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人心所向•中国情怀

核心提示:南北朝各自自称“中国”,自谓“正统”,都表明在民族融合达到一个新阶段的时候,南北双方在自然而然中走向同一个渊源。当他们以“中国”的代言人自居时,“中国”已经超越了地理概念、皇朝代称的范围,成为华夏文明传承的象征了。从这个意义讲,南北朝的对峙,以及中国历史上的其他分裂、割据时期,不论其时间之长短、情况之复杂程度,最终都必然走向统一。

【编者按】13000年前,我们的先民怎样战胜了末日危机?西晋的腐败奢靡到了怎样让人瞠目的程度?一面诡异的镜子为何成为宋代以文立国的起点?一本失传已久的明代奇书怎样回归祖国?这些鲜为人知的故事你都可以在让人耳目一新的的正史通俗读物——《中国故事:中华文明五千年》——中找到答案。值此建党95周年之际,经北京出版集团公司、北京出版社授权,宣讲家网自7月1日起连载《中国故事:中华文明五千年》,以飨读者。

中国情怀

导读:各民族心系“中国”情怀,民族融合成为时代主流,国家统一乃大势所趋。

在统一之路不断前行的同时,另一条路——“民族融合”也在悄然延伸。

在南方,中原人士迁移,给江南地区带来了大量的劳动力以及先进的生产技术,在客观上促进了南方经济的开发。而在北方,也因为少数民族的内迁及其政权的相继建立,掀起了一场场轰轰烈烈的汉化改革,继而推动了一场规模更为宏大的民族融合。

每一个喜爱历史的人对《史记》都不陌生。但是谁能知道,《史记》是揭开“五胡十六国”序幕的第一人、匈奴人刘渊最喜爱的书籍。而汉高祖刘邦,则是他最为崇拜的帝王。

刘渊是西汉时期匈奴首领冒顿单于的后裔。据《晋书》记载,刘邦将宗室女嫁给冒顿,并与匈奴结为兄弟,从此,匈奴后人便以刘为姓。

东晋衰败之际, 刘渊趁势而起。 他宣称: “我们是汉朝的女婿, 是汉朝的外甥,是兄弟,兄终弟及,兄亡弟继,难道不可以吗?”

如果说刘渊以汉室继承人自居还不能说明什么问题,那从他的养子——曾带兵攻入洛阳、娶西晋皇后羊献容为妻的刘曜(yào)——所实行的一系列措施里,我们则能看到,汉文化对少数民族所产生的向心力。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小学里,朗朗读书声,童子们跟着先生念着 《诗经》, 摇头晃脑;太学里, 少年正与夫子讨论着 “天下大势,分久必合”。令我们想不到的是,这一幕幕居然出现在匈奴人刘曜所统治的长安城中。

据《晋书》记载,刘曜称帝后,在长安设立太学和小学,并聘请众多儒学大师授课。每月他还会亲临视察,查看学子们的功课。而他身边,总是不缺儒家经典,每晚入睡前,他都会诵读一二。

刘渊和刘曜的贵族身份,使他们从小就有机会学习儒家经典,他们掌权以后实行这些崇汉措施并不奇怪。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奴隶出身、杀人如麻的羯族首领石勒,竟也倾心汉文化。

石勒称王后,极其重视文化教育,在全国各地广立学舍,并时常亲自考试诸生经义。他本人虽然不识字,但总是命身边的儒士诵读史书给他听,即使是在行军打仗时也不停止。

一次, 石勒命人读 《汉书》 , 当他听到郦食其劝汉高祖立六国之后时, 大惊道:“此法大错, 如何能得天下?” 直至听到留侯谏止这一措施, 才说 “幸而赖此一谏” 。可见,石勒学习汉族文化经史,是深得其要的。

在石勒后近200年, 北魏的孝文帝拓跋宏 (元宏) , 更是掀起了一场波涛汹涌、激荡人心、史无前例的汉化改革。

公元 490 年,北魏历史上最伟大的女性——孝文帝的祖母冯太后去世。这本不是件特殊的事,却因为孝文帝表示要遵照儒家礼法,为祖母守孝 3 年,在朝堂上引起了轩然大波。

守孝,这在鲜卑拓跋氏的历史上是从未有过的事,这对保守的鲜卑贵族来说,无异于一颗重磅炸弹。虽然鲜卑人已入主中原半个世纪,加上冯太后推行的一系列雷厉风行的改革,使北魏在政治建设上有了巨大的飞跃;但在文化层面,鲜卑族还是与汉民族存在着鲜明的差异。是继续墨守成规,保存部落旧习,还是摒弃旧俗,学习先进的汉文化,真正成为中原大地的主人,这是刚刚掌握大权的拓跋宏不得不面对的问题。

3 年的守孝期里,从小跟随祖母学习儒家经典的孝文帝拓跋宏,日日夜夜都在思考着这个问题。而 3 年守孝期满后的一次“亲耕”,似乎告诉我们,他已经做出了抉择。

公元 493 年春,正是万物复苏的时节。一支浩浩荡荡的队伍从都城平城出发,来到郊外,举行籍田礼。

“籍田”是古代吉礼的一种。孟春正月,春耕之前,天子率领诸侯亲自耕田,因此又称“亲耕”,寓意重视农耕。而我们经常说的“一亩三分地”,源于皇帝“亲耕”的地块面积恰好是“一亩三分”。

皇帝“亲耕”的田地为什么定为“一亩三分”呢?据说,在中国古代,一、三、五、七、九被视为阳数,一和三为阳数中最小的两个数。皇帝贵为天子,既要亲耕以示重视农桑,又不能太过劳累,所以定个最小土地面积,“示范性的耕耘”,故为“一亩三分”。

这次“亲耕”结束后不到半年,公元 493 年 8 月,孝文帝亲率 30 万大军从平城出发,征讨南齐。而所谓的南征,不过是拓跋宏的一个幌子,他的真实意图,是要迁都洛阳。

然而,迁都洛阳不久,北魏朝廷就发生了一件震惊全国的事——孝文帝处死了太子拓跋恂。处死皇太子,是关乎皇权运作、国家根本的大事。孝文帝为何会在迁都之初、百废待兴的紧要关头,做出如此之举呢?

根据《魏书》记载:迁都洛阳后,太子违背孝文帝迁都及全面汉化的政策,图谋逃归旧都平城。

年仅 10 岁的太子怎么会如此反感迁都洛阳与汉化改革呢?这主要在于保守势力企图利用其太子身份制造武装割据和分裂。而这是孝文帝绝对不能容忍的。

孝文帝为确保其迁都及汉化大业之延续,下决心大义灭亲,废黜太子恂并将其处死。处死儿子虽然使孝文帝万分悲痛,但此举却震慑了一些异己分子,从而保障了改革的顺利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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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4  《帝后礼佛图》 局部, 河南巩义石窟寺石刻 (尤亚辉/摄)

(《帝后礼佛图》雕刻的是北魏孝文帝和文昭皇后的供养行列。从图中人物的衣冠发式和伞盖、羽葆等仪仗制度看,孝文帝推行汉化的政策已经取得了显著的成果。)

祭孔子、建太学、易姓氏、改籍贯、说汉语、改汉服、通嫁娶……一场“尊儒崇汉”的改革运动以洛阳为中心大刀阔斧地进行着,并扩及全国各地。(图 9-4)甚至连来洛阳交聘的南方使者都感叹道:“衣冠士族并在中原。礼仪富盛,人物殷阜……”

正如复旦大学葛剑雄教授所说,当时民族汇聚逐渐成为时代的主流,孝文帝顺应了历史潮流。经过孝文帝的主动融合及以后的发展,鲜卑族和其他北方少数民族最终成为汉族的一部分。鲜卑族在生产生活方式上的转变促使整个社会习俗发生了改变,汉族风俗习惯成为了整个社会生活习惯的主体。鲜卑族和其他民族的加入,为汉民族不断注入了新鲜血液,促进了民族大融合。

“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从北方大草原来到中原地区的游牧民族,在融入汉民族的过程中,也将他们文化中的精髓注入了古老的中华文明中。

离洛阳千里之遥的建康王家,王羲之敞开衣服,露出肚皮,坐在胡床上吃着胡饼。

这一幕看起来很新鲜,要知道过去汉族只会用水煮面食,不会烙饼。真正的“饼”是由西北少数民族带进来的,所以叫胡饼。胡饼在这时被普及开来,发展成为面食中重要的一种。还有胡麻、胡瓜、胡桃及油菜等,都是在这时被普及的。像我们今日喜爱吃的“酥”,也是在这一时期传入并被日益推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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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5 〔北齐〕杨子华《校书图》局部,宋摹本,美国波士顿美术馆藏

(《校书图》所画为北齐天保七年(公元 556 年),文宣帝高洋命樊逊等人共同刊校国家收藏的五经诸史的故事。图中人物所坐之物即为胡床。)

而王羲之所坐的“床”便是“胡床”,它并不是作为卧具的床,而是由匈奴传入中原的“马扎”。(图 9-5)

“马扎”类似于我们今天的小板凳,其腿交叉,上面绷有帆布或麻绳,可以合拢。“马扎”也称为“交椅”,“交椅”最初是没有椅背的,不能倚靠。到南宋时,据说秦桧坐“交椅”时喜欢头往后仰,有人为了溜须拍马,就特意给“交椅”加上了椅背,俗称“太师椅”。 “交椅”方便倚靠,可以折叠,使用起来十分便利,不仅可以用于室内,也可以外出时携带。皇室贵族或官绅大户外出巡游、狩猎都带着这种椅子,以便可以随时随地坐下来休息。交椅遂成为身份的象征。由此,我国有“第一把交椅”代表首领的说法。

胡床携带方便, 使用舒适, 在中原地区得到广泛流传, 使当时人们 “席地而坐”的习惯方式得到了改变,将“跪”转化为“坐”,同时也使人们日常生活用具较矮的特点得到了改变,成为这一时期民族融合中少数民族的一大贡献。

而王羲之坐在胡床上吃胡饼,娶得千金小姐郗睿的故事,也以“东床袒腹”的美谈流传后世。

在西安的乾陵博物馆,展示着众多身着胡服的仕女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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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6 唐代胡人俑,陕西咸阳乾陵博物馆藏(李军朝 / 摄)

唐代女子衣着偏好胡装,身穿紧腰胡装,足蹬小皮靴,朱唇赭颊,是时尚的打扮。在乾陵陪葬墓出土的随葬品中,胡俑多达 50 余件。(图 9-6)这些胡俑的出土,让我们把目光放回到隋唐大一统之前,魏晋南北朝时期,少数民族大举进入中原。据《史记》记载,战国时赵武灵王实施“胡服骑射”,已引进胡服,但没有进入日常生活。魏晋南北朝时期因为少数民族的内迁,与中原人民相互交流、融合,胡服得到普及,且为汉族人民喜爱。孝文帝曾下令禁胡服,但是依然抵挡不住胡服在民间的流行。(图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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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7 《邮驿图》(左)、《采桑图》(右),甘肃嘉峪关新城魏晋墓砖画,甘肃嘉峪关城市博物馆藏

(画像砖中所绘人物身着胡服从事日常活动。)

不仅仅是服饰,少数民族音乐、民歌的影响也十分明显。隋唐时期的燕乐和西凉乐,绝大部分源自北朝的胡汉混合乐。迄今为我国人民喜爱的笛、琵琶等乐器,也是在此时由少数民族传入从而登入大雅之堂的。

民歌中反映民族融合的精品,莫过于《敕勒歌》和《木兰辞》了。如果说《敕勒歌》是胡歌汉译,为游牧生活写照的话,《木兰辞》中的花木兰则是只有民族融合达到一定程度才能产生的胡汉杂融的妇女形象。

千百年来,花木兰代父从军的故事感动了一代代人。 而这个故事的核心 “孝” , 不仅是儒家思想的核心, 更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木兰遵守儒家道德, 身体力行, 足见当时汉文化在北朝范围内的流行。 一曲木兰辞,传唱至今,我们铭记的不仅仅是木兰的坚毅和果敢,更是我们引以为豪的民族传统——“百善孝为先”。而各民族的交流与融合,更是将这种传统发扬到了极致。

少数民族与汉族“杂居相处”,各少数民族在接受汉文化的同时,也将他们民族文化中的精髓带到了中原地区,为古老的华夏文明注入了新的血液,以至产生“慕胡俗、施胡妆、着胡服、用胡器、进胡食、好胡乐、喜胡舞、迷胡戏,胡风流行朝野,弥漫天下”的现象。

民族融合在这一时期最伟大的成果,不是社会生活的新变化,而是各民族对自己“中国”人身份的认同。这种认同,我们可以从这一时期频频出现的各政权自称“中国”的现象中看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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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8 何尊

“中国”一词,最迟出现在西周初期。目前我们所能见到的最早的有明确记载的证据,是1963 年出土于陕西宝鸡,现收藏于中国宝鸡青铜器博物馆的“何尊”(图 9-8) ( 尊,现作“樽”,为古代盛酒的器具, 用青铜制成) 上的铭文(图9-9)。何尊上刻有铭文:“余其宅兹中国,自之乂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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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9 何尊铭文拓片

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一词在史籍中频频出现。

例如,宋文帝时,大臣毛修之被北魏所获,并受到拓跋焘的赏识,据沈约《宋书》所载,修之“教焘以中国礼制”,体现了南朝人自称“中国”的普遍性。

这样的事例在史书中还有很多。据萧子显《南齐书》记载,南朝齐武帝永明十一年(公元 493 年),大臣何佟之议有关祭祀之事时指出:“窃以皇齐改物,礼乐惟新,中国之神,莫贵于社。”这里出现的“中国”,既是指萧齐,也是指华夏文明。

北朝在这一时期自称“中国”者在史籍中也是不胜枚举。据《魏书》记载,北魏宣武帝时,南朝萧齐东昏侯萧宝卷出兵北伐,北魏的元英在退敌后上书说道:“窃以区区宝卷,罔顾天常,凭恃山河,敢抗中国。”在元英眼中,偏安江南的萧齐怎能与占据中原大地的“中国”相抗衡?从中可以看出,当时北魏统治阶层很自然地认为北魏即“中国”。

在这一时期南北双方的交聘活动中,“中国”一词也时常出现。东魏孝静帝曾派遣李谐赴南朝萧梁, 与其通好, 梁武帝萧梁派主客范胥迎接。 李范二人的对话,言语间不离“中国”。

这些割据分裂的政权,为什么会自称“中国”呢?

其实,南北朝各自自称“中国”,自谓“正统”,都表明在民族融合达到一个新阶段的时候,南北双方在自然而然中走向同一个渊源。当他们以“中国”的代言人自居时,“中国”已经超越了地理概念、皇朝代称的范围,成为华夏文明传承的象征了。从这个意义讲,南北朝的对峙,以及中国历史上的其他分裂、割据时期,不论其时间之长短、情况之复杂程度,最终都必然走向统一。

历史的脚步走到这里,已经离统一不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