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视农业 轻徭薄赋

自秦商鞅变法以来，奖励耕织和大力发展农业作为一项基本国策，历代相沿不替。秦亡汉兴，战火频作，社会生产受到极大的破坏，民生凋敝，百废待兴。汉高祖刘邦建汉后，实行与民休息，轻徭薄赋政策，致力于恢复与发展农业生产，惠帝、吕后继续秉承这一政策，从而为社会秩序的稳定打下了基础。文帝即位后，进一步推行与民休息，轻徭薄赋政策，再经景帝的继承与发展，从而形成了历史上著名的“文景之治”。

文帝仁孝宽厚，即位之初，就连续下了两道诏书，表明他爱护百姓、体恤民情、关心鳏寡孤独等社会弱势群体的态度。出于对农业与农民的关切，第二年(公元前178)春，他又下诏明确表示要以农立国。同年九月再下诏书，强调农业是天下苍生之根本。

在推动恢复与发展农业方面，文帝本人率先垂范，不遗余力。文帝十三年（公元前167）春，为了劝课农桑，文帝亲率百官耕田，并命皇后率后宫众人采桑，以为天下表率。为了提倡节俭之风，他还以身作则，裁减了自己的侍卫。此后，朝廷又多次重申劝农之旨，倡导重农风气，对官吏中劝农不力者加以惩戒，并诏令各地基层官吏设置“常员”，督促百姓务农力田。在各地按户口比例设置三老、孝悌、力田等吏员，通过适当的赏赐，鼓励农民发展生产。

农业与气象关系密切，各种自然灾害严重地影响到农业生产的发展。文帝后元年间，水旱、瘟疫、蝗虫等天灾频繁，粮食歉收。朝廷对此十分忧虑，遂下令各级官员，命令他们一方面查实灾情，另一方面要反躬自问，是否因以前过度的奢靡而使百姓无力抗灾。为了战胜天灾，文帝与丞相、列侯商议后下令：各级官员都要献计献策，凡是有利于百姓脱离困境的皆可直言，勿须隐瞒。为了切实减轻百姓负担，朝廷要求各级官府减少铺张，尽可能地减少百姓的徭役。

农民负担，无外乎赋税徭役。汉时朝廷规定的赋税和徭役主要有田赋、算赋、更赋、户赋、献赋等。为了鼓励农民的种田积极性，朝廷大规模地减免农民的租税负担。文帝十二年（公元前168），“除田租税之半”，即把十五税一的税率，降为三十税一。在文帝十三年，朝廷再发诏书：免收天下租税。文帝在位期间，朝廷有十三年没有向农民收取租税。这样的政策在农业社会里是极为罕见的，它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种粮的积极性。此外，朝廷还把每年的算赋（对成年人征收的人头税），由过去每人每年一百二是钱减至四十钱，徭役则由每年服役一个月减至每三年服役一个月。为了鼓励生产，朝廷还开山河之禁，把原归国家所有的土地和山林资源向百姓开放，任民垦耕。

由于实行了种种鼓励生产的政策，农业生产呈现出上升趋势，但民间贫困日久，国家仍无积蓄。自战国后期形成的背本趋末风气重新抬头，奢靡淫秽之风日长，百姓纷纷弃农经商，严重地影响了农业的正常发展。早在文帝执政初期就有人提出，天下饥馑，多是由于从商者众多，威胁了农业生产。譬如，酿酒造成了谷物的缺乏，而蓄养牲畜又与民争食。文帝对农业的重视使这种局面有了根本的改观，但农业的兴盛，又使得粮食价格降低，随之而来的商业的活跃，以及盐铁业的发展，则又给大商人乘机囤积居奇、侵害农户提供了便利条件，出现了谷贱伤农的现象，农商之间的矛盾再次突出。

政论家贾谊、晁错等人很早就洞察了这一问题及其症结所在。贾谊痛斥弃农经商、奢靡淫秽为天下之大残、大贼，指出弃农经商者已给社会蒙上了巨大的阴影，种粮食的人少而吃粮食的人多，是社会贫困的主要原因。他提议朝廷要重农抑商，使天下人都能自食其力。晁错进一步建议实行贵五谷而轻金玉的政策，推行轻爵贵粟的措施。为了彻底扭转农商的本末倒置的局面，朝廷采纳贾谊和晁错的建议，招募天下民众保粮安农。朝廷规定：凡是为国家提供粮食的可赐爵，可赎罪。民户为国家输送粮食到边境，六百石即赐上造(二等爵)爵位，逐级增加，运到四千石的，赐五大夫(第九等爵)爵位，运到一万两千石的赐大庶长(第十八等爵)。等到边疆的粮食既足，即可储备到各郡县；郡县储备满一年，免收田租。这样一来，粮价就不会过低，农民就不会破产。国家保住农业这个重心，社会也就安定了。

景帝即位后，继承了先辈休养生息的政策，并使之更加系统化、制度化。针对户籍管理制度在灾荒年间可能出现的弊端，景帝于元年(公元前156)春正月下诏，及时调整了人口和土地政策，适时改变了不准百姓迁移的规定，允许百姓从土地少的地区迁移到土地有余、水利条件较好的地方。同时，将田租确定为文帝时实行过的三十税一。从此，这种赋税制度成为汉之定制，农民负担比起前代有明显的减轻。

景帝也曾多次申明以农业为立国之本，强调重本抑末。他在诏书中语重心长地说，农业是天下的根本，金玉珠宝，饥不可食，寒不可衣，都不如谷物和丝麻。后元二年(公元前142)四月，朝廷下令各路官员不准收受郡国贡献的锦绣等奢侈品，以省徭赋，而鼓励多务农桑，以使谷物丰裕，达到即使灾害之年也有备无患。

水利是发展农业生产的重要基础。秦始皇对水利事业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和耐心。秦王嬴政即位元年（公元前246），水工郑国领导当地人民修建了一条长三百余里的水渠，引泾水向东注入洛水，水渠经过之地，既可用渠水灌溉土地，又因渠水含有大量泥沙，对改造关中盐卤地具有重要作用，从此，关中成为沃野。人们为纪念领导修渠而不顾个人安危的郑国，称这条渠为郑国渠。

汉武帝继承了汉朝前期重视水利建设的好传统。武帝时期兴修的水利工程，无论在规模上，还是在技术和类型上，都较以前有了重大发展。这些大型水利工程的修建，有力地促进了黄河中游地区农业生产的发展。朝廷曾派人在关中地区组织人力开凿了几条较大规模的灌溉渠道，武帝亲自到工地上指挥施工。元光六年（公元前129），大司农郑当时鉴于大宗货物远距离运输多靠水运，每年须经黄河从关东漕运百余石粮食进京，以支付百官俸禄。其运程远，运期长，费用高，故建议开漕渠，以缩短运程，减少费用，并可获得灌溉之利，一举多得。武帝很快采纳了郑当时的建议，令著名水工徐伯勘察设计，征发几万民工开凿了与渭河平行的漕渠。漕渠在渭河南岸，西起京师长安，傍渭河东行，流经临潼、渭南、华县、华阴，直到潼关附近注入黄河，全长三百多里，用了三年时间才修成。渠成后，经此渠漕运关东粮食到长安，比原来经渭水漕运缩短了六百里，运期减少一半，仅三个月即可运完，不仅大大节省了人力、运费，而且使河渠两岸万余顷民田获得灌溉，使农业增产丰收有了进一步保障。

与此同时，朝廷还调集一万多劳力开凿了龙首渠，引洛水灌溉农田。龙首渠长十余里，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条地下水渠。因施工中挖掘出“龙骨”，即恐龙化石，因而得名。渠道经过商颜山，由于这里土质疏松，渠岸易崩毁，不能采用一般的施工方法。水工们发挥聪明才智，想出了利用地下水的妙法，改明渠为暗渠。他们先在地面开凿水井，深达数十丈，再在地下挖渠道，相隔一定距离凿一眼井，使井下渠道相通。这样，既防止了塌方，又增加了工作面，加快了工程进度。这是我国水利技术的一个重大创造，后来这一方法传入西域，便发展成了当地独特的灌溉形式——坎儿井，成为当地一个独特的人文景观。

武帝太始二年(公元前95)，朝廷在泾水上又开白渠，因此渠为赵中大夫白公建议修成而得名。白渠位于郑国渠之南，走向与郑国渠大体平行，西引泾水。首起谷口，尾入栎阳，东注渭水，全长近二百里，灌溉农田四千五百余顷，对关中平原的农业生产和经济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左内史倪宽主持在郑国渠上游修了六条辅助的小渠，用来灌溉郑国渠周围的农田，称为六辅渠。在六辅渠的管理方面，倪宽提出了“定水令，以广溉田”的用水规定。水令即农户用水的法规，是我国历史上最早的灌溉用水的规定。水令的实施保证了科学合理地灌溉，扩大了浇地面积。这是农田水利管理史上的一个重大进步。

与此同时，朝廷对经常发生水患，危害黎民的黄河，也积极进行了治理。文帝前元十二年（公元前168），黄河决口，文帝兴卒堵塞。其后三十余年，黄河不曾有过大的水患，黎民得以安居耕稼。武帝时期，黄河沿岸屡遭河水泛滥之灾，农民流离失所。元封二年（公元前109），武帝到泰山封禅后，在回长安途中，路经濮阳境内时，亲临黄河决口处，发卒数万人堵塞瓠子决口，沉白马玉璧于河中，祈祷水神。又令将军以下的官员都抱柴放置于决口处，使黄河之水重归故道而北行。随后，朝廷又在堤上建筑起宣防宫，以镇水灾，终于使梁、楚等地解除水患，百姓复得安宁。决口堵塞后，黄河八十年间未再发生大的水灾，为沿岸农业的发展提供了保障。

由于长期实行减免田租、兴修水利的政策，农业得到顺利发展，天下富足，社会经济逐步从低谷中走出，国家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秦汉嬗代之际，兵连祸结，灾害频作，百姓散亡，人口锐减；到了文景之世，在外流亡的人都有所依归，户口繁殖迅速，豪门富户达到了三四万户，而小家小业者也比以前翻了几番，百姓生活安定，社会经济呈稳定增长的态势。据史书记载：经过文景两代约四十年的努力，汉王朝国力迅速强盛起来，百姓的生活也有了较大的改善。非遇水旱大灾，百姓家家富裕丰足。郡县的仓库都堆满粮食，官府财物充裕。首都国库中的钱成万上亿，堆久了连穿钱绳都朽坏了，钱再也数不清。太仓中的陈粮一年压一年，堆不下便溢出库外，以致腐坏不可食用。汉初极匮乏的马，这时在普通街巷中也随处可见，原野上更是良马成群。一般人骑马也讲究起来，只骑公马而耻于骑母马，骑母马赴会将被人家赶出来。汉初那种国力窘弱的局面早已毫无踪影。武帝正是凭借文景时期丰裕的物质储备，经略边疆，齐政修文，成就了汉朝的宏伟大业，他本人也成为历史上杰出的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