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雄风时代•苟活明志

【编者按】13000年前，我们的先民怎样战胜了末日危机？西晋的腐败奢靡到了怎样让人瞠目的程度？一面诡异的镜子为何成为宋代以文立国的起点？一本失传已久的明代奇书怎样回归祖国？这些鲜为人知的故事你都可以在让人耳目一新的的正史通俗读物——《中国故事：中华文明五千年》——中找到答案。值此建党95周年之际，经北京出版集团公司、北京出版社授权，宣讲家网自7月1日起连载《中国故事：中华文明五千年》，以飨读者。

苟活明志

导读：有谁能够身陷囹圄而志向不改？有谁能够身受宫刑后隐忍苟活而立志著史？有谁能够面对权贵而不虚美、不隐恶？这一切，一代巨擘司马迁做到了。

李陵一定不知道，当他投降匈奴、被单于要求劝降苏武时，千里之外的汉朝长安，有一个人却因为他辩护而获死罪。

这个人就是太史令司马迁。

李陵兵败投降的消息传到汉朝后，汉武帝雷霆震怒，公卿王侯此时纷纷指责李陵。一时间，汉武帝寝食难安。

后来，汉武帝把司马迁叫到身边，询问他对于李陵的看法。司马迁与李陵虽然曾经同朝共事，但两人志趣不同，很少走动。

没有顾及李陵背叛汉朝、投降匈奴的严重后果，司马迁直抒胸臆，赞扬李陵与匈奴作战的功劳。 出乎司马迁意料的是， 他因此被投入监狱， 判了个诬罔主上的罪名。

在汉朝，诬罔主上是死罪。不过，死罪也有两种办法解救：一种是用钱赎罪；另一种是接受“腐刑”，俗称宫刑。学者推算，赎死罪大概需要 50 万钱，而司马迁根本不可能筹得到这么多的钱。

这样，司马迁只有两种刑罚可以选择：死刑或者宫刑。

选择是痛苦的，何况是这么残酷的选择。

死，对于司马迁来说并非难事，但如果这样死了，父亲著史立说的遗命将彻底化为泡影。古人说：“孝，初级阶段是服侍父母亲人，中级水平是服侍君主，最高境界是安身立命。在后世扬名，光耀父母，是最大的孝道。”

不死，就要接受宫刑。

千思百虑，彻夜难眠……

终于， 理想的光芒照进了司马迁的内心， 历代圣贤激励起他活下去的勇气。 “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周文王被拘禁，才推演《周易》；孔子遭困厄，才著有《春秋》 ；屈原被放逐，才创作《离骚》 ；左丘明失明，才编撰《国语》；孙子受膑刑，才精论兵法。

想到这里，司马迁的心绪稍稍得以平静，他准备接受宫刑。

出狱后，司马迁出任中书令。这个职位主要是把皇帝的命令下达给尚书，把尚书的奏事转呈给皇帝。表面上，在内廷侍候皇帝似乎更加受宠了，但在司马迁心底，痛苦的煎熬和无尽的羞辱却是常人难以想象的。

公元前93年， 司马迁的朋友任安来信， 希望司马迁有所作为， 能够 “慎于接物，推贤进士”。

收阅朋友的来信，司马迁心潮难平。在名为《报任安书》的回信中，他的痛苦与挣扎一览无余。他写道：“耻辱莫大于受宫刑。受宫刑而活着的人，从来都被人鄙视。每每想到此事，冷汗就会从我的脊背上冒出来湿透衣襟。身残处污，一有行动就会招人指责；想对事情有所帮助，结果却使自己受到伤害。所以，我只能闭口不说、缄口无语。也许人们会说我可以隐退山林，但身为宦官，怎么可能深藏山林岩穴？所以，我只能与时浮沉，借以表现狂放和迷惑。我也想过自我雕饰，用美好的言辞为自己开脱，但这又有什么用处呢？人们不会相信，我只会自取其辱。”

司马迁之所以“隐忍苟活”，是因为要实现理想，完成父亲的遗愿。司马迁的父亲叫司马谈，是汉武帝时期的太史令。虽然官职不高，但司马谈抱有崇高的理想。然而，事业未竟，司马谈却撒手西去，临死前要求儿子司马迁继续自己的事业。

20 岁时，司马迁遵从父命从长安出发，出武关，经南阳，至南郡渡江，漫游名山大川，实地考查历史遗迹，了解民情风俗和经济生活。这一次全国漫行，司马迁“网罗天下放失旧闻”，为“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写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从公元前 104 年至公元前 93 年，司马迁强忍宫刑之痛、之辱，坚韧不拔，秉笔直书，不虚美，不隐恶，创作完成了 130 篇 52 万余字的巨著——《史记》。

《史记》之前，我国已有《尚书》《春秋》《国语》《左传》等历史类著作，但从系统性、完整性角度来看，这些著作都远不及《史记》。

《史记》记史，上起黄帝时期，下至西汉武帝太初时期，上下 3000 年，“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种体例从不同侧面、不同角度，互相配合，互相补充，构建起完整而严密的历史体系。从这个意义上说，《史记》无愧为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

在民族观上，《史记》认为，匈奴人与汉人本是同根共祖的兄弟。所以，共生共荣是大势所趋，也是势所必然。

《史记》蕴含的进步民族观，得到了中华各民族的广泛赞同。传说元世祖忽必烈专门下令改建司马迁墓，把墓的外形修建成蒙古包模样，以表示他对司马迁的敬仰。清朝的康熙皇帝则在公元 1669 年大规模扩建司马迁祠。新中国成立后，中央政府也多次拨出专项资金维修、重修司马迁祠，并把它列为国家文物单位加以重点保护。

结语：“天下一家”，是中国人的智慧。汉代《淮南子》说：“是故自其异者视之，肝胆胡越；自其同者视之，万物一圈也。”在汉朝，匈奴与汉人虽然有冲突、 冲撞， 游牧文化和农耕文化虽然多有不同， 但君子和而不同， 最终共融共生，交相辉映。

经过中华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中原通往西域的商路越来越畅通、越来越宽广，西域的葡萄、石榴、苜蓿、胡豆、胡麻、胡瓜、胡蒜、胡桃及多种珍禽异兽、名贵毛织品从这里传入中原，中原的铁器和牛耕技术、凿井技术也从这里传入西域，并辗转传播到西亚和欧洲。闻名于世的“丝绸之路”由此展开，延伸远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