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八

○第一百十三

《书》古文出魏晋间，距东晋建武元年凡五十三四年，始上献于朝，立学官。建武元年下到宋南渡初八百一十一年，有吴棫字才老者出，始以此《书》为疑，真可谓天启其衷矣。抑朱子《大学序》所谓“天运循环，无往不复者”也。其言曰：伏生传于既耄之时，而安国为隶古，又特定其所可知者，而一篇之中，一简之内，其不可知者盖不无矣。乃欲以是尽求作书之本意，与夫本末先后之义，其亦可谓难矣。而安国所增多之《书》，今书目具在，皆文从字顺，非若伏生之《书》屈曲聱牙，至有不可读者。夫四代之书，作者不一，乃至二人之手，而遂定为二体乎。其亦难言矣。后又二百一十七年，休宁朱升应浙江行省试《对策》曰：今文、古文，篇有分合，词有难易，观其文理之相接，则可见其始合而今分矣。观其体制之迥殊，则可疑其彼何独难而此何独易矣。若是者，自朱子、吴才老固已献疑，而世之大儒亦已有明辨而厘正之者矣。世之大儒，指临川吴文正，言其叙录盛行于世，兹不复著。

按吴才老有《书裨传》十三卷，首卷举要曰《总说》、曰《书序》、曰《君辨》、曰《臣辨》、曰《考异》、曰《诂训》、曰《姜牙》、曰《孔传》，凡八篇，意《差牙》《孔传》篇内必另有疑古文处，不止如上所载者。其不传也，惜哉。闻归熙甫有疑古文稿藏于家，余三至其家购访之，卒不出。

又按《书裨传》虽不传，而蔡《传》《泰誓》篇目下引吴氏曰：汤武皆以兵受命，然汤之辞裕，武王之辞迫。汤之数桀也恭，武之数纣也傲。学者不能无憾，疑其《书》之晚出。或非尽当时之本文也。此吴氏疑即才老。

又按《草庐全集》有《题伏生授书图诗》，云“先汉今文古，后晋古文今，若论伏氏功，遗像当铸金”复自跋云：呜呼，天未泯绝帝王之制，故霡遗此老以至此时也，女子亦有功焉。《书》二十八后析为三十三，奇崛难读。或谓女子口授时，济南颍川语异，错以己意属读而失其真。呜呼，奇崛，古书体也，错何尤。晋隋间古文二十五篇出，从顺如今人语，非若伏生《书》奇崛矣。识者议其功罪于错为何如哉。呜呼，是固未易为浅见寡闻道也。安得起吴才老、朱仲晦于九原，案“析为三十三”，指晋隋间《书》言，非真孔《书》也。

又按赵氏《松雪斋集》有《书今古文集注序》，分今文古文，为之《集注》曰：嗟夫，《书》之为《书》，二帝三王之道于是乎在，不幸而至于亡，于不幸之中，幸而有存者，忍使伪乱其真耶。又幸而觉其伪，忍无述焉以明之，使天下后世常受其欺耶。此最盛心。计当时识议与之合者，吴草庐一人，所以草庐《赠别子昂诗》“识君维扬驿，玉色天人表，伏梅千载事，疑谳一夕了”。快哉，此一夕谈也。降而其门人杨载为《行状》，仅云：公治《尚书》，为之注，多所发明，廷臣为谥议，公尤邃于《书》，作传注以发其微。即后十五年，何贞立来刻集，亦仅称“某尝见公所著《书古今文集注》，皆其盛年手自缮写，人未知之”并无一语及其绝识，以为古文之可疑。则古文之在当日人为压服久矣。呜呼，聚聋而鼓之，百无当也。然聋极而聪，亦有候存焉。君子讵忍尽绝一世人于门外哉。故每不能已于言。

又按天下事由根柢而之枝节也易，由枝节而返根柢也难。窃以考据之学亦尔。予之辨伪古文，吃紧在孔壁原有真古文，为《舜典》《汩作》《九共》等二十四篇，非张霸伪撰。孔安国以下，马郑以上，传习尽在于是。《大禹谟》《五子之歌》等二十五篇，则晚出魏晋间，假托安国之名者，此根柢也。得此根柢在手，然后以攻二十五篇，其文理之疏脱，依傍之分明，节节皆迎刃而解矣。不然，仅以子史诸书仰攻圣经，人岂有信之哉。曾寄与黄太冲，读一过，叹曰：原来当两汉时，安国之《尚书》虽不立学官〔平帝时暂立〕，未尝不私自流通，逮永嘉之乱而亡。梅赜上伪《书》，冒以安国之名则，是梅赜始伪。顾后人并以疑汉之安国，其可乎。可以解史传连环之结矣。

○第一百十四

朱子于古文尝窃疑之，至安国《传》则直斥其伪。不知经与传固同出一手也。其于古文似犹为调停之说，曰：《书》有二体，有极分晓者，有极难晓者。又曰：《尚书》诸《命》皆分晓，盖如今制诰，是朝廷做底文字。诸《诰》皆难晓，盖是时与民下说话，后来追录而成之。愚请得而诘之曰：《尚书》诸《命》皆易晓因已，然所为易晓者，则《说命》《微子之命》《蔡仲之命》《毕命》《冏命》，皆古文也，故易晓。至才涉于今文，如《顾命》《文侯之命》，便复难晓。《尚书》诸《诰》皆难晓固已，然所谓难晓者，则《盘庚》《大诰》《康诰》《酒诰》《召诰》《洛诰》，皆今文也，故难晓。至才涉于古文，如《仲虺之诰》《汤诰》，便又易晓。此何以解焉。岂《诰》出于成汤之初者易晓，而出于盘庚以后及周初者难晓邪。岂《命》出于武丁成汤之际者易晓，而出于平王之东者难晓耶。不特此也，《顾命》出于成王崩，《康王之诰》出于康王立，相距才十日，以同为伏生所记，遂同为难晓，尚得谓《命》易晓耶。不特此也，《周官》，诰也，出于成王，《君陈》，命也，亦出于成王，相距虽未知其远近，以同为安国所献，遂同为易晓，尚得谓《诰》难晓耶。论至此，虽百喙亦难解矣。

按武进周叟曰：勺公于年曰百岁矣，尝告余曰：周公书纯是蛮语，召公书便近人。余曰：叟得毋指《旅獒》一篇为召公奭所作乎。周曰：然。余曰：此自是古文，故尔易晓，若召公语出于《召诰》者，仍复难晓。周公语幸未为古人所乱，故俱难晓。若当时有一二出于古文者，亦复了了，如《旅獒》矣。总之，古文假作于魏晋间，今文则真三代，故其辞之难易不同。如此今说者不唯文之有古今，而唯体之有命诰，与人之有周、召，亦所谓舛矣。

又按余戊午应荐至京师，昆山顾炎武宁人时在富平，有自富平来，传其新论者云：王出在应门之内，太保率西方诸侯，毕公率东方诸侯。案《左传》隐元年，“天子七月而葬同轨毕至”。此应在葬后，则苏氏成王崩未葬，君臣皆冕服说误。因病余相距才十日之说。余谓此证诚好，但王麻冕黼裳，卿士邦君麻冕蚁裳，叙在越七日癸酉，下距王崩乙丑仅九日耳，岂葬后乎。且诸侯出庙门俟，俟见新君，下即叙王出在应门之内，孔《传》所谓“王出毕门，立应门内”是也。正一时事，末叙王释冕反丧服。此“冕”字直应前“王麻冕”之“冕”，非另起一“冕”字，细玩自见。或曰：奈西方东方诸侯何。余曰：蔡《传》解《尧典》“佥曰”“佥”字，四岳与其所领诸侯之在朝者。又解芮、彤、毕、卫毛皆国名，入为天子公卿者。即如上文齐侯吕伋非东方诸侯乎。则康王报诰，庶邦侯甸男卫固有人在也。或者唯而退，附此以便他日。质诸宁人云。又按蔡《传》引郑氏曰：《周礼》五门一曰皋门，二曰雉门，三曰库门，四曰应门，五曰路门。路门即毕门。予案郑氏乃郑司农众，非康成。康成《明堂位注》，天子五门，皋、库、雉、应、路。又《周礼注》引经传以证库门向外，雉门向内，以破先郑说。蔡氏犹复引之，何与。且云：外朝在路门外，则应门之内盖内朝所在。尤误之误。路门外，应门内，正一地，岂有内朝外朝共集一地，无分别之理。盖天子三朝，外朝一，内朝二。外朝，在皋门内库门外。内朝，则一在路寝门外，为治朝，一在路寝门内，为燕朝。《礼记集说》方氏曰亦小误。并辨正于此。

又按“外朝在路门外”一语，亦蔡误，本郑司农注。后郑不从者。或问予：此误亦有所自来，子知之乎。予曰：彼盖以《文王世子》外朝指路寝门外为据，而不知天子之制远在库门之外者也。《文王世子》，内朝指朝于路寝之庭，是亦一内朝已。但外朝乃对路寝庭，姑称为外，非真外朝。真外朝在库门内，雉门外。诸侯三门，每门各有一朝，亦仍是外朝一内朝二。其在雉门内路门外，则君所日视之朝，《玉藻》谓之内朝。康成曰：此正朝也。三礼互有异同，而《礼记》一书尤自相抵捂，要在学者融会而善决择之，则几矣。

又按《周礼》言外朝者三，皆指皋门内库门外，断狱弊讼于斯，询国危国迁立君于斯，非谓别有一朝为三询之朝也者。自康成偶误，注小司寇外朝为在雉门外，《三礼义宗》因之，《通典》复因之，下到今遂有四朝之说。果尔，诸侯止有三门，门各容一朝，一般有国危等事，将何门置此一朝以询之乎。殊不足据。《玉海》，王伯厚亟驳之，有以也。

又按蔡《传》引苏氏曰：三年之丧既成，服释之而即吉，无时而可者。严哉，斯论。虽程朱何以加诸。而不知案之于礼，亦未尽然也。何则。丧三年不祭矣，若既殡后，天地社稷之祭，犹越绋而行事，盖不敢以卑废尊。《汉志》引古文《伊训》，以为太甲当丧越茀行事，是其证也。郊之日，丧者不哭，不敢凶服，盖不独玉被大裘龙衮戴冕璪，抑且合畿内臣庶，虽有私丧之服，尽释之而即吉，以听命乎上，其严于事天如此。推之于地与社若稷，一岁之间，盖不啻叠举矣，服亦屡屡释矣。先王岂为其薄哉。苏氏曰：太保使太史奉册授王，于次诸侯入哭于路寝而见王，于次王丧服，受教戒谏，哭踊答拜。圣人复起，不易斯言。予按朱子谓，易世传授，国之大事，当严其礼，故汉唐君臣亦皆吉服。黄直卿谓太子即位礼有四。一，始死正嗣子之位，顾命逆子钊于南门之外，延入翼室是也。一，既殡，正继体之位，王麻冕黼裳入即位是也。然则，王麻冕黼裳入即位，乃储君初即天子位之礼，身为天地社稷之主，上承祖宗世系之重，盖国大事莫逾于此，纵遭亲丧，犹向所谓卑者尔，其可不如事天地社稷者而一暂释其服邪。苏氏一则曰诸侯哭，再则曰王哭。案《曾子问》“君薨，世子生，如之何。孔子曰：卿大夫士从摄主北面于西阶南，太祝裨冕，执束帛，升自西阶，尽等，不升堂，命毋哭”《注》曰：将有事，宜清静也。夫世子甫生，继体有人，尚且止其哭，以致祝辞，况真即继体位而又追述先王册命以告之，而必以哭从事邪。甚矣，苏氏之陋也。苏氏谓书失礼，不可以不辨。予则谓苏氏失言，不可以不辨。

又按冠礼于五礼属嘉，苏氏曰：冠，吉礼也。亦误。又按苏氏之误，只缘载于蔡《传》，鲜加驳正。于是近日汪氏琬复广为之说，中有少少足辩者。一条曰：古之奔丧，见星行舍。窃谓成王既崩，康王虽相距数千里外，犹当蒲伏以赴，安有咫尺宫门而不入。就号哭辟踊之位，顾必俟干戈虎贲以逆之乎。乃孔安国曲为之说。曰：由丧次而出，出而复逆，以殊异之。于经无明文也，予案孔氏《书传》，臣子皆侍左右，将正太子之尊，故出于路寝门外，使桓毛二臣各执干戈，于齐侯吕伋索虎贲百人，更新逆门外，所以殊之。逆字上，增“更新”二字，甚妙。盖从《金縢》“惟朕小子其新逆”得来。新逆者，重新逆周公以归，非如蔡氏新解作亲试，问成王何曾亲至周公所居之东。不然，竟诳语耶。亲死，子在侧，此理之可信，事之必然而无疑者。今迎门外，则推出原不在门外。补臣子皆侍左右一段，正传经者苦心弥缝处，安得谓经无明文，而臆为说哉。至曰成王既殡，康王方在苫块中，讵可哜而饮福。哜者，小祥之礼也。不知经文明指太保非王。又曰：天子未除丧，称“予小子虽衰”，周犹然，今俨然自称“予一人”，非礼。王答曰“眇眇予末小子”，将白文亦未之读耶。

又按孔《传》“使桓毛二臣各执干戈”叙于“齐侯吕伋”文上，亦误。案《汉名臣奏》，近臣侍侧尚不得著钩带入房，安有成王甫崩，康王未受册命以前，而即有执干戈，如桓毛二臣于毕门内者。盖《周礼》虎贲氏掌虎士八百人，虎士执有戈盾。桓毛承太保命，于齐侯吕伋之所取二干戈，各执其一，又取虎贲之士百人迎太子钊于南门之外，齐侯原未尝偕入。蔡氏不识“爰”字义，谓命桓毛二臣使齐侯吕伋以二干戈虎贲百人云云，将齐侯为左右各二手之人，以各持一干戈耶。唐孔氏笑马迁叙微子启肉袒面缚，左牵羊，右把茅。夫面缚，缚手于后，又安得左牵羊，右把茅。是别有二手矣。今合以蔡《传》，正可发一大噱也。

又按宋林之奇《尚书全解序》云：有伏生之《书》，有孔壁续出之《书》。续出《书》文易晓，而伏生《书》则多艰深聱牙，不可易通。盖伏生齐人也，公羊子亦然，所传《春秋》如昉于此乎。登来之也，何休《注》皆云齐人语。以是知齐人语多难晓者。伏生编此《书》，往往杂齐人语于其中，故有难晓者。此乱道也。伏生语纵难晓，何至以己之方言错杂入经文。《公羊传》昉于此乎。登来之也，乃自作传文尔，非关《春秋》。犹郑康成北海人，其注三礼多齐言，亦未尝乱经，此本置勿辨，然世亦有惑于其说焉。

又按朱子云：《汉书》有秀才做底文字，有妇人做底文字，亦有载当时狱辞者。秀才文章便易晓，当时狱辞多碎句难读。《尚书》便有如此底。此论却颇合。余谓《尚书》中如《尧典》《皋陶谟》可称秀才文章，但不可以之拟《微子之命》《蔡仲之命》《冏命》诸篇，何者。诸篇古文，故古文自易晓。如殷三盘、周八诰，则与狱辞相类，盖俱今文。试问二十五篇有一似此否。此亦今古文断案处。《草庐集》有《题伏生授书图诗》“先汉今文古后晋古文今”。近代苏桓谓陈际泰时文古，古文时亦犹是尔。

又按朱锡鬯告余：云南杨士云字从龙，大理府太和县人，正德丁丑进士，改庶吉士，授工科给事中，转户科左给事中，著《弘山集》，有《读尚书诗》云“二十八篇今，自汉伏生授，二十五篇古，至晋梅颐奏，二十八宿外，二十五宿又，仲尼不可作，谁复百篇旧”。与吴草庐《题伏生授书图诗》云“先汉今文古，后晋古文今，若论伏氏功，遗像当铸金”，皆微其辞，不似君辈显然攻。余笑曰：诗指辞多婉约，而文则直言，试观草庐《尚书叙录》，画然为二，不使相混淆，识且出朱子右，岂复如其作绝句时乎。锡鬯为默然。盖近撰《经义考》，虽渐为愚见所转移，终不透耳。

又按《周礼》，幕人职注为宾客饰也。贾公彦《疏》，王丧而有宾客者，谓若《顾命》，成王崩，诸侯来朝，而遇国丧，故《康王之诰》云“毕公率东方诸侯，召公率西方诸侯”云云，此最好典证。

又按姚际恒立方亦以经与《传》同出一手，伪则俱伪，笑世人但知辨伪《传》，而不知辨伪经，未免触处成碍耳。似暗指朱子言。余问何谓也，立方曰：如辨《伊训》，《传》，太甲继汤而立之，非矣，则于伪经“王徂桐宫居忧”不能通，盖未有太甲服仲壬之丧，而处祖墓旁者。辨《泰誓》上，《传》，武三承袭父年之非矣，则于伪经“大勋未集”，九年大统未集不能通，盖未有文王不受命改元而得称九年者。蔡沈徒为曲解，不足据。故莫若俱伪之，俱伪之，斩却葛藤矣。

○第一百十五

邹平马公骕字宛斯，当代之学者也，司李淮郡，后改任灵璧令。予以己丑东归过其署中，秉烛纵谈，因及《尚书》有今文、古文之别，为具述先儒绪言，公不觉首肯，命隶急取《尚书》以来，既至，一白文，一蔡《传》，置蔡《传》于予前，曰：子阅此，吾当为子射覆之。自阅白文，首指《尧典》《舜典》曰：此必今文。至《大禹谟》便眉蹙曰：中多排语，不类今文体，恐是古文。历数以至卷终，孰为今文，孰为古文，无不立验。因拊髀叹息曰：若非先儒绝识，疑论及此，我辈安能梦及。然犹幸有先儒之疑，而我辈尚能信及，恐世之不能信及者，又比比矣。复再三慨叹。予曰：公著《绎史》，引及《尚书》处不可不分标出今文、古文。公曰：然。公今《绎史》有今文、古文之名者，自予之言始也。

按近代孙鑛评《尚书》，亦谓《大禹谟》则渐排矣。钱受之极诋其为非圣无法，为侮圣人之言。彼敢以文字论圣经，诚哉其为侮圣言也。然《大禹谟》实是古文，先儒固尝疑之，余亦谓先秦无段落之迹，西京绝骈偶之语，况三代以上之文乎。若以《大禹谟》渐排为风会使然，则《皋陶谟》次于《大禹谟》之后，亦应涉排，何独不尔。则知今文、古文出于两手，决矣。余尝思得一法，今或未能遽废古文，当分今文、古文为二类，令天下习读是经者，先读今文二十八篇，是何多诘屈聱牙。次读古文二十五篇，是何尽文从字顺。又二十八篇之文虽同一古，而中间体制种种各殊。二十五篇之文虽名为四代，作者不一而，前后体制不甚远。则久之聪明才辨之士，争得起而议之，虽有党同护前之徒，亦不能不心屈也。欧阳永叔曰：夫破人之惑，若难与争于笃信之时，待其有所疑焉，然后从而攻之可也。当积习锢蔽之余，而一旦语人以古文为赝书，非斥之为妄，则笑之为狂，此难与争于笃信之时者也。分今文、古文为二类，不至混淆，庶学者读之，自有所不安，此待其疑而后攻之者也。不然，伏生、梅氏之《书》真伪错互，谁复能辨。如马公之具只眼者，殆亦未可多得哉。

又按归熙甫有言，所可赖以别其真伪，唯是文辞格制之不同。后之人虽悉力摹拟，终无以得其万一之似。余因思周公有《大诰》，而王莽以翟义乱，亦作《大诰》。苏绰以文体之弊，又作《大诰》。一载《汉书》，一载《北史》。试取而读之，不特莽不类于周公，即绰距莽未远，亦不类。盖莽在酷拟《尚书》，如婴儿之学语，可为鄙笑。绰较少胜于莽，然就其条达比偶处，已不似汉人手笔，况周初乎。其各为时代所限如此。又按《苏绰传》，为《大诰》，奏行。自是之后，文笔皆依此体。故后十年，恭帝元年，周文令太常卢辨作诰谕，公卿曰：呜呼，我群后暨众士，维文皇帝以襁褓之嗣托于予，训之诲之，庶厥有成。而予罔能弗变厥心，庸暨乎废坠我文皇帝之志。呜呼，兹咎予其焉避，予实知之，矧尔众人之心哉。惟予之颜，岂惟今厚，将恐来世以予为口实。文果类绰，因笑此等文笔，谁不能为。韩昌黎诗“周诗三百篇，雅丽理训诰，曾经圣人手，议论安得到”议论之不可，况摹拟之乎。此殆真古文《尚书》五十八篇之谓哉。

又按苏子由尝论《周书》委曲而繁重，《商书》简洁而明肃。以错杂今古文而言，何则。委曲繁重自指今文，简洁明肃必指《仲虺之诰》以下十篇始可。彼《盘庚》且勿论，若《高宗彤日》，非朱子所谓最不可晓乎。《西伯戡黎》非所谓稍稍不可晓乎。简或有之，而得谓之明乎。子由于此析犹未精。昌黎述其生平所用心曰：周诰《殷盘》诘屈聱牙，纯称今文。子瞻《评出师二表》云：与《伊训》《说命》相表里，纯况以古文，尚不错杂，然亦未有以今古文之所以别告二公乎。告亦未有不悟者，高忠宪尝言，天下万世之心目，固有渐推而愈明，论久而后定，故勿谓昔人所未定，而今亦莫能定也。旨哉，此言矣。

又按有议论渐推而愈明，历久而后定者，余尤亲验之。胡渭生朏明告予，第一卷载冯氏驳卫宏《序》为妄，良是。窃谓宏《序》亦非尽凿空者，伏生有孙，固应有子，不至使女传言。然错往受时，生年过九十，子先父卒，人事之常。藐尔孤孙，未承家学，已又耄矣，口不能宣。及门弟子业成辞归，错奉诏至，安可空还。不得已，令女传授，理或有之。计其女亦非少艾之年，教错无嫌也。唯《大序》有失其本经之语，自非生纵老，何至家无本经。纵令失去，当时弟子如张、欧阳，罔不涉《尚书》以教，何难往取其本，俾还报天子乎。或曰：必若云，则生以简策授错可矣，何用其女为。朏明曰：汉人读书颇与今异，扬子云言，一哄之市必立之平，一卷之书必立之师。如春秋有邹、夹二氏，夹氏口说流行，未著竹帛，故曰未有书。邹氏著竹帛，师传之人中绝，故曰无师。盖经未有无师者，书简策虽存，而其间句读音义亦须略为指授，方可承学，故使其女传言耳。若字本今文，错所自识，岂因齐人语异而都不晓耶。是则妄不足辩者。予喜曰：家藏有宋名画授经图，伏生东向坐，大夫北面偻而立，旁有女子，俨然儒家风姿，为之指点。尝病其事不实，画为少减，今接子高论，此画可以长留天地间矣。

○第一百十六

今文、古文之别，首献疑于吴才老，其说精矣。继则朱子，反复陈说，只是一义，曰：伏生倍文暗诵，乃偏得其所难，而安国考定于科斗古书错乱摩灭之余，反专得其所易，则不可晓耳。其实伏生非倍文暗诵，说具第一卷。近代郝氏敬始大畅厥旨，底蕴毕露。读书三十条，朱子复起，亦不得不叹如积薪。余故详录其三之二于后。书辞渊塞，诗语清通，故《虞书》浑朴。其言诗则曰，声依永律和声，喜起之歌乃有逸响。雅颂训诰多周公制作，雅颂明畅，训诰结涩。盖主于感者，使人易晓。至于训戒者，使人深思。夫子谓不学《诗》无以言，故《诗》《书》体异也。春秋战国以来，辞尚风韵，虽叙事之文，皆有依永和声之致。夫子作《易传》《论语》，春容尔雅，清风习习，然皆诗之为言也。然义理含蓄，混沌未破，至秦汉以后，襜觚雕朴，文不务实，全尚声口，惟有浮响而已。此古今文辞深浅华实之辨也。《尧典》《禹贡》，其辞简奥，叙事朴直有体。《皋陶谟》精深淹雅，自是上皇风味。古人言语高远，质而愈新，后人极力整齐，反伤体。有意舒散，反见拙。如商彝周鼎，自然苍润，俗工雕镂乱真。识者自能鉴之。朱元晦谓书不须尽解，固缘《孟子》“尽信书不如无书”之意。然朱所谓易解者，乃其不必解之伪书。而所谓难解者，正其删定之原籍。然则，弃嘉谷而收稂莠也，可乎。《尧典》《皋陶谟》《禹贡》三篇，文辞最古，法度森严，有头尾，有血脉，有分段，有照应，为千万世史书冠冕。后世依仿其体为帝纪、世家、列传，枝叶敷荣，非不可观，然一登泰山，顿觉丘阜为小。尧舜一德，故二帝并典。五臣同心，故皋陶合谟〔按此说非〕。孔《书》离《尧典》为二，以补《舜典》，其识已卑，别增《禹谟》一篇，尤琐碎不成文理。此何待具眼者乃能辨之。古圣文辞深奥，精密无痕，如《书》与《周易》自是一种文字。孔《书》极力摸仿，而音节匀畅，俊彩庄严，已落近格。扬雄作《太玄》，拟《易》爻象，肠胃俱呕。转觉后尘愈远，此圣凡天人之隔也。《盘庚》《大诰》《康诰》等篇文辞，如流云杂雾，烝涌腾沓，不可抟填，而自然烟润。孔《书》二十五篇，丰姿济楚，如砻石疑玉，刻木肖花，渐染妩媚之气。古言盘郁，今言清浅。古言幽雅，今言高华。一览而尽者，今人之辞。三复而愈远者，古人之辞也。古人意思浑厚，义理填塞胸臆，欲言不啻口乍读结涩，愈玩愈精彩。后世文字嘹鹴，滚滚迫逐而来，其于修辞立诚之意索然尽矣。故《尚书》以伏生二十八篇为真古文。二十八篇与古人传神，其辞简朴，无枝叶，是古时风气之醇浓也。其诘屈不畅快，是古人胸次之盘郁也。其更端层叠，是古人真意委婉周至也。含辉敛彩，晶光自尔溢发，气若断续而悠然，条鬯舒散，不用绳削，而变态不可端倪。此古人生气也。至于二十五篇，清浅松泛，边幅整齐，晓然如揭日月而行康庄，无复昧爽氤氲气象。《诗》曰“衣锦尚褧”恶其文之著也。故君子之道，暗然而日章。知此者可与论道，可与论书。孔《书》与二十八篇良苦较然，岂千余年来无一识者，以吕易嬴，久假不归，依附圣经，攻之有投鼠之忌。如读《春秋》，明知五霸为罪人，以其依附三王，久重于发难，是以其姑息养其蟊贼也。汤武不弑君，天下何时底定。千古有相知汤武非弑君者。朱元晦谓《大诰》《多士》等篇，辞语艰涩，如官司行移文字，与民间语，夹杂俗语，故难解。《蔡仲》《君牙》等篇如今翰林制诰文字，与士大夫语，故易晓。案《大诰》《多士》有何俗语，而以语俗人，岂俗人明敏，反胜学士大夫，学士大夫难解者，俗人其能解乎。凡训诰非对臣民口授，皆裁成篇章，颁布必经圣人之手，虽史官润色，亦本圣人口泽，故其言多渊悫，而神理溢于辞章之外，隐合于胸臆肺腑之中，若出若不出，离而视之，深沈蒙晦，无迹可寻。会而通之，生气浮动，温如春，泠如秋，穆如清风，泽如甘雨。䌷绎其绪，嚼咀其味，恍然见其心曲，亲炙其眉宇，而聆其謦咳，非圣人之言而能若是乎。至于二十五篇，清浅齐截，自是三代以下韶秀之姿，语多浮响，意不切题，或先贤记闻〔案此说非〕。或后人假托，天壤悬隔，乌可相乱也。后人文字皆拣选材具，一字一句叠砌而成。古人文字无边齐，无畔岸，拍天驾海而来。文字出上古，自然深沈隐约，有郁苍之气，正是未雕之璞。一落叔季，肤浅轻扬，气运风会，莫知所以然而然也。《尚书》二十八篇，当世即欲不如此作不得。六经皆夫子手订，及夫子自作，亦是《春秋》以后文字。如《论语》二十篇，春容尔雅，愚者可知，犹谓有子之徒记述。至《春秋》《周易十翼》，夫子手笔，亦是愚者可知。文章因乎世运，虽孔子欲为四代典谟之文，亦不可得已。后人何幸，因伏生所授，得见四代鸿宝二十八篇，真足为万世国史之宗。其二十五篇如《伊训》《太甲》之类，《左》《国》诸书，骎骎欲方驾矣。子曰“辞达而已矣”，又曰“修辞立其诚”达者，达其所立也。辞欲达诚，诚如何可达。后世文章以清利为达，正是齿牙喋喋，不与精神命脉相关。心自心，辞自辞，如近代辞赋，何有半语真实。二十八篇若康召等诰，字字肝胆，泼放简策上，后儒反病其诘屈不达，未知竟是谁达谁不达也。诸传独《孟子》近古，七篇中所引《书》如《太甲》《伊训》《汤誓》等语，质直而少逸响，正与二十八篇文字一律，足征伏《书》是真，孔《书》是假。又如《大学》所引《康诰》“作新民”，“若保赤子”，“惟命不于常”等语，篇内自然浑合。孔《书》取引语，填补痕迹宛然。孔《书》《伊训》《太甲》《说命》《君陈》等篇，《礼记》《学记》《表记》《缁衣》多引用其语，盖《记》与孔《书》先后同出〔案此说非〕。其所引当世已无全文，摹仿补缉，非古之完璧也。孔《书》四代文字一律，必无此理。诗如《商颂》缜栗而渊瑟，《周颂》清越而驯雅，二代文质之分也。诗既尔，书亦宜然，岂得《商书》清浅，反不如《周书》朴茂也。若以《伊训》《太甲》与《康诰》《大诰》诸篇并列，先后文质倒置矣。孔《书》诸篇辞义皆浮泛，如《伊训》不切放桐复亳，《说命》不切帝赉良弼，《君陈》《毕命》不切尹东郊。其他皆然，转移变换，皆可通用，古史典要，决无此病。多后人案步仿效，故其语势褊侧，如室中演棒，四碍不得自由。若真古文如《大诰》诸篇，任说得纵横舒展，真赝功苦天地悬隔。《秦誓》真秦穆公作，《春秋》之文渐近明浅，犹多沈浑之味，自然处高于《左》《国》。《费誓》虽列编末，而简奥渊深，自是周初文字。《文侯之命》峻整，自是周末春秋初年文字。世运风味，一一可思，若夫《伊训》《说命》，风格卑弱，尚不敢望《秦誓》，乃得与典谟并列。真是千古不平事。

或问：牧斋云，近代经学之缪，远若季本，近则郝敬，子向推其知言，兹何复取乎郝氏之书。余曰：郝氏之可诛绝在好妄，其不可磨灭处，的非庸人。且读得古今文字，分析如烛照物，如刃劈朽木，如衡不爽锱铢，如丝䌷绎不尽，当属其九经中一绝。

按郝氏以二十五篇置于末，另为卷帙，历加掊击，语或过甚，余仅录其四条。《太甲》上云：此篇语浮泛，所以告戒嗣王者，甚徐，何至见放。《咸有一德》云：篇名《咸有一德》，似是较数，故曰“咸有”犹各擅一长云尔。今所言皆纯一意，则伊尹不合自矜与汤咸有此一。殆后人依题拟撰，遴拣凑砌，而乏天真。《周官》“冢宰掌邦治”至“大明黜陟”云一代典制，当世自有，令甲开载成王训百官，何用琐举。此后人自述记闻，以实其所为《周官》者耳。《君陈》“尔有嘉谋嘉猷”，云嘉谋，入告可也。必以归君，此人臣自用之心，非人君所以教臣。君喜归美，即不喜归过，是导之谀也，岂贤王之训。

又按郝氏讥切古文亦几尽致，尚未及其好作俳偶涉后代。予爱李翱《答王载言书》：古之人能极于工，而已不知其辞之对与否也。忧心悄悄，愠于群小，此非对也。覯闵既多，受侮不少，此非不对也。以此律《大禹谟》，岂流水，读去而不觉其排比者与。又每读《毕命》至“旌别淑慝”以下凡三十七句，句皆四字，因笑曰：孔安国隶古定，竟若唐房融译《首楞严经》，以四字成文者与。

又按姚际恒立方曰：某之攻伪古文也，直搜根柢而略于文辞。然其句字诚有显然易见者，篇中不暇枚举，特统论于此。句法则如或排对，或四字，或四六之类是也。字法则如以敬作钦，善作臧，治作乂，作乱顺，作若信，作允用，作庸汝，作乃无，作罔非作匪是，作时其，作厥不，作弗此，作兹所，作攸故，作肆之类是也。此等字法，固多起伏氏《书》。然取伏《书》读之，无论易解难解之句，皆有天然意度，浑沦不凿，奥义古气，旁礴其中，而诘曲聱牙之处，全不系此。梅氏《书》则全藉此以为诘曲聱牙，且细咀之中，枵然无有也。譬之楚人学吴语，终不免舌本间强耳。观凡于逸《书》不皆改作弗，无皆改作罔，尤可类推。

○第一百十七

郑氏瑗字仲璧，莆田人，成化辛丑进士，官南京礼部郎中，著《井观琐言》，内疑古文《尚书》者二条。录其辞曰：古文《书》虽有格言而大可疑，观商周遗器，其铭识皆类今文《书》，无一如古文之易晓者。《礼记》出于汉儒，尚有突兀不可解处，岂有四代古书，而篇篇平坦整齐如此。如《伊训》全篇平易，惟孟子所引二言独艰深，且以商诗比之，周诗自是奥古。而《商书》比之《周书》，乃反平易，岂有是理哉。《泰誓》曰谓已有天命，谓敬不可行，谓祭无益，谓暴无伤〔此出《墨子》，见第一卷〕，此类皆不似古语。而其他与今文复出者，却艰深，何也。贾逵、马融、郑康成、服虔、赵歧、韦昭、杜预辈，皆博洽之儒，不应皆不之见也。又今文原有二十八篇，何故孔壁都无一篇亡失，诚不可晓。又曰：《尚书》辞语聱牙，盖当时宗庙朝廷著述之体，用此一种奥古文字。其余记录答问之辞，其文体又自循常，如左氏内外传文，虽记西周时谏诤之辞，亦皆不甚艰深。至载襄王命管仲受飨与命晋文公之辞，灵王命齐灵公，景王追命卫襄公，敬王使单平公对卫庄公使者之言，鲁哀公诔孔子辞，其文便佶屈如书体。《礼记》文亦不艰深，至载卫孔悝鼎铭便佶屈。凡古器物诸款识之类，其体皆如此。又如左氏记秦穆公语，皆明白如常辞。及观《书·秦誓》文，便自奥古。至汉齐王闳、燕王旦、广陵王胥，诸封策尚用此体。他文却不然，如今人作文辞，自是一样语录之类，自是一样官府行移，又自是一样不容紊杂。某尝疑《孟子》“父母使舜完廪”一段是古逸《书》之辞，其文甚似。《楚辞》曰“岂不郁陶而思君兮”，亦是用其语。案上疑安国《书》何以尽有伏生所有，此据今行世者言。然当日真孔壁《书》何曾无。盖壁中纵有朽折散绝处，安国悉以今文字补缀，至字句的然异者，则仍其旧，以崇古也。今文《泰誓》三篇，壁中本无，一改从科斗，兼而存之，过而立之，汉儒之学大率如是。

按郑瑗又言，《尚书》之辞有极难晓者，“鸠僝功吊由灵”之类。有极易晓者，“不敢含怒”，“在家不知”之类。有极繁者，“一人冕执刘”，“一人冕执钺”之类，有极简者，如“初如西礼”之类。有对语者，“番番良士，仡仡勇夫”，“以觐文王之耿光，以扬武王之大烈”之类。有参差不对者，“承保乃文祖受命民越乃光烈考武王”之类。论最平。然则，专以易晓排偶病古文，亦未足服作伪者之心矣。余故特以义理辟之。

又按古器物铭，另是一种文字，多古雅。除《考古博古图》所收外，莫高于《汉郊祀志》《美阳鼎铭》，曰“王命尸臣，官此栒邑，赐尔旗鸾黼黻雕戈，尸臣拜手稽首曰，敢对扬天子丕显休命”次则《窦宪传》南单于遗宪古鼎，其旁铭曰“仲山父鼎其万年子子孙孙永保用”一出于幽壤，一来自绝域，是二物者得名标史策，何其幸与。予独怪前武帝时，鼎出汾脽，殊大异于众鼎，无款识，似是其巫伪为，反得荐见宗庙，而后鼎以有按据乃黜。与真孔《书》不传，伪孔《书》传到今何异。噫。

又按宋王观国《学林》云：孔子诔，惟《左氏传》《史记》辞并同。是鲁哀公集《诗》辞而成之，非公自语。曰“旻天不吊”《节南山诗》也。“不霡遗一老，俾屏余一人以在位”，《十月之交》诗也。“茕茕余在疚”《闵予小子》诗也。余谓集《诗》辞为诔辞，哀公固在三百篇之后，何不可之。有若集古人成句并字面，以砌成《书》辞，如《大禹谟》等篇，其败可立见矣，而卒不悟，噫。

又按陈第季立，近代号左袒古文《书》者，谓后儒以今文真，古文伪，不过谓其文章尔雅，训词坦明耳。今观于《左》《国》《礼记》及诸书传，引二十五篇者，多至八九章，少亦三四章，皆尔雅坦明，无有艰深险涩语也，岂所引者皆伪乎。夫为诸书所称引者，既皆尔雅坦明，而诸书所未称引者，必欲其艰深险涩，是一篇而二体也，岂虞夏商周之本经乎。说亦辨而有理。予请举《礼记》引《兑命》之文，“爵无及恶德民立而正事纯而祭祀是为不敬”，“事烦则乱，事神则难中”二句非艰深险涩之语乎。岂皆坦明者乎。只观作伪者，截首一句，续以“惟其贤”为一段，复截末四句改作“黩于祭祀时谓弗钦”为一段，取其类己者，置其不类己者，以俾与己文体一类。然则，诸书传所称引，幸都得其坦明者耳，非书尽坦明。以此难季立，将何辞以复。

○第一百十八

元王充耘号耕野，□□人，著《读书管见》，亦疑古文，但于“允执其中”之中，谓一方言字面，非古圣之传心法。盖以伪《大禹谟》增加人心道心，而并浅视《论语》不可训。余仅录其三条，云：一曰《尧典》《舜典》虽纪事不一，而先后布置皆有次序。《皋陶》《益稷》虽各自陈说，而首尾答问一一相照。独《禹谟》一篇杂乱无叙，其间只有益赞尧一段，安得为谟。舜让禹一段，当名之以典，禹征苗一段，当名之以誓。今皆混而为一，名之曰谟，殊与余篇体制不同。一曰：《蔡仲之命》一段绝与《太甲》篇相出入，言天辅民怀即是克敬惟亲怀于有仁之说。为善同归于治，为恶同归于乱，即是与治同道罔不兴与乱同事罔不亡之说。惟厥终终以不困，不惟厥终终以困穷，即是自周有终相亦罔终之说。吾意古文只是出于一手，掇拾附会，故自不觉犯重耳。一曰：《顾命》一篇铺叙始末，宛如图画。尝谓今文《书》如《禹贡》《洪范》《顾命》《费誓》，条理曲折，法度森严。若有错简缺文，则全无可理会矣。而此皆出于伏生所授，先儒谓伏生《书》不可晓，晁错略以意属读，此等岂晁错自能以意想像而言之者乎。故知卫宏之《序》似预袒后来古文，而抑今文，其言决未可信。

按王充耘又言，“若跣弗视地厥足用伤”与“若药弗瞑眩厥疾弗瘳”之语不伦，意亦不相对，直窃意前二句是古《书》，后二句是傅会。予笑是止读过《孟子》，而未读过《国语》者，岂足服作伪之心。作伪者学尽博。

又按崔文敏铣《读尚书正文》曰：今文皆委情巨典，后人弗能模也。古文谆诲复言，后人可依仿也。古文体制相肖最者，《太甲》之于《蔡仲之命》，《汤诰》之于《泰誓》是已。《洪范》《顾命》，其能伪撰一言哉。果伏生言之讹也，殆不可句矣。此为申古文而罔之与王氏见殆暗相合者。

又按宋马存子才未尝疑古文而论今文，煞有见，正足为攻古文者之一助，并录于此，曰：某读《书》至《盘庚》三篇，周公之诰，如在宗庙武库之中，观古器茫然不之识。如登太行之崎岖，剑阁之道，羊肠九折之险，一步一止，而九叹息也。如夷狄蛮貊穷荒万里之人，听华人之音，累数十译仅乃通。当时之人号曰告令，于一日之间，何自而知之也。当时学士大夫借曰知之可也，田夫野叟闾巷之徒，何自而知之切意。三代之民，家家业儒，人人有士君子之识，所谓道德仁义之意，性命之说，典诰之语，一闻见而尽识之，非上之人好为聱牙倔强以惊拂之也。盖其所习者，素晓也。余谓此故为周诰殷盘佶屈聱牙作注脚。

又按向尝习《淳化阁帖》，至文不可解处，辄以为有断简，有缺字。不然，古今人不相远，何至与人手书如是。既习之日久，见其上下相生，一笔连注，苟间覆其中之一字，气便不属，乃知当时语自尔也。惟亲接其手书之人，读之则解，旁人容有弗解者，况隔至后代乎。因悟《书》难读莫过殷三盘、周八诰，正叶石林云：非作《书》者故欲如此，盖当时语自尔。岂有如卫宏《定古文尚书序》其中所云哉。

又按唐张彦远《名画记》，昔张芝学崔瑗杜度草书之法，因而变之，以成今草书之体势。一笔而成，气脉通连，隔行不断，惟王子敬深明其旨。行首之字往往继其前行，世上谓之一笔书。其后陆探微亦作一笔画，连绵不断，故知书画用笔同法。然则，作文何独不然。

又按或问朱子：周公作《鸱鸮》之诗以遗成王，其辞艰苦深奥，不知成王当时如何理会得。曰：当时事变在眼前，故读其诗者便知其用意所在。自今读之，既不及见当时事，所以谓其诗难晓。窃以阁帖中手书亦然。

○第一百十九

余读焦氏《笔乘》，称家有梅鷟《尚书谱》五卷，专攻古文书之伪，将版行之，不果。案《旌德县志》，鷟字□□，正德癸酉举人，曾官国子学正。鹗字幼龢，一字百一者，即其兄。求其《谱》凡十载，得于友人黄虞稷家。急缮写以来，读之殊武断也。然当创辟弋获时，亦足惊作伪者之魄。采其若干条散各卷中，其无所附丽者，特录于此。鷟曰：赵歧《孟子》“尽信书”一章《注》，经有所美，言事或过，若《康诰》曰“冒闻于上帝”，甫刑曰“皇帝清问下民”，《梓材》曰“欲至于万年”，又曰“子子孙孙永保民”。人不能闻天，天亦不能问于民，万年永保，皆不可得为书，岂可案文而皆信之哉。《武成》篇言武王诛纣，战斗杀人，血流舂杵。孟子言武王以至仁伐至不仁，殷人箪食壶浆而迎其王师。何乃至于血流漂杵乎。故吾取《武成》两三简策可用者耳，其过辞则不取之也。歧之言云：尔平正无碍，甚得孟子口气。而晚出《武成》则言前徒倒戈，攻于后，以北血流漂杵，是纣众自杀之血。非武王杀之之血，其言可谓巧矣，然果纣众怒纣，以开武王，当如《史记》言，武王驰之，纣兵皆崩，方合兵机。今仅自攻其后，必杀人不多，血何至流杵。且均之无辜党与，什什伍伍争相屠戮，抑独何心。且真有如蔡《传》言，武王之兵，则盖不待血刃者，非痴语乎。私意杜撰之《书》，既非孟子所见元本，而其言又躐居周初，致孟子为不通文义、不识事机之人，读《书》误认纣众自杀以为武王虐杀，何其悖哉。余谓鷟说善矣，而抑未尽也。此作伪者学诚博，智诚狡，见《荀子》有厌旦于牧之野鼓之，而纣卒易乡，遂乘殷人而进诛纣。盖杀者非周人，固殷人也。《淮南子》有士皆倒戈而射，《史记》有皆倒兵以战，遂兼取之成文，方续以血流杵，故曰学诚博。魏晋间视孟子，不过诸子中之一耳，纵错会经文，亦何损。而武王之为仁人为王者师甚著，岂不可力为回护，去其虐杀，以全吾经，故曰智诚狡。噫，抑知数百载后，由程、朱以迄于今，晚出之《书》日益败阙，输攻锋起，而《孟子》宛若金汤，无瑕可攻。有不必如斯枉用其心者哉。

按《文心雕龙·夸饰篇》云：是以言峻则嵩高极天，论狭则河不容舠。说多则子孙千亿，称少则民靡孑遗。襄陵举滔天之目，倒戈立漂杵之论，辞虽已甚，其义无害也。余谓诸说皆可，独漂杵之论不然。所以孟子特为武王辨白，正以有害于义。此非刘勰辈文士所知。

又按贾谊《过秦论》云：秦有余力，而制其敌，追亡逐北，伏尸百万，流血漂卤。须是追之逐之，兵有崩山倒海之势，祸方酷烈至此。若仅仅反攻败北而已，孔颖达所谓杀人必不多者，洵有见。因思晚出《武成》虽敢与《孟子》违，而犹阴为《孟子》地，何者。孔《传》云：自攻于后，以北走，血流漂舂杵。甚之言非含不可尽信之意乎。至蔡《传》则云：纣之前徒，倒戈反攻其在后之众，以走，自相屠戮，遂至血流漂杵。史臣指其实而言之，无论人情兵机不至于此。果实至此，而孟子犹致疑焉，亦可谓眯目而道黑白者矣。又按“而何其血之流杵也”，此《孟子》语，似当日《书》辞仅“血流杵”三字，未必增有“漂”字，只缘赵歧注云尔。晚出《书》与之同，故可验其出赵氏后。又按《缁衣》“尹吉曰：惟尹躬天见于西邑夏”，郑《注》云：天当为先。晚出《书》即是“先”字，其出康成后何待云。但《左传》哀十八年，“《夏书》曰：官占唯能蔽志昆命于元龟”，杜《注》云：昆，后也，言当先断意，后用龟也。晚出《书》，陆德明所见之本乃是“唯克蔽志”，孔颖达所见本则与今同，是“先”字。然则，此《书》又出元凯后乎。曰：非也。元凯《左氏集解》成，在大康元年吴平之后，晋已有天下十六年，此《书》出魏晋间，岂得预窥杜《注》。窃意元凯前，贾逵、服虔王肃辈，皆注左氏，容有先断人志之说，晚出《书》因之尔。

又按朱子于此章引唐子西之言曰：陶弘景知《本草》而未知经注，本草误，其祸疾而小。注六经误，其祸迟而大。余谓注《本草》误，以药物杀人之身。注六经误，以学术杀人之心。杀人之身，人即知戒。杀人之心，心与印板相似，传染无穷，此其祸有不待较别者。

又按梅氏鷟尝谓，朱子之明，过于郑侨。晋人之欺，甚于校人。朱子如子产曰“得其所哉者，不一而足也”因叹朱子总缘被压古文，不复致疑，虽以此章血流杵，孟子明著为武王事，朱子犹谓孟子设为是言。试思武王本无是事，孟子何苦设为是言。孟子本意为武王辨诬，反先诬武王而后辨之乎。朱子复生今日闻此，亦应绝倒。

又按上引贾谊言，秦流血漂卤。参以《帝王世纪》，言长平之战，血流漂卤。《战国策》言武安君与韩魏战于伊阙，流血漂卤。可知流血漂卤为战胜杀人多者之恒辞。甚至谊以血流漂杵两加黄帝涿鹿之师，益验为恒辞。而辞所从出，却于《武成》篇。当七国时，上有好战之君，下有善战之臣，君臣日以杀人为能事，而问所藉口者，则《武成》也。问所获身者，则武王也。以为昔之圣人，亦尝云尔，奚怪今日。孟子于此安得心不为恻然，口不为慨然，所以欲并书废之。学者观圣贤此等处，真属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不可视若寻常。或曰：奈疑经何。余曰：以《论语》校之，当子贡时，载商辛恶迹，非经即传，不似后有他杂乱书。而子贡已曰“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盖亦以经传之有过辞也。夫子贡为至不仁之纣末减其罪，未闻以为非。而孟子为至仁之武王力洗其冤，反以为议，何哉。宋世传张浚拜曲端为大将，端登坛，首问浚见兵几何。浚曰：八十万人。端曰：须是斩了四十万人，方得四十万人用。论者以为果如端言，固覆军失地杀身之道也。夫兵分数，岂专在杀哉。此念熏蒸，决不能兴起辑睦，吸引安祥。因及尉缭子对梁惠王曰：臣闻古之善用兵者，能杀卒之半，其次杀其十三，其次杀其十一。能杀其半者，威加海内。杀十三者，力加诸侯。杀十一者，令行士卒。笔之于书，以杀垂教，孙吴亦未有是论也。余谓尉缭子正七国时人，所云“古之善用兵”，古当指三代。吾不知三代中，谁为此杀人手，且以善名。尉缭子欲售其术，已不难子虚乌有，以成其说，况血流杵实出《武成》篇，安得不纷纷口实。孟子欲并书废之，洵为有见。我故曰：世之疑孟刺孟者，俱非。而孟之疑书废书者，确也。

又按一人议论有先后互异，若南北背驰者。黄太冲尝谓，圣人之言，不在文词而在义理。义理无疵，则文词不害其为异。如《大禹谟》人心道心之言，此岂三代以下可伪为者哉。晚而序余《疏证》两卷，则谓人心道心本之《荀子》，正是《荀子》性恶宗旨。又谓此十六字为理学之蠹最甚，何相反也。其《孟子师说》中一条又与上梅氏说何合也，《师说》云：《武成》“甲子昧爽，受率其旅若林，会于牧野，罔有敌于我师，前徒倒戈，攻于后以北，血流漂杵”是商人自相杀也。《孟子》以至仁伐至不仁，何其血之流杵。是明言武王杀之，两意相背。则知孟子所见之《武成》，非孔安国古文之《武成》也。古文之伪，此亦一证。

○第一百二十

同里友人石子华峙字紫岚，一字企齐，与予善，每著《疏证》成，或面语，或遣信送览。正唐人诗所谓“为文先见草”者。一日，谓予，古文《尚书》有《舜典》《汩作》《九共》二十四篇，必且另为卷轴，方一亡失，遂不复传。若与伏生同者三十四篇，何尝不见于唐代。余曰：诚然。但《汉艺文志》载四十六卷为五十七篇者，内有《舜典》诸逸篇，已厘次于第一卷。《隋书·经籍志》载马融注《尚书》十一卷，郑氏注《尚书》九卷，皆本杜林古文，止二十九篇，内无逸诸篇可知。亦说具于第二卷。窃意古文《书》至东汉始有训注，当时大儒亦止注三十四篇，未必及逸《书》。故有时合而为一，则如《汉志》所载。有时离而为二，则如《隋志》所载。合则永亡，晋永嘉之乱是也。离则仅存，晋元帝立郑氏《尚书》博士是也。因叹向来里中诸子，谓书关系不在卷轴篇数，且诋为枉用心。此予所不欲与深言者也。

按朱子云：孔壁得古文《仪礼》五十六篇，郑康成曾见，且引其文于《注》中。不知何缘只解十七篇，而三十九篇不解，竟无传焉。余谓古文《尚书》二十四篇无注，正与此同。

又按隋王劭勘晋宋古本《曲礼》并无“稷曰明粢”，立八疑十二，证以灭此一句为是。唐孔氏《疏》左氏僖十五年《传》，以为古本无“曰上天降灾”四十七字。文十三年《传》，讨寻上下文义不容，有其处者，为刘氏为汉儒增加。古人注书凡遇一字一句涉伪者，不惜出气力与之辨。盖以天下学术，真与伪而已。伪者苟存，则真者必为所蚀。譬犹稂莠之害嘉禾，欲护嘉禾也，必锄而去之，方为良农。溺音之害古乐，欲崇古乐也，必放而远之，方为神瞽。故孟子辟杨墨既自鸣其不得已矣，尤必推广其类，以为能有一言及杨墨者，即许而进于圣门。诚惧乎，吾道甚孤，而气类之不可以不广也。吾亦愿天下后世读吾《疏证》者，于古文必有致疑，苟有疑焉，断不得以相承既久，莫之敢议，且或设淫辞而助其墨守，则《荀子》所谓“以仁心说，以学心听，以公心辨”三善咸备矣。其亦斯文之幸也夫。

又按余尝语石紫岚，昔人自称有五恨者，有三恨者，予生平独有二恨耳。紫岚曰：何与。予曰：《皇览冢墓记》，汉明帝朝，诸儒论五经误失。符节令宋元上言，秦昭襄王、吕不韦好书，皆以书葬。王至尊，不韦久贵，冢皆以黄肠题凑，处地高燥，未坏，臣愿发昭襄王、不韦冢，视未烧《诗》《书》。予谓当时此举未行，故秦汉后不获见孔子六经全文。此予之恨者，一也。大程子为次子邵公撰《墓志》，称其等于生知，五岁而夭。予谓当时天若假之年，三代以下可复见，生安之圣人卒不获见。予之恨者，二也。紫岚曰：《庄子》言“儒以《诗》《礼》发冢”，盖有激之辞。子真欲发人之冢乎。予曰：观后晋太康中，汲郡民发魏襄王冢，大得古书，《周易》上下篇最为分了。齐文惠太子镇雍州，有发楚王冢，得竹简书，以示王僧虔者。僧虔曰，是科斗书《考工记》《周官》所阙文也。古发冢以得经典者众矣，何疑于宋元之言。晋齐上距战国已远，尚完整，若汉明帝朝去秦才二百余岁耳，复当何如。且秦人焚书，止焚其在民间者，凡《诗》《书》百家语为博士官所职，悉不焚。至项籍西屠咸阳，始付之一炬。故论者谓书不亡于秦火，而亡于项籍之火，然虽烬于项籍，而冢中所藏者固历历也。惟宋元言之，东汉诸儒听之，曾莫以为意。失此一时，后竟无复有可为之时矣。噫。紫岚曰：子之恨，固当悬之终古耳。

又按石紫岚尝谓予，子于考证之学，洵可为工矣，其指要亦可得闻乎。予曰：不越乎以虚证实，以实证虚而已。忆留京师久，日以论学为事。有以孔子适周之年来问者，曰：《孔子世家》载适周问礼，在昭公之二十年，而孔子年三十。《庄子》，孔子年五十一南见老聃，是为定公九年。《水经注》孔子年十七适周，是为昭公七年。《索隐》谓僖子卒，南宫敬叔始事孔子，实敬叔言于鲁君。而得适周，则又为昭公二十四年。是四说者，宜何从。余曰：其昭公二十四年乎。案《曾子问》，孔子曰“昔者，吾从老聃助葬于巷党，及恒，日有食之”惟昭公二十四年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法推是年癸未岁中积六十五万六千七百○九日○七刻，五月定朔三十一日三十七刻，乙未日巳时合朔交泛，二十六日三十八刻恰入食限〕，见《春秋》。此即孔子从老聃问礼时也。他若昭七年虽曾日食入食限，而敬叔尚未曾从孔子游，何由适周。有以季武子之丧，曾点倚其门而歌来问者。余曰：此子虚乌有之言也。《春秋》昭公七年，季孙宿卒，孔子年十七。曾点少孔子若干岁未可知，然《论语》叙其坐次于子路，则必若九岁以上也可知。孔子年十七时，子路甫八岁，点实不过六岁七岁孩童耳，乌得有倚国相之门，临丧而歌之事。《檀弓》多诬，莫此为甚。石堂陈普极其辨驳，犹未及此，予聊为补之云尔。有以汪氏琬诋予亲在不当与渠言丧礼，言之为豫凶事来问者。曰：汪氏说固谬，但折之须经传有明征者，亦有之乎。余曰：有《杂记》，曾申问于曾子曰：哭父母有常声乎。申曾子次子也。《檀弓》，子张死，曾子有母之丧，齐衰而往哭之。案昔者孔子没，他日子张尚存，见孟子、子张死，而是时曾子方有母丧，则孔子在时，曾子母在堂可知也。既在堂，胡忍以丧礼相往复，若曾子问者乎。果若汪氏言，则曾氏父子乃圣门逆子，而世俗以为不祥人矣。且孔子命伯鱼学礼，凶礼次居第二，未闻举其二而辍不学也。惟唐许敬宗、李义府以凶事非臣子宜言，遂焚《国恤》一篇。汪氏得毋类是。噫，士大夫议论若此，余深为世道惧焉。

又按石紫岚谓，《三统历》，《武成》篇乃以庶国祀馘于周庙。在庙献馘，似非武王所以待纣。古文未必实。予曰：参以《周书》《世俘解》，当日正有此事，但不必如《周书》已甚。《周书》云：负商王纣悬首白旗，妻二首赤旗，乃以先馘入燎于周庙。宁至于此。若《王制》出征执有罪及以讯馘告。《牧誓》明数纣，“惟四方之多罪逋逃”，崇长信使，暴虐奸宄，非所称有罪者乎。又如戮飞廉于海隅，即截其左耳来以告先王，而明武功之成。圣人举动磊落光明，岂若后世回互者之所为哉。

又按蔡邕论引《乐记》曰“武王伐殷，荐俘馘于京太室”《诗·鲁颂》云“矫矫虎臣，在泮献馘”，即自释之曰：京，镐京也。太室，辟雍之中明堂太室也，与诸侯泮宫俱献馘焉，即《王制》所谓以讯馘告者也。予考之《吕氏春秋》，亦有“武王归，乃荐俘馘于京太室”之语，此《乐记》非今《乐记》，或河间献王与毛苌等所作二十四篇，或断取十一篇之余。如《奏乐》《乐器》等篇皆见《艺文志》，今不传。邕犹得见之及引之，然则，祀馘实系武王事。斑斑若是，不为孤证云。

又按尝与石紫岚论经之伪者，由后人经学未精，故听其乱真。若人人能精，伪者何容厕足其间乎。虽然，经学之难精，自孟子来而已然矣。紫岚深讶其说。余曰：孟子言，水注江则不合于《禹贡》，服齐疏则不合于《仪礼》，讨不伐则不合于《周礼》大司马。虽有曲为之说者，《左传》哀九年吴城刊沟通江淮，自是江淮始相通。孟子盖据哀公后吴王夫差所掘之道以为禹迹，不知亦非然也。杜预《注》，谓引江水东北通射阳湖，西北至宋口〔宋当作末，今山阳县北五里之北神堰也〕入淮，与孟子排淮入江者不合。直至隋开皇七年开山阳渎，大业元年开刊沟，皆自山阳至扬子入，水流与前相反，盖至是孟子之言始验，岂得谓误。由左氏特《禹贡》未精熟耳。又有曲为之说者，滕文公于父当斩衰不齐，而云齐疏者，大概语，亦犹《中庸》“期之丧达乎大夫”，圣人是大概说三年之丧，本不止于父母。而晦翁云只主父母，未暇及他之类是也，亦非然也。《檀弓》，穆公之母卒，使人问于曾申。申对曰：哭泣之哀，齐斩之情，饘粥之食，自天子达。穆公母服齐，故首言齐，次斩，盖并及之，不似《孟子》对父遗斩，古人文字密如此。三年之丧原不止子为父母，凡嫡孙承重者，为人后者，父为长子皆然。适孙承重者，是为祖父母之后，为人后者，为之子皆可以父母之丧解之。惟父为长子，则不可。因思《仪礼·丧服传》曰：父为长子，“何以三年也，正体于上，又乃将所传重也”郑康成《注》谓此言为父后者，然后为长子，三年重其当先祖之正体，又以其将代己为宗庙主也，是亦父母之丧矣。圣人之言无不周遍，岂似后人举一而遗一。又“三不朝则六师移”之六师，属天子，大国仅三军，分明天子有讨有伐，如何云讨而不伐。且承以“是故”二字，非文辞病处邪。盖只为说诸侯伐而不讨，遂装上天子讨而不伐，以为对案，而不觉与上文背。要须易为天子有讨有伐，诸侯有伐无讨，始得。不然，《周礼》大司马之职以九伐之法正邦国，其谓之何矣。紫岚曰：由子之说推之，以纣为兄之子，而有微子启，则不合于微子。《左传》，华周之妻善哭其夫，则不合于《左传》《檀弓》。余曰：此却不然，此古人连类而及之之文也。酒不可言食，而《论语》“沽酒市脯不食”。风不可言润，而《系辞》“润之以风雨”。马不可言造，而《玉藻》“大夫不得造车马”。他若躬稼本稷，而亦称禹。三过不入本禹，而亦称稷。以至以纣为兄之子，本指王子比干，而亦及微子启。善哭其夫而变国俗，本指杞梁之妻，而亦及华周之妻。皆因其一而并言其一。宋王矰所谓古人省言之体，盖如此。初不似今之拘拘，此又穷经之士之所宜触类而长之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