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司马迁,字子长,西汉左冯翊夏阳(今陕西省韩城市南)人,生于汉武帝建元六年,死于汉武帝末年或昭帝初年。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学识渊博,曾做过太史令,掌管天文,记载史事。《史记》中记载了司马谈的文章《论六家要旨》,这是我国古代思想史上一篇十分重要的学术论著。司马迁有这样一位博学的父亲,他所受到的教育自然与众不同。

司马迁“十岁诵古文”。后来,他又向当时著名的儒学大师孔安国、董仲舒学习,打下了坚实的经学基础。

二十岁时,在父亲的支持下,他开始漫游大江南北。根据《史记》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和其它各篇的记载,可以大致勾画出他这次游历的路线:从京师长安出发,南下至江陵,渡江辗转到汨罗江畔,凭吊屈原;沿湘江溯流而上,到九嶷山(在湖南省宁远市),访求虞舜南巡死去的葬地;登庐山,了解大禹疏九江的传说;上会稽山(在今浙江省绍兴市),寻找传说中大禹的葬地;北上到淮阴(今江苏省淮阴市),采访韩信的事迹;又向北来到汶水、泗水一带,拜访孔子的故乡曲阜,参观孔子庙堂里的车服、礼器;又到秦汉之际风云人物的故里访问,对楚汉相争的战场进行实地考察,然后回到长安。

司马迁这次漫游大约用了三四年时间。这是一次壮举,对于他的思想和著述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首先,他通过实地考察和到民间采访,查证了许多历史文献和传闻。其次,他掌握了大量生动的历史材料,搜集了民间的传说和群众的语言,使《史记》的人物传记形象生动,成为后世传记文学的典范。再次,通过游历名山大川,更加培养了司马迁心怀天下、仗义执言的精神。总之,这次游历对于司马迁人格和思想的形成,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至少可以这样说,如果没有这样一次壮游,没有这样一次学习和实践的机会,司马迁即使也能写出《史记》,但决不会有如此深远的影响。

汉武帝元鼎元年(公元前116),司马迁被选做郎中,这是“掌守门户,出充车骑”的小官。因此他经常随汉武帝到各处巡视。非常难得的是,在扈从武帝巡视时,他也不忘实地考察,核实史料。可见,他的治史态度是多么严谨。

元鼎六年(公元前111),汉武帝派他到西南地区,对少数民族进行安抚。这是汉朝与西南少数民族关系史上的一件大事。司马迁为了完成这一重任,不仅到了巴蜀地区,最远还到达了昆明。在完成经略西南任务的同时,他对西南地区各个少数民族的经济、政治、社会生活及风土人情,都做了深入的调查。因此,他后来才能在《史记》中为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作传,叙述得错落有致、井井有条。司马迁这次出使西南地区,也有助于他形成民族一统思想,开了为少数民族立传的先河。

元封元年(公元前110),汉武帝到泰山举行封禅大典。身为太史令的司马谈随从东行,但因重病留滞在周南(今河南省洛阳市)。此时,司马迁正从西南出使归来,便急忙赶到周南探视父亲。司马谈把未竟的事业交给了司马迁,司马迁也立下了完成《史记》的誓言。

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司马迁被任命为太史令,正式开始了史官的生活。司马迁在任太史令之后,更加勤奋地撰写《史记》。然而,李陵之祸却不幸降临到他的头上。

李陵,字少卿,陇西成纪人,是飞将军李广之子李当户的遗腹子。少年时即任侍中(皇帝的侍从官)、建章监(皇帝近卫军长官)。建章监是一个很重要的职位,卫青就曾经担任过这一职位。李陵能担任这一职位,说明汉武帝对他的赏识和信任。

天汉二年(公元前99),武帝任命他以前最钟情的宠姬李夫人的哥哥李广利为贰师将军,率领骑兵三万出酒泉征伐匈奴。出征前,武帝召见李陵,想派他负责为贰师将军的后勤工作。但李陵主动请求说:“臣所率领的驻守边陲的战士,都是荆楚一带的勇士,个个能力擒猛虎,人人可百步穿杨,我愿意自成一队,独当一面,分散单于的兵力,使单于无法全力对付贰师将军的大军。”武帝说:“你难道不愿意统属于贰师将军吗?将军不肯附属于他人,可是朕派出的军队太多,已没有多少骑兵和战马可调拨给你了啊!”李陵神情坚定地说:“陛下不必担心,我不要骑兵,只愿以少击众,带五千步兵突入单于的大本营。”武帝为他的勇气所感动,于是同意了他的请求,允许他自己招募壮士,出征匈奴,并且命令强弩都尉路博德带兵接应和救援。可是强弩都尉路博原来是伏波将军,建有战功,一想到为李陵这个初出茅庐的人作后援,心生羞辱感。于是便向武帝上奏说:“现在正是秋天,匈奴草黄马肥,锐不可挡,不适宜和匈奴兵交战。我希望李陵等到明年春天,我和他一起率领酒泉、张掖的骑兵各五千人,同时出击,那时必能擒拿单于。”武帝看完奏章,心中十分不快,他以为这是李陵不想出兵,故意让路博德上奏。正在这时,赵破奴从匈奴逃了回来,他向武帝汇报,说匈奴正在入侵西河。于是武帝下令让路博德赶往西河防守西河要地,另命李陵率五千士兵从居延遮路障(在今内蒙古自治区额济纳旗)出兵。

李陵率军北行三十日,到达浚稽山(今蒙古国戈壁阿尔泰山脉中段),在峡谷中间安营扎寨,画好行军所经路线的山川地形,派部下陈步乐火速赶回朝廷汇报。陈步乐向武帝汇报说:“李陵很会带兵,深得士卒的爱戴,士卒们都愿以死相报。”武帝听后十分高兴,立即任命陈步乐为郎官。此时的武帝,仿佛看到了当年的卫青和霍去病。他期待着李陵和李广利凯旋。

没想到的是,浚稽山下休整的李陵军队,突然间被匈奴单于的三万人包围。李陵带领士卒进行了顽强的抵抗,与匈奴骑兵展开了一次又一次的激战,取得了歼敌六千余人的辉煌战果,但最终因弹尽粮绝,久待援兵不至,无奈之下投降了匈奴。

客观地说,李陵的兵败投降,武帝应当负很大的责任。他对李陵的期望度太高。李陵的胆识与果敢与当年的霍去病很相似。当李陵主动请缨率领步兵五千人出征时,武帝非常高兴,未加思索就答应了,因为他认为李陵也能做到像霍去病首次出征那样,以少击众,得胜而归。在得知李陵的危险处境后,武帝并没有派合适的人前往接应。另外,在调兵遣将上,武帝也有失误,他不该在最初派路博德做李陵的后援,结果造成李陵军的孤军奋战。但李陵素为武帝器重,没有以死报国,也没有实践自己对部下所说的“吾不死,非壮士也”的豪言,大节有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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