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变法图强•徙木立信

【编者按】13000年前，我们的先民怎样战胜了末日危机？西晋的腐败奢靡到了怎样让人瞠目的程度？一面诡异的镜子为何成为宋代以文立国的起点？一本失传已久的明代奇书怎样回归祖国？这些鲜为人知的故事你都可以在让人耳目一新的的正史通俗读物——《中国故事：中华文明五千年》——中找到答案。值此建党95周年之际，经北京出版集团公司、北京出版社授权，宣讲家网自7月1日起连载《中国故事：中华文明五千年》，以飨读者。

徙木立信

导读：商鞅和屈原分别在秦国和楚国施行改革，成功者，国强民富；失败者，国破人亡。

正当黄河流域诸国蓬勃发展之时，位于长江流域的老牌强国楚国却落后了。公元前 402 年，楚声王为盗所杀。楚声王昏庸无能，不思进取，使楚国内不能限制权贵，外不能与魏国争霸中原，几代积累的成果付之东流。随后即位的楚悼王迫切想重振楚国的雄风，他派出父亲留下的腐败军队北上与魏国争雄，结果大败而归。楚悼王希望，有一天楚国的士兵也能像魏国武卒那样雄姿勃勃地出现在战场上，以重振楚国的威名。

楚悼王也曾照猫画虎学着魏国的样子进行改革，可始终与理想状态相距甚远。这时，恰逢受到魏国君臣陷害的军事家吴起来到楚国。楚悼王欣喜若狂，任命吴起为楚国最高行政长官令尹，在楚国全境实施变法。作为魏文侯变法集团的中坚力量，吴起在楚国进行了政治、经济、军事等一系列改革，可谓切中时弊，干净利落。

然而，新法中那些废除世卿世禄制、强制贵族迁徙至蛮荒的边境地区等做法，为贵族们所不容，以至楚悼王一死，变法的成果就因吴起的被害和旧贵族的重新掌权而丧失了。

楚国就这样失去了再一次崛起的机会。而位于西北边陲，同样属于“戎狄”的秦国，却牢牢抓住了改革的契机，并最终改变了整个中原的格局。

公元前 361 年，秦国新国君——秦孝公嬴渠梁发布了《求贤令》。

秦国原来是作为周王室的附庸而存在的。由于地处苦寒边远之地，秦国的文化落后，交通闭塞，民风蛮勇。秦孝公决心寻找人才施行改革。

这时的商鞅还是个叫卫鞅的年轻人，他看到《求贤令》后，便怀揣着李悝编写的《法经》，决定入秦。

前两次会见，卫鞅先后谈帝道和王道，秦孝公不停地打瞌睡。第三次见面，卫鞅谈霸道，秦孝公越听越有兴趣。说了一半，卫鞅戛然而止：“今天我累了，改天再谈吧。”卫鞅以自己的行动告诉秦孝公，你看中了我的才华，我还得看看你有怎样的政治抱负和气度。第四次谈话，不是卫鞅去求见，而是秦孝公正儿八经把卫鞅请了来。

这 4 次交谈，也是君臣之间的一个双选过程。有了秦孝公这个坚实的靠山，卫鞅就要施展多年来研究刑名之学的成果，在秦国变法了。

公元前 356 年的一天，秦国都城南门最热闹的广场上竖起了一根三丈高的木杆，旁边的告示上说，若有人能把木杆搬到北门，赏五十金。围观者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这么容易的一件事， 可以得到这么高的奖赏， 太不靠谱了吧。 终于，有一个男人壮着胆子站了出来。他扛起木头就走，看热闹的人跟着他一路走到北门，见卫鞅早已等候在那里。卫鞅派人把赏金给了这个男人。这件事迅速被传开，在秦国引起了轰动，大家都说卫鞅是个言出必行的人。

通过“徒木立信”一事，卫鞅打消了人们对新法能否贯彻落实的疑虑，也完成了自己的闪亮登场。

卫鞅颁布了新法，针对秦国的现状进行社会结构的改革。然而，部分贵族还是看出了卫鞅最终要向他们的命根子——领地下手。为阻止变法的推行，他们针对卫鞅设计了各种陷阱。最严峻的一次危机出现在一个孩子身上，他就是秦孝公的儿子——当朝太子。贵族唆使太子在公开场合攻击新法。新法规定，攻击新法是犯法，要治罪。当时太子还是个四五岁的孩子，又是国家未来的君王，卫鞅会怎么处理这件事呢？最终，卫鞅认为太子犯法的责任在于管教他的两个老师，因此对太子的师傅用了刑。

卫鞅执法严苛、不留情面的铁面执纪作风清除了变法初期有法不依的积弊，真正做到了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

数年之后，新法的效果开始显现：秦国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百姓家家富裕。社会上更是达成了这样的共识：凡有功于秦国国家利益的人，才是真正荣耀和尊贵的。此时，卫鞅的第二次变法也呼之欲出。

第二次变法之前，秦孝公还做了一件大事，把国都从雍（今陕西凤翔）往东迁移到富裕的渭河平原腹地——交通便利的咸阳。这一举措是秦孝公在向东方诸侯国表明态度：秦国不再萎靡渺小，它将东进扩张了。

公元前 350 年，卫鞅再次变法。卫鞅第二次变法最核心的举措，就是令贵族们深恶痛绝，但却符合社会发展大势的“废井田”，并向全国推行郡县制，以加强中央集权。至此，周朝以来的井田制彻底崩溃，影响中国 2000 多年的郡县制行政区域划分正式形成，卫鞅完成了对国家政治结构的根本性变革。

几乎与卫鞅同时，公元前 359 年，在遥远的古希腊西北部一个内乱不止的小国马其顿，高瞻远瞩的国王腓力二世（也译为菲利普二世）同样开展了一次除旧布新的改革。他削弱贵族势力，加强中央集权；建立新城市，开放出海口；以重金聘请希腊学者到马其顿讲学，其中包括著名的哲学家亚里士多德；还发明了一种战斗力极强的“马其顿方阵”，并建立了一支强大的海军舰队。

腓力二世的一系列改革改变了马其顿贫穷落后的局面，使之一跃成为希腊半岛上的强盛国家，并最终接过希腊文明的大旗。秦国与马其顿王国，都是曾经相对落后的国家，他们在历史转折的关键时刻，都在困境中抓住了机遇，并坚决彻底地进行改革，最后走向强盛。

公元前 340 年，经过多年改革的秦国已今非昔比。秦孝公命卫鞅率军伐魏，秦国发动了变法后第一次扩张战争。秦国出师大捷。卫鞅凯旋时，秦孝公不仅亲自出城迎接，还把於和商地区的 15 个邑封给他，尊其号为商鞅。

至此，战国七雄中的燕、魏、韩，或因为改革不彻底，或因为所处地势不利，在长期的攻伐战争中纷纷衰落，只剩下老牌大国楚、齐、赵还可与秦抗衡。位于东部沿海的齐国受地理位置所限，争雄的重头戏便落在了相邻的秦、楚两国间。但由于楚怀王的昏聩，楚国错失了最后一次改革图强的机会，失去了与秦国相抗衡的资格，灭亡成了它最终的命运。

屈原曾任楚国左徒、 三闾大夫， 一心要使楚国强大起来。 他不仅说服了楚、 齐、 燕、赵、韩、魏六国君王到楚国郢都结成联盟，以制止强秦的扩张，更极力主张改革政治，举贤任能，进而打败秦国，一统天下。

屈原的改革主张虽然不如商鞅般暴风骤雨，却也有条不紊地取得了不少成果。然而，屈原同样遭到了旧贵族的嫉妒挑拨，很快受到了楚怀王的冷遇。悲愤交加的屈原写了一篇长诗《离骚》，把对楚国的忧愁和自己壮志难酬的情绪倾泻笔端。

楚顷襄王三年（公元前 296 年），屈原被放逐于江南，长期流浪于沅、湘一带。目睹楚国政治日益腐败，国土沦丧，人民疾苦，他感叹道： “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 他向苍天和大地表白：“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这一番表白，足见其对楚国的深厚感情。

公元前 278 年，秦将白起攻破楚国郢都，楚国被迫迁都。屈原眼看曾经辉煌一时的国家破败不堪，亡国在即，内心悲愤交加。农历五月初五，披头散发的屈原来到汨罗江边，脸色憔悴的他就像枯死的树木一样毫无生气。渔父看见屈原，问他为什么来这里。 屈原感叹： “举世皆浊我独清， 众人皆醉我独醒。 ” 渔父又说：“整个世界都混浊，为什么不随大流呢？”屈原叹了口气：“谁能让自己清白的身躯，蒙受外物的污染呢？与其如此，宁可投入大江葬身鱼腹。”于是他写下《怀沙》，抱着石头，投汨罗江而死。从此，每年五月初五，人们便用在江中划龙舟、包粽子等方式纪念屈原。

公元前 256 年，秦国灭周朝。从公元前 230 年到公元前 221 年，秦国相继灭掉了韩、赵、魏、楚、燕、齐 6 个国家，结束了春秋时期以来长达 500 余年诸侯割据纷争的战乱局面。

公元前 338 年，秦孝公驾崩。为逃避贵族的迫害，商鞅连夜出逃。跑到秦魏两国边关处时， 商鞅想住旅店， 却被店主严词拒绝了。 因为若让没带证件的人投宿，店主要连带获罪。我们可以揣度当时商鞅的心境是多么复杂，但也足以让他欣慰：秦国的法令已经如此深入人心，无人敢违背了。后人也因此送给商鞅一个词——“作法自毙”。

然而，这就是法治的力量。整个国家在法律的严格约束下有序地运转，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昏君佞臣的破坏作用。因此，继任的君主们对国富兵强的事实心悦诚服，始终实行着商鞅制定的法律。  

结语：中华民族这种自发求变图强的改革精神，早在 2000 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就发轫了。华夏文明之所以能延续 5000 年而保持完整，中华民族之所以能自立自强于世界民族之林，与中华民族精神中所内蕴的“鼎新革故”“求变图强”的改革理念和改革精神息息相关。古往今来，因变革而图强、因守旧而消亡的事例比比皆是。顺应时势、全面深入的改革，可以让一个国家不断革除弊端，发展壮大。“变者，天下之公理也。”

公元前 221 年，秦始皇建立起第一个君主集权制的统一多民族国家——秦朝，中国历史从此翻开了新的一页。面对有史以来最广阔的疆土和最复杂的人口构成，秦朝是如何让这台巨大的社会机器运行的？它又怎么会短短 15 年就迅速覆灭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