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乡巨变

我叫赵伟，是首都文明办的一名普通干部。我出生在四川省通江县，那里是全国最贫困的县之一。记得上高中的时候，80岁的爷爷还到地里帮我爸妈干活儿，但是家里的收入一直不见起色。放眼望去，家家户户都这样。那时候我就想，让中国的农民富起来有多难呀！

在中国，人数最多的就是农民。农民穷，中国就不能说富，只有农民富了，中国才真正算得上富了起来。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绝大多数农民告别了缺吃少穿的日子，但是离富裕起来还有一段距离。进入新世纪，党出台了一系列的惠农政策，其中影响最大的莫过于取消农业税，实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给农民上养老保险了。这三项政策在中国从没有实施过，它让祖祖辈辈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活出了幸福，活出了踏实，活出了尊严。党的政策带给我家乡翻天覆地的变化，而我一家老小也是这巨大变化的见证者和受惠者。

家乡通江县地处大巴山深处，地少人多，农民都是土里刨食。我家里人多但劳力少，父母一年四季起早贪黑去种地，但是一年下来存不下几个钱。村里的许多人看到种地没出路，便早早让孩子辍学，到山外打工。我爸爸打小就仰慕有文化的人，就是从牙缝里挤钱也不让我放弃学业。这样，我们一家人更是一年四季紧吃紧穿。

我在家里很幸运，读完了高中就参军了。1991年的深秋，妈妈得癌症去世了，我回家奔丧。归队时，我弟弟送我，一程又一程，我几次让他回去，他都跟在我身后不走，好像有什么话想跟我说。我就问他：“你是不是有事想跟我说？”他犹豫了半天，才说：“哥，妈生病这一年，没人给我做鞋，夏天我不怕，冬天太冷，我没鞋穿……”低头看弟弟的双脚，又脏又黑，伤口左一道，右一道，想起母亲年纪不大就去世了，以后真的没有人给弟弟做鞋了，我鼻子一酸，抱住弟弟大哭一场。哭完我把脚上穿的军用胶鞋脱给了他。

我转业后分配到了北京，成了一名国家干部，吃穿不愁，可时时念起家乡的亲人们，一想起来，心中就隐隐作痛。前两年赶上北京奥运会、新中国成立60周年，大事、喜事一多，工作又忙，去年才抽空回了趟老家。我的家乡已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弟弟早已买了摩托车做生意，还掏钱到镇上最好的饭馆请我吃饭。端起酒杯的那一刻，我忽然想起若干年前弟弟差点赤脚过冬的情形，一时百感交集，眼圈红了。弟弟说：“哥，你就踏踏实实地在北京住着吧，不用惦记我们。如今党的政策又及时，又到位，农村家家都富了。”

也许是因为长年在外，不能尽孝的原因，我非常担心父亲的身体，所以嘱咐弟弟一定要照顾好爸爸，还跟他说：“咱爸一辈子不容易，看病吃药，千万别省着，如果缺钱，你就打电话管我要！”

弟弟说，现在不同以往了，农民看病也能报销了。他举起酒杯叹了口气说：“要是妈能赶上如今的好政策就享福了。”

那年我妈妈积劳成疾，病倒在床。为了给妈妈治病，家里把仅有的一头耕牛也卖掉了。到医院检查，妈妈听说做一次B超要27块钱，坚决不做，结果延误了病情。一年后，妈妈因胃癌去世。像我妈妈这种情况在村里不少，很多村民生病后都是小病扛着，大病拖着。

“现在不是这样了！”弟弟说，“自从有了基本医疗保险，农民不再听天由命了。”2000年，我爸爸得了食道癌，每年检查、治疗的费用都要花掉一万多块钱。8年来，爸爸看病用掉了12.6万元，而我们家一共才支付了2.4万元。当爸爸的医疗报销手续办完后，他还不相信地问弟弟：“真的假的？”弟弟就把结账单一张一张拿给他看。看过之后，爸爸就沉默了，我们都知道他想妈妈了。这次回家，他让我陪他去妈妈的坟地。见到妈妈的坟，爸爸说：“老婆子，我也病了，是党和国家花钱给我治好了病。现在乡亲们有病都不用愁了，你放心吧！”

那些叔伯婶娘们见我回来，都来找我吃饭聊天，言谈话语中我能体会到他们发自肺腑的舒坦和幸福。老叔说：“你没想到吧，当了一辈子农民，你爸也跟城里人一样，领上退休金了！如今农民从55岁起，每人每月可领取700元的养老金。现在，你爸爸每天可以喝喝清茶，跟乡亲们摆摆龙门阵，不用下地干活了。”

父亲种了一辈子地，有了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我们做儿女的也感觉心里的石头落了地。老父亲说，党和政府做得最棒的一件事就是免掉了农业税！父亲还说，如今，每种一亩地，国家还给农民发放80元补贴。农民从土地中获得了尊严，多好的政策呀！

土地是国家的命脉，也是父亲的命根子，他从来没有轻贱过农民这个身份。虽然他没有读过书，但他打了一个形象的比喻。他说：“党的这些惠农政策，就好像把锁在我心里的锁拿掉了，我觉得浑身轻松，满心透亮。”

再次离开家乡踏上北上的列车，我感到从未有过的知足和踏实。想想高中的时候，我还在为中国的农民啥时能富裕起来而发愁呢，如今农民已经有了吃穿之外的精神追求。小有所依，老有所养，看病能报销，种地受人尊敬——朝朝代代千百年，只有今天，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农民才能真正享有了幸福！由此，我想到2008年汶川地震之后乡亲们说的一句话：“有共产党在，我们什么也不怕！”这，就是老百姓心中共产党的形象！这，就是老百姓的心里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