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 哪些罪犯将特赦？

编者按：很多年轻的小伙伴好像都没在现实生活中听到过“特赦”，其实咱们新中国成立后，根据宪法，国家先后已经进行过7次特赦。只是距离最近一次“特赦”已经过去40年。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日前我国将对四类罪犯实行特赦。

【赦免、大赦、特赦三个名词】

赦免是国家对犯罪人免除罪或刑的一种法律制度，包括大赦和特赦两种。大赦是国家对不特定多数的犯罪人的普遍赦免。大赦的对象可以是整个国家某一时期的各种罪犯，也可以是某一地区的全部罪犯，还可以是某一事件的全部罪犯。而特赦，是对特定的犯罪人免除其刑罚的全部或一部的执行。

【哪四类罪犯可以获得特赦】

一是参加过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服刑罪犯。

目前符合这一条件的服刑罪犯均为80岁以上的老人，基本上失去了危害社会的能力，而且人数已经很少。对这类特殊“老兵”予以特赦，目的在于突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的主题，体现本次特赦的历史意义。

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参加过保卫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对外作战的服刑罪犯，几种严重犯罪的罪犯除外。

对此类罪犯特赦的意义与对第一类罪犯特赦的意义是相同的。但由于这类罪犯的年龄相对较轻，人数相对较多，犯罪情况和服刑情况差别较大，因此在总体上对此类罪犯予以特赦的同时，做出了一些限制性规定。比如，犯贪污受贿犯罪，故意杀人、强奸、抢劫、绑架、放火、爆炸、投放危险物质或者有组织的暴力性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危害国家犯罪、恐怖活动犯罪，有组织犯罪的主犯以及累犯将不会被特赦。

三是年满七十五周岁、身体严重残疾且生活不能自理的服刑罪犯。

对这类人员予以特赦，既符合中国的历史传统，也符合国际上通行的人道主义赦免原则。

四是犯罪的时候不满十八周岁，被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剩余刑期在一年以下的服刑罪犯，几种严重犯罪的罪犯除外。

对这类罪犯予以特赦，体现了刑法对未成年人犯罪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精神，能够实现刑法的惩罚与教育相结合的目的。同时，考虑到人民群众的安全感，对他们中犯故意杀人、强奸等严重暴力性犯罪、恐怖活动犯罪、贩卖毒品犯罪的罪犯，不予特赦。

【为什么特赦他们】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2015年9月3日是纪念日。特赦四类罪犯是和这一主题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本次特赦特点】

一是限定为两类特殊类型罪犯，一类是正在服刑的在新中国成立前或新中国成立后参加过保家卫国和反侵略正义战争的人员，这是此次特赦对象最为显著的特征；一类是“一老一少”正在服刑的罪犯，这是和我国长期坚持的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和刑法人道主义的立场和做法相一致的。

另外，此次被特赦的不是刑罚尚未开始执行的犯罪人，而是服刑改造了一定期限、并且经过评估认定释放后不具有现实社会危险性的服刑罪犯：一是2015年1月1日以前正在服刑的罪犯，即已经服刑改造了一段时间，二是释放后不具有现实社会危险性，有现实社会危险性的服刑罪犯不能特赦。这两个条件必须同时具备，缺一不可。

【本次特赦意义】

1、契合庆祝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的喜庆氛围；发挥特赦的感召效应，激发人民群众的爱国热情，促进社会的和谐稳定。

2、有助于完善综合治理犯罪的对策机制，切实贯彻宽严相济的基本刑事政策；可以创新我国现行法律框架中特赦制度的实践，并借此促进现代赦免制度的重构与运作；可以鼓励犯人自新，疏减监狱囚犯，节约司法资源。

3、法律已经惩罚了他们的罪恶，但他们民族成员的身份不能因此而隐没。他们曾经为这个民族的安全和繁荣做出的努力，还是应该受到尊重。特赦——其实就是赋予特赦对象参与的角色和参与的通道，参与这一场熔铸民族精神的盛会。特赦在这一刻，因而别样地意味深长。

【新中国成立后七次特赦】

第一次特赦

１９５９年１２月４日，为庆祝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对于经过一定期间的劳动改造，确实改恶从善的蒋介石集团和伪满洲国的战争罪犯、反革命罪犯和普通刑事罪犯，实行特赦。首次特赦共释放反革命罪犯和刑事罪犯１２０８２名、战犯３３名。值得一提的是，被特赦的战犯中，包括伪满洲国皇帝爱新觉罗·溥仪和蒋介石集团的高级将领，如王耀武、杜聿明、郑庭笈、陈长捷、宋希濂等，杜聿明特赦后曾任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和常委、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专员。

第二次特赦

１９６０年１１月２８日，对于经过一定期间的改造、确实改恶从善的蒋介石集团和伪满洲国的战争罪犯，实行特赦，共释放了５０名“确实改恶从善的战争罪犯”，包括原属蒋介石集团的战犯４５名（如范汉杰、李仙洲等），原属伪满洲国的战犯４名，原属伪蒙疆自治政府的战犯１名。

第三次特赦

１９６１年１２月２５日，对于经过一定期间的改造、确实改恶从善的蒋介石集团和伪满洲国的战争罪犯，实行特赦，共释放了６８名“确实改恶从善的战争罪犯”，包括原属蒋介石集团的战犯６１名（如廖耀湘、杜建时等），原属伪满洲国的战犯７名。

第四次特赦

１９６３年４月９日，对于经过一定期间的改造、确实改恶从善的蒋介石集团、伪满洲国和伪蒙疆自治政府的战争罪犯，实行特赦，共释放了３５名“战争罪犯”，包括原属蒋介石集团的战犯３０名，原属伪满洲国的战犯４名，原属伪蒙疆自治政府的战犯１名。

第五次特赦

１９６４年１２月２８日，对于经过一定期间的改造、确实改恶从善的蒋介石集团、伪满洲国和伪蒙疆自治政府的战争罪犯，实行特赦，共释放了５３名“已经确实改恶从善的战争罪犯”，包括原属蒋介石集团的战犯４５名，原属伪满洲国的战犯７名，原属伪蒙疆自治政府的战犯１名。

第六次特赦

１９６６年４月１６日，对于经过一定期间的改造、确实改恶从善的蒋介石集团、伪满洲国和伪蒙疆自治政府的战争罪犯，实行特赦，共释放了５７名“已经确实改恶从善的战争罪犯”。其中包括有原属蒋介石集团的战犯５２名，原属伪满洲国的战犯４名，原属伪蒙疆自治政府的战犯１名。

第七次特赦

１９７５年３月１９日，对全部在押战争罪犯，实行特赦释放，并予以公民权。这次特赦是没有任何前提条件的一次赦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