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政策与反机会主义的经过＊

　　在党的第五次大会[23]之后，湖南马变[40]事件发生，汪精卫[32]等国民党领袖便开始动摇，接受蒋介石的影响而不满意于共产党的政策，尤其是对于土地问题与工人武装表示非常不安。此时代表无产阶级的共产党需要坚决的阶级政策应付当时的环境。但是当时党中央的政策是无条件的退让，自动地决定工人纠察队缴械，公开承认国民党是国民革命的领导者，直等于投降资产阶级（见党中央通过之十一条政纲[41]，当通过时，团中央因未得通知无代表参加）。
　　当时团中央对于党中央机会主义的投降政策是坚决地反对，最重要的有下列几个问题：
　　一、土地革命问题。当时的情形，湖南农民已经开始自动地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湖北农民也有同样的要求；国民党中央既已不满意于农民的“过火”斗争（尤其是湖南军官），更无心解决土地问题。此时党若没有解决土地问题的彻底的坚决的政策，必将失去对农民当前斗争的领导地位。而党惟恐与那些“左派领袖”破裂，不敢直接领导农民自动地没收土地的斗争，至此还希望国民政府明令颁布土地法令，由上而下解决土地问题，主张由国共两党中央合组委员会讨论土地问题的解决和进行的实际办法。甚至连鲍罗廷[30]同志的以下提议也被党中央政治局所采纳！鲍罗廷提出：国际训令[42]主张没收土地是对的，不过实现土地革命必须有长期的过程，现在还没有到实现的时期。当前的任务是应当以极大量的牺牲与忍耐帮助国民政府东征，打下南京以后土地革命自然可以实现。目前应当组织农运训练班，培养一批执行没收土地的指导人材，加紧土地革命的宣传，以备将来执行这一任务（大意如此）。
　　当时团中央是赞成国际训令，主张领导农民自发地起来没收大中地主、豪绅、祠堂、庙宇及反动派的土地。就是在这一运动发展中，如有侵害小地主利益的事实，也不能因之而动摇自动没收土地的政策。反对党中央犹豫不决希望两党中央合组委员会讨论办法由国民政府明令颁布执行的主张，认为这是自欺的政策。更反对鲍罗廷打下南京土地革命自然可以实现，目前应训练人材的自杀理论，因为即算武汉政府打下南京，那时右派势力只有更加扩大而受东南资产阶级影响公开反对工农及共产党，断无比当时更好的结果；若东征遭失败，同样也将使土地革命难于进行。
　　二、国民党问题。当时党中央对国民党的关系，完全依赖两党上层领袖的接洽谈判（联席会议）的形式解决一切“纠纷”问题，完全不依靠群众的力量，因而对于国民党不敢批评，并且处处退让而接受右派的影响，毫无独立的阶级政策，仿佛既没有与之破裂便不应批评，既然合作便不能单独有自己的政策，否则只有退出国民党。
　　当时团中央对于这一问题的意见是：无产阶级应有独立的阶级政策与主张，尤须信赖群众的力量。国民党的各级党部既然多半在我们党的影响之下，我们应当利用左派国民党党员群众以民主化的方法去影响国民党的领袖和政策，直到改组国民党的中央，而不应仅靠与上层领袖的谈判来解决一切问题，因为领袖一旦投降反动派则一切只有失败。我们是不应即退出国民党的。退出国民政府在当时（六月中）亦不赞成。
　　三、其他如武装工农问题，团中央赞成国际的意见，对于党的十一条是反对的。此外尚有其他不甚重要问题的意见，因材料于当时武汉机关被破坏时损失，无从记忆。
　　关于上列问题，团中央曾有两次正式决议提交党中央讨论。但第二次决议案后闻被独秀[43]同志毁灭，而未传到党中央会议，在六月某日的武昌中央会议中又被主席禁止宣读而未发生影响。当时团中央虽与党中央的政治意见冲突，因恐影响党的威信，故未敢传达到下层团部中去讨论。现在看来，或许是一种错误。
　　虽然党中央是无条件的让步，但仍不能使国民党相信而改变其向工农进攻的政策，并且步步进逼，反动派开始公开捣毁工会。此时党乃决定退出国民政府，七月十三日公开发布宣言，宣布国民党及国民政府的反动，但还不敢公开指出汪精卫等的反动勾当。十九日团中央发表比党更激烈的宣言，公开骂汪精卫、唐生智[31]、谭延闿[44]等成为反革命的工具（当时党中央是不赞成指明的）。但朱培德[45]没有列入（当时少共国际代表由仁是主张列入的），因恐促成朱的激烈反动，妨碍张发奎[46]军队（叶挺[47]军队包括在内）南下的计划（当时张还表示很左），后即看出是一种错误。
　　在党中央七月十三日宣言公布之后，公开的白色恐怖便开始，团中央十九日宣言之后，压迫更加紧张，不久便捕杀同志与工会领袖，从此革命的武汉变成了反动的中心了。
　　总之，由北伐到武汉反动时期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严重时期，但因党始终是退让，没有独立的阶级政策，不信赖群众力量，不坚决领导土地革命斗争，以致不能取得小资产阶级群众。蒋介石反动，使中国革命受一次大的打击；武汉反动，更铸成革命部分的失败。

　　＊本文是任弼时为党的六大准备的报告《三年来中国共产青年团务概况》的一部分，这个报告曾于一九二八年由团中央以《中国共产青年团的过去与现在》的书名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