原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艾伦·杜勒斯主张不惜采取一切可能的手段，把苏联社会上一切卑鄙的东西“神圣化”，使头脑清醒、忠于社会主义变成少数，被置于孤立无援的境地，把他们变成众人耻笑的对象。因此，西方反共势力一直在想尽办法通过支持苏联反共传媒和自己掌控的传媒，对社会主义国家展开了全面的渗透和进攻。为了实施和平演变战略，西方发达国家分别建立其专门针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新闻媒体。面对这种宣传攻势，戈尔巴乔夫不仅不积极进行斗争，反而为虎作伥。他先是在1987年1月指示停止干扰BBC对苏广播，而且在不久之后又相继停止干扰美国之音、自由广播电台等多家西方电台的对苏广播，使苏联民众从此可以随时听到外国电台的声音。这些西方国家的喉舌大肆宣扬西方的生活方式，介绍西方对苏联改革的态度和观点，以西方的立场和视角评论苏联的政治局势，导致西方的生活方式、价值观等对苏联人民产生了巨大影响，这对当时正处于“改革”十字路口的苏联人来说，其蛊惑性、欺骗性、煽动性不言自明。这可以在美国国际广播委员会对戈尔巴乔夫这些举措的评价中得到印证，他们认为，苏联停止干扰西方广播，可能比戈尔巴乔夫决定从东欧撤军50万的允诺更重要。对美国来说，它为促进社会主义苏联的“和平演变”提供了难得的机会。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苏联与东欧国家事务委员会主任约翰·连乔夫斯基：“在新闻媒体中，对苏联政治剧变进程产生影响最重要的武器，是美国之音、自由欧洲电视台和自由等电台。”[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