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开国大典时,新中国的第一面五星红旗由毛泽东主席按动电钮亲手升起。当时,旗杆下的电机归北京市供电局负责,于是组织上就顺理成章地把以后升旗任务交给了供电局。那时候,并不是每天都升旗,只是在元旦、春节、五一、十一等重大节日时,才会在早晨把国旗升起,晚上降下。
直到1976年11月26日,开始由解放军担负升旗任务了。当时也没有隆重的仪式,只是由两名战士扛着国旗并肩而行,通过长安街时,还需要给自行车让道。等太阳快落山时,再把国旗降下,扛回来后放在驻地房檐下。
到了1983年初,武警国旗班接受升降国旗的任务后,简洁庄重的升旗仪式诞生了:一人擎旗、两人护旗,昂首挺胸、正步行进。每天,鲜艳的五星红旗与太阳一同冉冉升起。
1990年10月1日,《国旗法》颁布后,要求升国旗时必须奏国歌,让升旗仪式更加庄严隆重。经有关部门批准,国旗基座于1991年2月23日开始改建。改建后,国旗杆升高至30米,国旗也改为长5米、宽3.3米的特号旗。
1991年4月,经国务院批准,国旗班扩编为国旗护卫队,5月1日正式开始启用新的升旗仪式。升旗方队由36名武警官兵组成,其中擎旗手一名,左右是怀抱冲锋枪的两名护旗兵,后面是一名佩戴指挥刀的带队警官,其后是由32名肩扛56半自动步枪的护旗队员。每月的1号,有60名军乐队队员在升旗现场演奏国歌,平时播放国歌录音。
新的升旗仪式亮相后,每天到广场观看升旗的群众有几万人,重大节日甚至达到一二十万人。升旗仪式很快成为首都北京最亮丽的一道风景线。
我们国旗护卫队的战士都是20来岁的小伙子,从来到护卫队的那一天起,全部的军旅生活都是伴着国旗度过的。用我们的话来讲,国旗就是心中的制高点,广场就是心中的圣地。
我的战友、升旗方队的排头兵苏星,带伤升旗的那次经历,让我刻骨铭记。
那是2004年9月12日凌晨,我们执行升旗任务,方队刚下金水桥,齐步换正步第一步刚一落地,苏星突然感到自己的右脚被什么东西给扎了,脚底一阵钻心的疼痛,头上的汗一下就冒了出来。这时,升旗仪式已经进入程序中,停下来换人是不可能的事情。方队在继续向前行进,每往前迈一步,他右脚的疼痛就加深一分,整个右腿都变得疼痛不堪。但苏星一直坚持着。此时,他的脑海里只有一个念头,再疼,也要和战友坚持完成这神圣的仪式!坚持,坚持,一定要坚持!横跨长安街的这段路,苏星已经走了数百次,一去一来276步,但他感觉这一次特别的长。终于走到广场的国旗基座跟前,苏星和平常一样手握钢枪注视着鲜艳的五星红旗缓缓升起。
方队开始返回,又是138步,钻心的疼痛一下一下地折磨着苏星。苏星坚持住了,他一步不少地坚持到了驻地。直到最后一步,方队的战友都没有发现他有任何异常。方队一解散,苏星抱着枪一下子歪靠在门前的柱子上。
这时战友们才发现苏星的脸色蜡黄,厚厚的礼服已被汗水浸透。怎么了?苏星没有说话,用颤抖的手指了指他的右脚。大家抬起苏星的右脚一看,全惊呆了,一根生了锈的大铁钉刺穿了马靴底,正扎在他的右脚心,大钉子把马靴和苏星的右脚死死地钉在了一起,鲜血从马靴底渗了出来。战友们赶快拿来一把大剪刀剪开马靴,费了好大的劲才把他的脚从马靴里拔出来。
“护卫国旗、重于生命”,这是每名护卫队员入队时面对国旗立下的誓言。在我们的眼里,国旗高于一切。为了国旗的荣誉和尊严,我们什么都能付出,哪怕是自己的生命。
我们站在国旗哨位上,每天都能看到无数前来观看升旗仪式的人民群众,有的外地群众为了看升旗,干脆在广场等候一夜。上个世纪末,香港、澳门相继回到祖国母亲的怀抱,来天安门广场观看升旗仪式的港澳同胞热泪盈眶地说:“我们也是有根的人,我们也是有家的人,从此以后,我们也可以挺起腰杆做一名堂堂正正的中国人了!”
2008年5月18日下午,国旗护卫队接到了从19日起连续三天降半旗为灾区死难群众致哀的通知。5月19日清晨4点52分,升旗方队向广场进发。队伍虽然像以往一样地整齐,但透过那犹如呼吸般富有韵律的矫健步伐,我们感受到的是一种从未有过的悲壮以及一种空前的团队凝聚力。当我们把五星红旗降到旗杆的上三分之一处时,广场上的群众和方队所有队员的眼睛都湿润了。
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天安门广场上空的五星红旗第一次为遇难的普通人而降半旗。下午2点28分,全国为灾区死难民众默哀三分钟。国旗护卫队的官兵们也来到广场和人民群众一起向在地震中死去的同胞致哀。在国旗周围,官兵们被深深地震撼了:自发而来的群众,眼含热泪,高喊:“中国加油!”“四川挺住!”
一个国家需要有一种仪式来展示自己的尊严和神圣,一个民族需要有一种精神象征来凝聚自己战无不胜的力量。这就是在伟大祖国上空高高飘扬、永远飘扬的五星红旗!
彭凯(天安门国旗护卫队排长) 发布时间： 2009-09-13 07:38 来源：光明日报
(本报记者董城根据北京百姓宣讲团宣讲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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