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七

○第九十七

《尔雅》为诂训之书，特少所袭用。《大禹谟》“朕宅帝位，三十有三载”，即唐虞曰“载”。《胤征》“每岁孟春，遒人以木铎徇于路”，即夏曰“岁”。《伊训》“惟元祀”，《太甲》“惟三祀”，商曰“祀”也。《泰誓》“惟十有三年春”，《毕命》“惟十有二年”，周曰“年”也。愚及质之今文《书》，反多未合。如唐虞纯称载，不待论，若商必曰祀，何周公告成王曰：肆中宗之享国七十有五年，高宗五十九年，祖甲三十三年，及罔或克寿者，亦俱称年不等。或曰：此盖以周之年，述商在位之数云尔。若对商臣言，则曰“惟十有三祀”，对商民言，则曰“今尔奔走臣我监五祀”，仍不没其故称矣。愚曰：然则，《多方》亦有“天惟五年须暇之子孙，诞作民主，罔可念听”，非对商民以言商君者乎。何亦称“年”。疑“祀”、“年”古通称，不尽若《尔雅》之拘。观周公称高宗三年不言，参诸《论语》《戴记》俱然。及一入《说命》便改称三祀，亦见其拘拘然。以《尔雅》为蓝本，而惟恐或失焉，情见乎辞矣。

按《宣和博古图录·商兄癸卣铭》曰“惟王九祀”，《周己酉方彝铭》曰“惟王一祀”，周亦称“祀”。太甲元祀，惟梅氏《书》，而刘歆真古文仍是元年，商亦称“年”。《尔雅》，夏为昊天，《尧典》“叙若昊天”，则天之总称，不独夏也，秋为旻天，《多士》“旻天大降丧于殷”，则时惟三月，非秋也。“鸟曰雌雄，兽曰牝牡”，《牧誓》“牝鸡无晨”，鸟亦未尝不称牝。“二足而羽谓之禽，四足而毛谓之兽”，《皋陶谟》“百兽率舞”，鸟亦未尝不称兽。何今文诂训不尽拘《尔雅》乎。古文反是，益可以征其情矣。

又按《旅獒》“惟克商，遂通道于九夷八蛮”，本出《国语》。《国语》是“九夷百蛮”，此易“百”为“八”者，袭用《礼·明堂位》及《尔雅》之文也。“九夷”复同《论语》，“八蛮”复同《周官》。一事且兼数书，其亦自炫其学之博也与。

又按《左传》宣三年，王孙满于周曰“卜年七百”，于商曰“载祀六百”。是商不独通称“年”，且称“载”，古人不拘，类如此。

○第九十八

尝读《文中子·述史篇》，太熙之后，述史者几乎骂矣，故君子没称焉，曰：嗟乎，骂史尚不可，况经乎。而谓真出自圣人口哉。注曰：太熙，晋惠帝即位岁。此后至《十六国春秋》及《南北史》有“索虏岛夷”之呼，如诟骂然。夫以相敌国，骂尚不可，况诸侯于共主乎。岂真出自三代上哉。晚出《泰誓》篇，疑者固众，予独怪其“古人有言曰”以下，如“独夫受洪惟作威，乃汝世仇”。当时百姓仇纣，固往往而有，何至武王深文之为世仇。树德莫如滋，去疾莫如尽，发端汛语也，何至武王易其辞为“除恶务本”，以加诸纣身。《汤誓》，师不过曰“尔尚辅予一人致天之罚”，牧野誓师曰“今予发惟恭行天之罚”，如是已耳，何至此为“肆予小子诞以尔众士殄歼乃仇”，若当时百姓亦未知仇纣，而武王实嗾使之者。噫，其甚矣夫。时际三代，动关圣人，而忽有此诟厉之言，群且习为当然。先儒曰：不识圣贤气象，乃后世学者一大病，道之不明，厥由于此。余每读之三叹焉。

按京山郝氏《多士解》云：周公于殷，未尝有顽民之称。顽民见孔《书》《君陈》《毕命》及《序》三篇，俱非古。故于文王之雅，称殷士曰“肤敏”，《酒诰》曰“殷献臣”，《洛诰》曰“殷献民”。兹曰“商王士”，曰“殷多士”，皆敬而矜之。其肯诋之为顽民乎。余读《梓材》曰“迷民”，《召诰》曰“仇民”，“迷民”、“仇民”与“顽民”又何别焉。但谓曾加诟辞于纣，则无是耳。

又按《墨子》引《大誓》“小人见奸巧，乃闻不言也，发罪钧”，其为古《书》辞，信无可疑。或者闻而疑之，以为果尔，特与商君之法“不告奸者”，“杀告奸者与杀敌同赏”等尔，恐武王无是语。余证以二条，曰，《盘庚》中“乃有不吉不迪，颠越不恭，暂遇奸宄，我乃劓殄灭之，无遗育，无俾易种于兹新邑”《酒诰》“厥或诰曰，群饮，汝勿佚，尽执拘以归于周，予其杀”此等所立法，较《大誓》不尤甚矣乎。或者无以难。

又按姚际恒立方曰：伏《书》之誓，《甘誓》《汤誓》《牧誓》《费誓》《秦誓》凡五篇。誓辞之体，告众皆以行军政令及赏罚之法。为主告以左右御马之攻，正用命弗用命之赏罚者，《甘誓》也。告以不宜惮此征役，明其赏罚者，《汤誓》也。告以称比立之法，步伐之数者，《牧誓》也。告以戎器、牛马、刍粮、期会诸事者，《费誓》也。若《秦誓》则因败悔过，别是一格。大抵古誓虽识当时告众之言，然后人亦可藉以见一代之兵制，岂徒然丑诋敌国，如后世檄文已乎。中亦有略数敌罪，如《甘誓》曰“威侮五行，怠弃三正”，《汤誓》举桀之“时日曷丧”语，《牧誓》举受用妇言与崇信多罪者。今《泰誓》上、中、下三篇，仅有赏罚二语，绝口不及军政，惟是张目疾首，洗垢索瘢，若恐不尽。呜呼，誓辞至此，荡然扫地矣。

又按顾炎武宁人曰：商之德泽深矣，尺地莫非其有也，一民莫非其臣也。武王伐纣乃曰“独夫受洪惟作威，乃汝世仇”，曰“肆予小子诞以尔众士殄灭乃仇”，何至于此。纣之不善，亦止其身，乃至并其先世而仇之，岂非《泰誓》之文出于魏晋间人之伪撰者耶。忆余晤宁人，壬子冬，曾问古文《尚书》还当疑否。曰：否。此殆得悟之于晚岁者，然他又骑墙矣，见《日知录》。

○第九十九

道之行废系乎命。予则谓书之隐与见亦有时运，初非人意料所能及者。尝思纬书萌于成帝，成于哀平，逮东京尤炽，有非谶者，至比诸非圣无法罪，殊死。尝诏东平王苍正五经章句，皆命从谶。其撰礼名乐，又不待云。当时能心知其非而力排之者，桓谭氏而止耳，张衡氏而止耳。纵有儒宗贾逵氏，摘谶互异三十余事以难诸言谶者，及条奏帝前，仍复附会图谶以成其说，身亦以贵显，他更可知。于此有人焉，能料二百载后，其学浸微，有发使四出搜天下书籍，与谶纬相涉者悉焚之，被纠辄死，如隋之代也哉。又料有乞取九经正义，删去谶纬之文，使学者不为怪异之言惑乱，然后经义纯一，无所驳杂，如欧阳氏之请也哉。又思今天下所庙祀者，莫过汉壮缪侯之盛，抑知侯之前，血食盛者，则伍子胥也，项羽也，朱虚侯刘章也。读《风俗通义》，城阳景王祠，遍满琅邪、青州六郡及勃海都邑、乡亭、聚落，虽遭禁绝，旋复故。读《明一统志》，仅莒州一处存耳。悬绝如此，岂非鬼神，亦关气运冥报，各有时代。古文《书》二十五篇，出于魏晋，立于元帝，至今日而运已极。中间为桓谭、张衡之非者不少，安知后不更有欧阳氏出，请以删谶纬者，删此古文。尊正义者，尊伏生三十一篇，俾其孤行乎。亦书之运也。吾终望之维持此运者。

按或问：纬起哀平，子以为始成帝者，何也。余曰：张衡言，成哀之后乃始闻之，初亦不省所谓。读班书《李寻传》，成帝元延中，寻说王根曰五经、六纬，尊术显士，则知成帝朝已有纬名，衡言不妄。衡又言，王莽篡位，汉世大祸，八十篇何为不戒。则知图谶成于哀平之际也，见尤洞然。若《庄子》孔子翻十二经以说老聃，说庄者谓兼六纬在内，是庄子时有纬，殆非也。

或又问：《隋志》谶纬篇云，贾逵之徒独非之。与范书逵能附会文致最差贵显者不合，何也。余曰：此盖《隋志》误读张衡疏“侍中贾逵，摘谶互异三十余事，诸言谶者，皆不能说之”文，以为逵非谶，不知逵第摘之云尔，初无所非也。不然，逵仅如郑兴、尹敏，官亦不显，尚望其于明章两朝，以左氏学为帝嘉纳耶。非附会图谶力耶。史凡此等讹谬处，不胜辨，聊一及之，俟世之触类而通者。

又按后汉《刘盆子传》，军中常有齐巫鼓舞祠城阳景王。又于郑北设坛场，祠城阳景王。《耿弇传·注》，临淄小城内有汉景王祠。《琅邪孝王京传》，京都莒国中有城阳景王祠，上书愿徙宫开阳以避。是景王祠东汉初已盛，不独如劭所言。

○第一百

余向谓孔《传》不甚通官制，故有三公领六卿之说。今且有两职，实不相通，误合为一，既见经，复见《传》者。《周礼》“大驭”，中大夫掌驭玉路以祀。“戎仆”，亦中大夫掌驭戎车。“齐仆”，下大夫掌驭金路以宾。“道仆”，上士掌驭象路以朝夕燕出入。“田仆”，上士掌驭田路以田以鄙。此官皆驭王车，而大驭为最尊。又有大仆下大夫掌正王之服位，出入王之大命。掌诸侯之复逆，王出入则自左驭而前驱。其佐有小臣，掌王之小命，诏相王之小法仪。祭仆掌受命于王以视祭祀，御仆掌群吏之逆及庶民之复，隶仆掌五寝之扫除粪洒之事。此等官以仆名，而无预于驭车之事。大仆虽有左驭前驱之文，而其所重自在正服位出入大命，是其职与大驭初不相涉也。晚出《冏命》篇“出入起居，罔有不钦，发号施令，罔有不臧”，是近臣有与于王之起居命令者。则似太仆所掌，与《书序》合。“命汝作大正，正于群仆”，又云“尔无昵于憸人，充耳目之官”，则官高职亲，与王同车，又似大驭，非大仆所可当。得毋误记《周礼》二官为一。安国蚤已自吐供招曰：太仆长太御中大夫。然其误亦有故，案《汉百官公卿表》，太仆，秦官。应劭曰：周穆王所置，盖大御众仆之长中大夫也。岂非经与传之所从出哉。凡余驳正古文，皆抉摘其所以然，使无遁情。近儒谓扬子云生平昌黎亦被瞒过，程子犹为之讳，朱文公出，方是千年照胆镜雄为狐妖无遁处。快哉，斯喻也。

按《汉表》云：太仆，秦官，掌舆马。以太仆专司马政。盖自秦失之，秦官制多不师古。然官有古卑而今尊者，汉之尚书令是。有古贵而今贱者，汉之校尉是。有名内而实外，侍中、给事中之官是。有名武而实文，太尉、大司马之官是。亦古今沿革迁流之常，无足异。独异当周穆王朝，作书命其臣为太仆，不本《周官》，旁侵大驭职掌如秦制，殊失却本色耳。或谓古文《书》多出《汉书》，遵若绳尺，莫敢或爽。子能一一穷其所出其于《汉书》，亦可谓熟已。余曰：何足云。忆宋尝有二事，韩魏公当英宗初，屡以危言动光献太后。一日帘下忽问：汉有昌邑王，事如何。公即对曰：汉有两昌邑王，不知所问何王耶。太后语便塞。案《武五子传》，李夫人所生子名髆，初封昌邑王。贺乃嗣立者，国旋除，故汉实两昌邑王。公盖援此以对，若为弗识其意，明以全国体，而阴以消母后之邪心，谁谓宰相可不用读书人乎。苏辙绍圣初疏谏父作子救，何世无之，且及汉昭变武帝法度事。哲宗大怒，曰：安得以汉武比先帝。辙下殿待罪，莫敢救者。范忠宣从容言曰：武帝雄才大略，史无贬辞，辙以比先帝，非谤也。帝为少霁。案《武帝纪》，赞曰：如武帝之雄材大略，不改文景之恭俭，以济斯民，虽《诗》《书》所称，何有加焉。盖班氏乃用微辞，非贬辞，其体析之精如此。若二公者，庶可谓之汉圣。彼刘深父对客，能诵“奈何妾薄命，端遇竟宁前”，及设为屏风，张某所等语无一字差经生技耳。

又按余向谓作古文者，生于错解未正之日，故《书》亦随之而误。今又得一事，是“怵惕惟厉”，颖达《疏》，厉训危也，即《易》称“夕惕若厉”之义也。予谓《乾》之九三“君子终日乾乾”为句，“夕惕若”为句，“厉无咎”为句。证以下文言“虽危无咎”，益验句读断宜如此。三代以上人，必不误读“厉”联上“若”，王辅嗣辈可知讵意周穆王。时以辅嗣为本而摹脱之乎。其出魏晋间可知。或曰：误果自王辅嗣辈乎。予曰：张竦为陈崇草奏曰：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淮南子·人间训》曰：终日乾乾，以阳动也。夕惕若厉，以阴息也。误已见于此。又按魏禧冰叔著《革奄宦策》云：夏商以前不闻奄人之名，至周而著。予曾寄语之曰：文王世子问内竖之御者，曰“内竖”，非奄人乎。《周礼》不明言其倍寺人之数乎。王季当商之季，固先周而见于经。因忆张九成《廷对策》，“阉寺闻名，国之不祥也。尧舜阉寺不闻于典谟，三王阉寺不闻于誓诰。竖刁闻于齐而齐乱，伊戾闻于宋而宋危”亦只是好议论。其实《立政》篇“左右携仆”，孔《疏》谓左右携持器物之仆，若内小臣寺人等百司。蔡《传》谓若内司服之属。内司服，《周礼》以奄为之。但当时在文武之廷，皆常德吉士，无复有凶人匪类者厕其间，何不祥之有。又忆《后汉书·宦者传序》，《易》曰“天垂象，圣人则之。宦者四星在皇位之侧，故《周礼》置官亦备其数”“其数”正指内小臣以下凡四项，连阍人在内，虽小误，要以内竖为非士人，足正郑《注》之讹。作一序，从圣人仰观于天说起，何等源远流长。近文士问以夏商且茫然，对此能无阁笔而叹。或曰：苗民承蚩尤，制肉刑，方有刑馀之人，以充阉宦。不知蚩尤前将若之何。予曰：奄，精气闭藏者，人固有生而然者也。以四海之广，亿兆之众，岂无生而奄者若干人，以出入天子之禁闼，以传天子之命令哉。栾巴生东汉，尚给事掖庭，上世可知。考天官所属，奄有四十四人，地官有十二人，春官八人，共计之六十四人。成周号称百官备，庶务繁，数仅如此，况上古之代，某用弥寡，取诸天之所生而已足，此何必俟其人自陷于罪戾，而后吾从而刑之，复取而用之，以供吾之职役哉。《灵枢经》，黄帝歧伯已及宦者无须。然此书出战国之末。

又按《革奄宦策》云“周犹以罪人供事，秦汉以降，悉平民矣”予谓，毋论李延年坐法腐刑，方给事狗监中。石显、弘恭皆少坐法腐刑，方为中黄门。汉腐刑尚存，平民无自宫以求用者。即司马迁为中书令，尊宠任职，亦以李陵故获罪，获罪后下蚕室，方可为此职。盖原名尚书令，武帝游宴后庭，始改今名。昔以士人为之，帝改用宦者以典机事，是迁为中书令，已不复列于士类，唯给事殿省，为银榼左貂之俦矣。可耻孰甚。故每感慨，呜咽不自禁。忆东海公编《古文渊鉴》，问予《报任安书》可入选否。予曰：此大有关系文字。近袁公继咸题其后曰“负绝代良史才，宁贱辱自处，以杜阉宦擅政用人之渐，其为天下万世虑尤深远矣”可称迁知己。并载此语书后，以彻乙夜之览，亦可以当谏书也。公曰：善。

又按《立政》篇“庶常吉士”，又云“其惟吉士”，召公戒其君亦咏“蔼蔼王多吉士，蔼蔼王多吉人”。周家用人之法，惟在吉。《冏命》袭其语曰“其惟吉士”。憸人者，吉士之反，虞廷之所谓凶人。《立政》篇“国则罔有”，《立政》“用憸人”，又云“其勿以憸人”，《冏命》亦曰“尔无昵于憸人”。其袭取可勿问矣。

又按颖达《疏》，府史已下，官长所自辟除。命士以上，皆应人主自选。今命太仆，谨简其僚属者，人主所用，皆由臣下，臣下铨拟可者，然后用之。此虽为伪古文宛转解得，犹知有《周官》之典在。不似蔡氏竟云：成周时，凡为官长，皆得自举其属，不特辟除府史胥徒而已之谬也。蔡《传》凡征及故实处，非略则谬，儒者之无用如此。

又按唐永淳元年，魏玄同上言选举法弊曰“穆王以伯冏为太仆，正命曰：慎简乃僚。此自择下吏之言也。太仆正特中大夫，尚以僚属委之，则三公九卿可知。故太宰内史并掌爵禄废置，司徒司马别掌兴贤诏事。是分任群司，而统以数职。王命其大者，而自择其小者也”竟以伪古文为真周官制，不知爵禄、予夺、生杀、废置八者，皆人君驭臣之大柄，冢宰不敢专，告王以施之而已。至内史第掌其副贰，为考其当否，以将顺匡救之，于辟除僚属无与。而司徒所掌之兴贤，则谓其宾兴，司马所掌之诏事，则谓其以能，皆无关辟属。吾不知玄同所读是何《周礼》也。得毋以汉诸侯得自置吏，四百石以下州郡掾史从事悉任之牧守，遂上意成周亦当然乎。误矣。

又按《宋史·儒林传》，朱子谓蔡元定曰“人读易书难，子读难书易”盖言其颖悟也。余曾欲移此二语论《尚书》，今文所谓难书也，古文直易书耳。人于二十五篇之蹈袭之讹谬处，俱莫知辨析，非读易书难乎。于三十一篇，朱子亦不果断句读者，群且习孔、蔡二传为固然，莫敢是正，非读难书转易乎。闻者多为之笑。兹以《冏命》属二十五篇终，故附其下云。又按姚际恒立方曰：《周本纪》，王道衰微，穆王闵文武之道缺，乃命伯褵申诫太仆国之政，作《褵命》，复宁。《纪》谓太仆国之政，非太仆正也。命伯褵申诫之，非命伯[B17H]为太仆正也。与《书序》绝不相侔。余曰：子抑知所以不侔之故乎。盖逸《书》十六篇，原有《冏命》，太史公亲受之，知其义如此，故改却《书序》之文，载入《本纪》。若魏晋间无由睹逸《书》，但止依傍《书序》为说，而不顾与史背驰。真古文，伪古文，于兹又见一斑云。

○第一百一

郑夹漈谓，六书明，则六经如指诸掌。余亦谓，今文明，则古文如指诸掌。其相关合，尤在《金縢》《蔡仲之命》二篇。《金縢》为千载来儒者聚讼，今亦渐次涣释。独难处“则罪人斯得”一语，以为知流言出管蔡，谓之罪人邪。何不立归公。且《鸱鸮》诗“既取我子”，分明管蔡已陷于死，公痛其兄之词如此。上文“辟”将又作“刑”，“居东”又作“东征”。近读郝氏敬辨解云：其居东二年，何也。王疑久未释也，“则罪人斯得”，谓管叔始伏辜也。公初至东，管叔谋阻，而终不肯改步。明年，将以殷叛，成王觉，使人执而杀之，故曰“罪人斯得”。罪人即管叔也。不曰讨而曰得，不用师以计得也。谁得之。王与二公得之。公不知乎。曰不知也。公居东，叔叛王，疑公党叔，故取叔必不使公知。公知，亦不敢为叔请。进无以白于王，退无以解于兄。管叔所以蓦然被戮，公所以黯然沈痛，不能伸一臂之力。于后公知，而乃作《鸱鸮》之诗贻王也。《鸱鸮》见《豳风》，然史不称叔，称罪人，何也。叛，故曰罪人。《孟子》云，管叔以殷畔，朝廷以叛杀罪人，非以流言杀叔也。何以知之。以王不悟知之。何以知王不悟。得《鸱鸮》之诗犹不悔也。欲诮让公而未敢耳。如王以流言杀叔，自知公无罪矣。何待风雷启金縢，然后悟耶。惟上不悟，故杀叔不以流言，以叛也。以叛为罪，则以流言为忠。以叛为罪，知叔之当讨。以流言为忠，不察公之无辜。甚矣，成王之蔽于谗也。盖流言初不知所起，公知而不言。及公居东久，管叔既以叛诛，而王尚不悟流言之即叔也。使元宰淹恤在外，故史臣记“罪人斯得”于公居东之年，以正叔之罪，以舒公之冤。即诗云“谋欲谮言，岂不尔受，既其女迁”之意。世儒不达，误谓公以流言得叔。嗟夫，古人立木求谤，闻谤动色，即非圣人，况口舌风闻，杀兄自明，视管叔所为，贤不肖之相去，其间不能以寸也。或曰：何据而知其非公得邪。曰：公得必以师，是世儒所谓东征也。时成王方以流言疑公，公欲出师，则必请，请则王必不从。不请独行，则王愈疑。人谓己不利，而又专制兴师，是救焚益薪也。故当时闻谤不辨，辄自引避，处忧患而巽以行权，非圣人不能，岂有仓皇东征之事乎。东征之说，由汉儒误解“我之弗辟”为刑辟，孔书承讹，伪撰《蔡仲之命》，谓公以流言致辟管叔，囚蔡叔。其说缘饰于《春秋传》，卫祝佗云“管蔡启商间王室，王杀管叔。蔡蔡叔以车七乘，徒七十人。其子蔡仲改行帅德，周公举为己卿士，见诸王而命以蔡”此言成王杀管叔，周公不能救，而推恩其子。始末甚明，杜元凯释之云“周公以王命杀之”，将为公文杀兄之过。而不知公本未尝杀兄也。据孔书为辟叔，而不知孔书后人伪增也。诗咏《东山》，《破斧》“缺斨”，是为东征，在成王悔悟迎公归之明年，非居东之二年也。为讨武庚禄父，非讨管叔也。为黜商命，非为流言也。是时罪人已得，管叔已死，《序》谓“将黜殷，作《大诰》，既黜殷，杀武庚是也”故《书》，《大诰》后《金冏》。《诗》，《东山》后《鸱鸮》。编次正同。世儒误以居东为东征，不思《书》记“居东二年”，诗咏“东征三年”也。又以《大诰》为讨管叔，今《大诰》在，何尝一字及管蔡。暧昧片语，奚损盛德。而擅兴师旅，甘心同气，兄弟之恶，不过阋墙。而羽檄星驰，播告四方，岂圣人所为。况为谤之初，既不忍累兄，自白避位之后，又岂肯因谤杀兄。学者穷经，此何等事，可以不辨。既厚诬公矣，乃诡称大义灭亲，援汤武放杀为解。夫汤武放杀，无地可避，公一避而心迹昭然。桀纣负天下，天下弃之。兄虽负弟，弟讵忍弃兄。《常棣》一歌，千古含凄，《七月》《鸱鸮》皆为伤兄作。《大诰》《康诰》垂泣而语，《无逸》戒诪张乱杀，《立政》教敬尔由狱。《诗》云“鼠思泣，血无言不疾”，公盖终身未忘于管叔之死也，岂其既杀兄而呻恫至此极乎。《孟子》之书，最为近古。陈贾问孟子曰：周公使管叔监殷，管叔以殷畔，有诸。孟子曰：然。陈贾曰：知而使之，是不仁。不知而使之，是不智。孟子曰：周公，弟也。管叔，兄也。周公之过不亦宜乎。皆言公失于使兄耳。若更有杀兄之事，陈贾巧诋，岂不尽言。而孟子又岂真以误使为过。不知误使犹为过，况其杀之，岂但过而已邪。故某尝窃幸公所以得免于杀兄，成王二公所以能取罪人如及掌者，正唯以公居东一行耳。使公闻谤不早避，避不即东，管叔之叛，何待二年。旦夕率纣子挺戈西向，公于此时欲避不及，欲不与于杀叔不可得矣。惟其闻言即去，不利之谤自解，去而居东，反侧之谋坐销。是以管叔之叛，迟至二年之后，东方情形悉于居东之久。公在外，二公在内，罪人束手，社稷晏然，而公亦赖以免于推刃同气之惨。此其应变精密，几事能权，岂寻常思虑可到。当世疑公杀兄，亦以是耳。尝观虞舜爱弟，周公爱兄，同也。舜宁不有天下，而不忍亡弟。公宁不有冢宰，而不忍亡兄，其志同也。顾舜为人主，力可曲全。而公为人臣，势不能兼芘。家庭之变，舜惨于公。而遇主之知，公不及舜。舜所以卒能容弟，而公卒不能救兄。今古遭逢有幸不幸哉。世儒又有疑《金縢》非古者，嗟夫，不有《金縢》，公之冤不白于后世矣。其曰“我之弗辟，无以告我先王”，传写圣人心迹，旷世如见。曰“公居东二年，则罪人斯得”，立言有体，纪时纪事，可征可信，为千古尚论公案。后人得据此以折服好事之口，作史之功，于斯为大。世儒不察《蔡仲之命》为妄作，顾谓《金縢》为可疑。某尝哂千古少读书人非诳语也。

按读辟为避，太史公书亦然，王肃始解作刑辟。汉儒当是魏儒也。以《康诰》为成王书。《书序》及《传》定四年皆然。蔡氏从经文证辨，属之武王，良是。郝氏必欲易之，得毋以由旧为翻新地邪。余尝爱黄楚望注经于先儒旧说，可从者，拳拳尊信，不敢轻肆臆说以相是非。尹和靖云：解经而欲新奇，何所不至。朱子至读之汗下。将合是二说，为郝氏告焉。

又按读《金縢》，信“王翼日乃瘳”，人死可以请代免，则益信周家得祈天永命之道。不然，那能遂过其历。读《文王世子》，不信“我百尔九十”，吾与尔三焉，圣人岂能与子以年。则亦不信武王九十三而终，如金仁山所辨者。或问：仁山从《竹书纪年》，武王年五十四，亦可信与。曰：否。《史记·周本纪》载武王初得天下，告周公旦曰：维天不飨殷。自癸未生，于今六十年，厥后武王享天下七年，是其崩寿且六十六，岂五十四乎。且必六十六，生当于殷帝乙十一年庚辰，己卯有天下，年六十，故曰武王末受命。不然五十四耳，有天下方四十八，与文王受命之年同。中身也，而得谓之老哉。

又按郝氏自谓，《金縢》之解，古所无达者，信之。余亦谓仁山《梓材》之解，古所无，惜少未尽。盖自《康诰》篇首错简四十八字，苏子瞻欲移冠《洛诰》，朱子是之，蔡《传》从之，而仁山则以《洛诰》乃告卜往复成王，往来周公留后之文，与咸勤诰治之事不合，不可冠，致确。《梓材》一书，吴才老断自“王其效邦君”以下为宅洛之文，朱子是之，蔡《传》又颇不然。而仁山则以其前章皆周公咸勤之意，其后章则乃洪大诰治之辞，正合以《康诰》叙冠《梓材》为一书，但衍“王”字、“封”字，仍“曰”字耳，致确。其所未尽者，谓《召诰》三月甲子，“周公乃朝用书，命庶殷侯甸男邦伯”，其命庶殷之书，则《多士》篇是。叙所谓“惟三月，周公初于新邑洛，用告商王士者”也。其命侯甸男邦伯之书，即此《梓材》是。其叙即《康诰》之叙，所谓“惟三月哉生魄，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东国洛，四方民大和会，侯甸男邦采卫百工播民和，见士于周，周公咸勤，乃洪大诰治”者也。愚考甲子乃月之二十一日，哉生魄则月之十六日。哉生魄在前，甲子在后，岂可并于一时，又岂可以哉生魄字不合，而擅削去之与。窃以是岁三月甲辰朔，乙卯周公始至洛，丁巳用牲于郊，戊午社于新邑，祭告事毕，翼日己未望，方大与斧斤版筑之事，侯甸男邦采卫咸在，周公乃作《大诰》焉。后又五日甲子，周公以书命庶殷侯甸男邦伯焉。故前叙从详，后叙从略，亦可概见。或曰“命庶殷侯甸男邦伯”必一句读与。曰：然。侯甸男邦伯，周有九服，此居其三，根庶殷言之也。侯甸男邦采卫遂有九服之五，此本四方言之也。服有广狭，则当时徒众有多寡，各任厥事。且细玩《召诰》一书，似专为庶殷。一则曰“以庶殷攻位”，再则曰“用书命庶殷”，三则“曰庶殷丕作”，即下召公旅王，若公亦以诰告庶殷为词，初未阑入他诸侯。故虽兴役于望日，《大诰》“尔邦君”亦不见《召诰》之叙。其书法严如此。仁山谓此庶复见古书之旧，余嘉其有大复古之功，而少案文切理之实，故订之以俟后之君子云。

又按蔡《传》计《金縢》书首尾凡七年，非也。克商二年，岁在庚辰。后五年乙酉，武王崩。明年，成王纪元，周公辟居东，凡二年，罪人始得，秋大熟，辄系于此二年中。独仁山以“于后”二字，谓诗当作于二年之后。秋大熟乃成王三年戊子尤合。盖是书首尾凡九年云。通计之《召诰》《洛诰》合一年，《禹贡》十三年，今文《尧典》一百五十二年。以月计之，《召诰》起二月讫三月，《洛诰》起三月讫十二月，古文《武成》起一月讫四月。以日计之，《顾命》十一日，始四月癸亥讫癸酉。《召诰》三十五日，始二月庚寅讫三月甲子。《洛诰》三百一十四日，始三月乙卯中闰九月讫十二月戊辰。《武成》一百四十四日，始一月壬辰中闰二月讫四月乙卯。其他书则未有出一日者。

又按蔡《传》云：我不辟，则于义有所不尽，无以告先王于地下。果尔，周公亦为失言。三后在天，文王在上，于昭于天。《召诰》篇“兹殷多先哲王在天”。《周书》“祭公不豫曰：朕身尚在兹，朕魂在于天昭王之所”。李泌对唐德宗曰：臣若苟合取容，何以见肃宗、代宗于天上。此君前称谓得体处。若王陵让陈平绛侯：何面目见高帝地下。田延年责霍光：何面目见先帝于地下。北齐明帝临崩，口授诏：朕得启手启足，从先帝于地下。苏子瞻代张方平《谏用兵书》：臣亦将老且死，见先帝于地下。与蔡《传》同一失。

又按吴文正为董鼎序书，极诋蔡《传》。谓《金縢》“弗辟”，蔡遵郑《注》，既与朱子《诗传》《文集》不相同矣。然于诗《鸱鸮》却云：破巢取卵，比武庚之败。管蔡及王室，则又同于《诗传》，而与上文避居东都说相反。一简之内，前后抵捂，何哉。致确。但仍袭孔《传》辟字义，吾不谓然。

○第一百二〔阙〕

○第一百三

十六字余既证其所出非真舜言，详味“尧曰：咨尔舜一节”，又觉“四海困穷，天禄永终”，伪作者插入“敬修其可愿”之下，为舜误会尧之言。何者。“四海困穷”自不得如汉《注》作好，“天禄永终”亦不得如朱《注》作不好。盖“允执其中”一句一义耳。“四海困穷”，欲其俯而恤人之穷。“天禄永终”，则欲仰而承天之福。且亦如《洪范》“考终命”，《大雅》“高朗令终”云尔。班彪著《王命论》，则福祚流于子孙，天禄其永终矣。《王嘉传》，乱国亡躯，不终其禄。《薛宣朱博传》叙，位过厥任，鲜终其禄。不终、鲜终，方属弗祥。魏晋间此人似认此二句为一连，故于上文先作“警辞曰：钦哉，慎乃有位，敬修其可愿”，下即续“尧言曰：四海困穷，天禄永终”。若以极言安危存亡之戒者，而不知与原义相左。使古文果真是舜承尧之命于六十一载前，解固如彼述之以命禹于六十一载后。解又若此，亦怪而可笑矣。

按《前编》载其师王文宪柏曰：让于德弗嗣下无再命之辞，巽位之际亦无丁宁告戒语，何也。盖《论语》“尧曰”篇首二十四字，乃二典之脱文也。予极赏心。然谓是脱文，亦不必。要尧之告舜，却应在斯时。

又按汉武帝立子齐王闳，《策》曰：悉尔心，允执其中，天禄永终。献帝禅位于魏，《册》曰：允执其中，天禄永终。魏使郑冲奉策晋王曰：允执其中，天禄永终。皆节去“四海困穷”一句，以联上下。隽不疑谓暴胜之曰：树功扬名，永终天禄。灵帝《立皇后诏》曰：无替朕命，永终天禄。孙权《告天文》曰：左右有吴，永终天禄。倒置之义尤显白。今文《召诰》篇“天既遐终大邦殷之命”。遐，远也。远终虽指殷已亡，然不得以绝字训终。以绝训终，蔡《传》及朱子所未安处。

又按贾谊《新书》载帝尧曰：我存心于先古，加意于穷民。痛万姓之罹罪，忧众生之不遂也。故一民或饑，曰此我饑之也。一民或寒，曰此我寒之也。一民有罪，曰此我陷之也。《庄子》，舜问于尧曰：天王之用心何如。尧曰：吾不敖无告，不废穷民，若死者，嘉孺子而哀妇人，此吾所以用心已。由是观之，则当禅位于虞之日，其视四海为困穷，夫复何疑。

又按《论语》“孝乎惟孝，天禄永终”等，朱子一以二十五篇为据，更其句读，效其语意，反以前此本为未定，待此而定，曾不悟晚出者之非。杨慎有言：儒者通患，信今而疑古。《春秋》，三传之祖也，反以三传疑《春秋》。《孟子·班爵禄章》，王制之祖也，反以汉文令博士诸生作者，而疑《孟子》此章不与相合《诗》《楚辞》，音韵之祖也，反以沈约韵而改《诗》《楚辞》古音以合之。缪已甚矣。窃谓笃信晚出《书》者，何以异此。

又按永终之不得训绝，亦犹郁陶之不得训忧耳。博征之，《金縢》，“惟永终是图”。《周易》《归妹》象辞“君子以永终知敝”。《诗·周颂》“以永终誉”。汉元帝纪诏曰：不得永终性命，朕甚闵焉。《韦贤传》，匡衡曰：其道应天，故福禄永终。《外戚传》，班倢赋曰：共洒埽于帷幄兮，永终死以为期。《孙权传》，文帝策命曰：以勖相我国家，永终尔显烈。又权诏渊曰：相我国家，永终尔休。《虞翻传》，子氾曰：非所以永终，忠孝扬名后世。皆无绝也之解，何独至《论语》而云然乎。向谓训诂之学，至宋朱子而失，固非无征。当更征之四子书，有依古注修入，未及改者。有自以意解，不案诸字书者。有古注当存者，有阙略者及误者，有注如是已足不必赘者，有彼善于此者有未会归于一者。凡字非正训，只得言犹以似之。苟既系的解，何须为此。而《集注》有多蹈此，至不可胜举者。或曰：《集注》为朱子生平第一解，其失亦有若是与。余曰：此第失之小者。若诗“不竞不絿”，《毛传》，絿，急也。《说文》《左传》杜《注》并同，《广韵》，絿，急。引《集传》却云：絿，缓也。“宵尔索綯”，《尔雅》，綯，绞也，谓夜而绳索纠绞也。《广韵》，綯，纠绞绳索。即朱子《孟子注》犹然，何《集传》云：索，绞也。綯，索也。文义违反至此，“罪罟不收”，《说文》，罪，犯法也，从辛从自，言罪人蹙鼻，苦辛之忧。秦以罪似皇字，改为罪。不知罪者，捕鱼行罔也。凡秦以前书有罪罟，即网罟一例字面。何《集传》云：刑罪为之网罟。岂所称识此字者乎。或曰：朱子远本《毛传》，近引苏氏，是朱子前固有之。余曰“绵蛮黄鸟”，虽朱子前有长乐刘氏，训绵蛮作鸟声。终当从《毛传》，绵蛮，小鸟貌。《韩诗薛君章句》，绵蛮，文貌。为是。“白鸟翯々”，虽朱子前有五臣《文选注》，裛裛，白貌。终当从《毛传》，翯々，肥泽也。《说文》，鸟白肥泽儿。《字林》，鸟白肥泽曰翯。为是。固不得以偶有一说，而废历来相传之训诂者也。或曰：子于朱子之学，素所称受其罔极之恩，何兹诋之若是。余曰：非敢诋也。即以孟子论，其所著七篇书内，亦有注海注江，违却地势，忽举百钧，人情难推，为行文之失处。何曾以此贬贤孟子。既然，朱子抑复可知。或曰：子攻举子业遵集注莫敢或爽，何独著书不尔。余曰：今用之，“吾从周”，又曰“郁郁乎文哉，吾从周”，此经生家遵注说也。若我辈穷圣人，经自当博考焉，精择焉，不必规规然于一先生之言。则有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等法，在圣人当日，盖亦并行不悖者。且纵轻议先儒，其罪小。曲徇先儒，而俾圣贤之旨终不明于天下后世，其罪大。余窃居罪之小者而已。朱子尝云：一部《论语》，白头亦解说不尽。是以易箦前三日，手自更定《诚意章注》，又每欲重整顿《易本义》，岂非求告无憾于圣贤，而不以为已足乎。后之学者，犹苦以举业之见施之穷经。朱子有灵，正恐未必，实以为知言也矣。

又按顾氏《音学五书》，古音分为十部，第二部以去声，十九代入声，二十四职，二十五德，通为一。予因悟《孟子》“放勋曰”节，亦皆韵协。何者。来与徕同在代韵，直翼在职韵，得德在德韵，合前躬中穷终同出一东。何尧矢口辄尔谐声。亦一异闻。

又按古经残阙见于他书，可信者，莫尚《论语》“咨尔舜”二十二字，《孟子》“劳之来之”二十二字，俱未为古文所袭用。以无处凑泊，故《大禹谟》一用“天之历数在尔躬”等句，韵不贯，义相左，其败立见。次则《禹贡》“至于大伾”之下，“北过洚水”之上，太史公补出三十字曰“于是，禹以为河所从来者高，水湍悍，难以行平地，数为败，乃厮二渠，以引其河”二渠者，一出贝丘，一漯川，西汉末始并行漯川。当太史公时，宣房既塞，道河北行，二渠复禹旧迹，负薪从行，得于目击，故载之《河渠书》。礼失而求诸野，官失而学诸夷，讵不信哉。

又按向谓作伪《书》多因其时之所尚。此《书》出魏晋间，少前则《三国志》。《志》载明帝诏曰：山阳公深识天禄永终之运，禅位文皇帝。又曰：山阳公昔知天命永终于已，深观历数久在圣躬。陈留王奂咸熙二年十二月壬戌，天禄永终，历数在晋，诏禅位于晋嗣王。此方解终是毕也，尽也，与《大禹谟》解同。盖人之解有恪遵师说者，如《王基传》，散骑常侍王肃注诸经传解及论定朝仪，改易郑玄旧说，而基据持玄义，常与抗衡。王基者，康成之门人也。有一时风尚不相谋而说适合者，如《李譔传》，著古文《易》《尚书》《毛诗》《三礼》《左氏传》《太玄指归》，皆依准贾、马，异于郑玄，与王氏殊隔。初不见其所述，而意归多同。李譔者，蜀儒也。合以大兵一放，玉石俱碎等语，益验《书》出魏晋间，即魏晋间人之手笔云尔。

○第一百四

余向以史迁受逸《书》二十四篇，内有《胤征》，见其文与《书·小序》无异，故以《序》为可信，载入《夏本纪》。今且见《五子之歌·序》亦然。《序》曰“太康失邦”，此必太康淫乐纵欲，羿以彊诸侯，代有夏政，遂丧其宗社。又曰“昆弟五人须于洛汭，作《五子之歌》”，此必仲康等以羿实逼处，相率出奔须，于洛水之北作歌叙怨，必非太康以久畋失国，又必非兄弟五人尽从而田，且奉垂白之母以行也者。冯景山公以书来，曰：近读《五子之歌》至“厥弟五人御其母以从”，插此冗句，殊不可晓，且即如太康出畋于其母何与。妇人无外事，迎送不出门，礼也。岂合从子盘游耶。又岂厥弟五人逆知后羿将距于河，遂蚤御其母以从耶。果尔，则当垂涕泣而道谏，止其兄以笃亲亲之谊可也。既知而不言，坐待其败，虽作歌以叙怨，亦何及哉。余答之曰：此辨诚善，解同孔安国。然金氏《前编》谓太康在外忘反，而羿入都篡国，故五子御母避难，迹太康所之，逾河而南以从之，望太康以图复国，故于洛汭，而不至洛表，又将何以辨孔颖达《疏》。史述太康之恶既尽，然后言其作歌，故令羿距之文，乃在母从之上，行文之势宜然。金氏意，则御母以从，原在距于河之后，事实宜然。亦最有理。则此辨虽善，恐未足以服作伪者之心。山公语塞。余曰：不若直以其母断之，而知必无是事也。山公问故，余曰：禹言“予创若时，娶于涂山，辛壬，癸甲启呱呱而泣，予弗子惟荒度土功”盖禹自尧七十二载乙卯受命平水土，则娶涂山氏女，当在丁巳。戊午启生，即次岁，方去癸亥告成功之年颇远。故中间数年得三过其家门。启以生于戊午，计历尧之崩与舜之崩，俄而禹崩，及启即位，改元，岁丙戌，年已八十九矣。所以享国仅七年，寿九十五而终。窃以是时其元妃未必存，况又历太康十九年岁辛亥，方有失国之祸。使启若存，寿一百一十四岁。古男子三十而娶，女子二十嫁，此盖言其大限。若国君，则十五而生子，礼也。妃定与之齐年，天子何独不然。是仲康等御其母以从，母年当一百一十有四矣。庄子言，人上寿百岁，中寿八十，下寿六十。惟尧舜逾上寿之外，他不少慨见。然则，太康失国时，固已无复母存矣。昔有人毁直不疑善盗嫂，不疑曰：我乃无兄弟。问第五伦，闻卿为吏，篣妇公。伦对曰：臣三娶妻，皆无父。故柳宗元合而言曰：故有无兄盗嫂，娶孤女云挝妇翁者。余于《五子之歌》之母也亦然。山公为大笑。

按冯山公又云：篇名《五子》，子者，有亲之称。是时父启已逝，妄意其母尚存，特插入此句，只要关合子字耳。不意遇阎徵君发此，一篇虚空粉碎矣。援据辨驳，亦从十三经注疏来，但□□古人处。

姚际恒立方曰：因五子称子，凭空撰出一母，仿佛与《凯风》七子相似。相似者，本意为用此一怨字耳。盖《孟子》有“《凯风》何以不怨”，则《凯风》不宜怨。此与《小弁》之诗亲与兄之过大，皆宜怨者也。

又按冯山公云：郁陶乎予心，用象思舜之语，又是关合昆弟事，其巧于作伪如此。不意却错认，详见《疏证》卷四第五十六。

又按颖达《疏》引《说文》曰：羿，帝喾射官也。贾逵曰：羿之先祖，世为先王射官，故帝喾赐羿弓矢，使司射。此自出二书，蔡《传》乃云：贾逵《说文》，羿，帝喾射官。是贾景伯又有《说文》矣。

又按蔡《传》，尧初为唐侯，后为天子，都陶，故曰陶唐。尧为天子，实先都吾晋阳，后迁平阳府，从不闻有都陶之事，真属臆语。即《书》疏、左氏、杜《注》、孔《疏》亦不确，惟《汉书》臣瓒《注》：尧初居于唐，后居陶，故曰陶唐。师古曰：瓒说非也。许慎《说文解字》云：陶丘，再成也，在济阴，《夏书》曰：东至陶丘。陶丘有尧城，尧尝居之，后居于唐，故尧号陶唐氏。斯得其解矣，吾欲取以易蔡《传》。

又按杜氏《释例》云：晋、大卤、大原、大夏、参虚、晋阳，一地而六名。余谓尚不止此，昭元年曰：唐定四年曰夏虚。《晋语》曰：实沈之虚。襄二十四年曰：陶唐〔杜《注》，尧所治地大原晋阳县〕。《世本》曰：鄂〔宋忠曰：鄂地今在大夏〕。《诗谱》曰：尧墟〔康成曰：成王封母弟叔虞于尧之故墟，曰唐侯〕。又六名，皆是也。

又按《国语》引《书》曰“民可近也，而不可上也”上读上声，《五子之歌》易“上”为“下”，虽义较明，而味浸薄。吾最爱贾谊《新书》“民者至贱而不可简也，至愚而不可欺也。自古至今，与民为仇者，有迟有速，而民必胜之”，其言深切，足警世主。即孟子今而后得反之之注脚耳〔姚际恒立方曰：《国语》，夫人，性陵上者也，故引《书》曰“民可近也而不可上也”。此处难用此义，故改为下〕。

又按柳宗元言出《魏武帝纪》建安十年九月令。

○第一百五

百篇《序》谓之《小序》，伏生时犹未得。《小序》，《盘庚》三篇合为一，《康王之诰》合于《顾命》，孔安国始据以序古文《书》两汉诸儒并以为孔子作〔《孔子世家》云：序书传，上纪唐虞，下至秦缪。似以《序》出自孔氏云〕，故宁屈经以从《序》，而不顾其说之不可通。有宋诸儒出，始力排之。排之，诚是也。朱子谓是周秦间低手人所作，尤属特见。盖非周秦间不能备知百篇之名，非低手人亦不应说之如是庸且妄也。余独爱百篇名目确然可信，何则。壁中《书》出，除错乱摩灭及伪《泰誓》，凡得五十五篇，无一篇名溢于《序》之外者，则可证《小序》所载诸目为无遗漏。朱子亦尝合为一篇，以附卷末，但仍梅氏之旧本，而未悉复贾逵、郑康成之次第，犹未古。余故厘次之于左：昔在帝尧，聪明文思，光宅天下，将逊于位，让于虞舜，作《尧典》。虞舜侧微，尧闻之聪明，将使嗣位，历试诸难，作《舜典》。帝厘下土，方设居方，别生分类，作《汩作》《九共》九篇。槁饫，皋陶矢厥谟，禹成厥功，帝舜申之，作《大禹皋陶谟》《益〔马、郑、王本作弃〕稷》。禹别九州，随山浚川，任土作贡，启与有扈战手甘之野，作《甘誓》。太康失邦，昆弟五人须于洛汭，作《五子之歌》。羲和湎淫，废时乱日，胤往征之，作《胤征》。自契至于成汤八迁，汤始居亳，从先王居，作帝告，釐沃，汤征诸侯，葛伯不祀，汤始征之，作《汤征》。伊尹去亳适夏，既丑有夏，复归于亳，入自北门，乃遇汝鸠汝方，作《汝鸠汝方》。汤既胜夏，欲迁其社，不可，作《夏社》。疑至臣扈，伊尹相汤伐桀，升自陑，遂与桀战于鸣条之野，作《汤誓》。夏师败绩，汤遂从之，遂伐三厓，俘厥宝玉，谊伯仲伯作《典宝》。汤归自夏，至于大坰，仲虺作诰，汤既黜夏命，复归于亳，作《汤诰》。伊尹作《咸有一德》。咎单作《明居》。成汤既没，太甲元年，伊尹作《伊训》《肆命》《徂后》。太甲既立，不明，伊尹放诸桐，三年，复归于亳，思庸，伊尹作《太甲》三篇。沃丁既葬伊尹于亳，咎单遂训伊尹事，作《沃丁》。伊陟相太戊，亳有祥，桑谷共生于朝，伊陟赞于巫咸，作《咸乂》四篇。太戊赞于伊陟，作《伊陟》《原命》。仲丁迁于嚣，作《仲丁》。河亶甲居相，作《河亶甲》。祖乙圮于耿，作《祖乙》。盘庚五迁，将治亳殷，民咨胥怨，作《盘庚》三篇。高宗梦得说，使百工营求诸野，得诸傅岩，作《说命》三篇。高宗祭成汤，有飞雉升鼎耳而雊，祖已训诸王，作《高宗肜日》《高宗之训》。殷始咎周，周人乘黎，祖伊恐，奔告于受，作《西伯戡黎》。殷既错天命，微子作诰父师少师，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一月戊午，师渡孟津，作《泰〔本作大，自顾彪解作泰，孔颖达因之，误至今〕誓》三篇。武王戎车三百两，虎贲三百人，与受战于牧野，作《牧誓》。武王伐殷，往伐，归兽，识其政事，作《武成》。武王胜殷杀受，立武庚，以箕子归，作《洪范》。武王既胜殷，邦诸侯，班宗彝，作《分器》。西旅献獒，太保作《旅獒》。巢伯来朝，芮伯作《旅巢命》。武王有疾〔马本有不豫二字〕，周公作《金冏》。武王崩，三监及淮夷叛，周公相成王，将黜殷，作《大诰》。成王既黜殷命，杀武庚，命微子启代殷后，作《微子之命》。唐叔得禾，异亩同颖，献诸天子，王命唐叔归周公于东，作《归禾》。周公既得命禾，旅天子之命，作《嘉禾》。成王既伐管叔蔡叔，以殷余民封康叔，作《康诰》《酒诰》《梓材》。成王在丰，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作《召诰》。召公既相宅，周公往营成周，使来告卜，作《洛诰》。成周既成，迁殷顽民，周公以王命诰，作《多士》。周公作《无逸》。召公为保，周公为师，相成王为左右，召公不说，周公作《君奭》。成王东伐淮夷，遂践奄，作《成王政》〔马本作正〕。成王既践奄，将迁其君于蒲〔马本作薄〕姑，周公告召公作《将蒲姑》。成王归自奄，在宗周诰庶邦，作《多方》。成王既黜殷命，灭淮夷，还归在丰，作《周官》。周公作《立政》。成王既伐东夷，肃〔马本作息〕慎来贺，王俾〔马本作办〕荣伯作《贿肃慎之命》。周公在丰，将没，欲葬成周，公薨，成王葬于毕，告周公，作《亳姑》。周公既没，命君陈分正东郊成周，作《君陈》。成王将崩，命召公毕公率诸侯相康王，作《顾命》〔马本有成王崩三字〕。康王既尸天子，遂告诸侯，作《康王之诰》。康王命作册毕，分居里，成周郊，作《毕命》。穆王命君牙为周大司徒，作《君牙》。穆王命伯冏为周太仆正，作《冏命》。蔡叔既没，王命蔡仲践诸侯位，作《蔡仲之命》。鲁侯伯禽宅曲阜，徐夷并兴，东郊不开〔马本作辟〕，作《费誓》。吕命穆王训夏赎刑，作《吕刑》。平〔马本无〕王锡〔马本作赐〕晋文侯秬鬯圭瓒，作《文侯之命》。秦穆公伐郑，晋襄公帅师败诸崤，还归作《秦誓》。

按书实百篇，有云百二篇者，非假造，即纬书。说见孔颖达《正义》。

又按孔颖达于《盘庚·小序》下引束谷云：见孔子壁中《尚书》“将治亳殷”作“将始宅殷”，与世行本不同。益足证西晋人犹见古文经，而东晋则失之矣。

又按《唐书·王勃传》，初祖通起汉魏尽晋，作书百二十篇，以续古《尚书》，后亡。其序有录无书者十篇，勃补完缺逸，定著二十五篇，谓《古尚书》百二十篇。即赵氏岐等说有录无书者十篇，太史公书如此。定著二十五篇，又梅氏晚出《书》篇数，何王氏祖孙之学，尽摹仿前人与。抑偶合与。

又按今文《顾命》《康王之诰》合为一。马、郑、王本以“无坏我高祖寡命”以上为《顾命》，下则为《康王之诰》。晚出《书》又断自“王出在应门之内”。遂觉诸侯告王，王报诰诸侯，以类相从，胜真古文《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