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政治局给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诸同志的信——关于群众运动和党内概况[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文件（一九二九年六月底至七月初）]

中共代表团诸同志：
　　自从国际交通断了以后，你们便无法收到此间的文件了。所幸国际关于农民问题的指示信，秋白同志的来信都还能在中东路问题发生之前数日到来，使我们对于农民问题——尤其是富农问题的讨论能有进一步的了解。
　　中东路问题发生后，中央曾得到国际一个短电的指示，告我们要加紧中小（心）城市工作特别是哈尔滨工作及拥护苏联的宣传。我们在这个指示下，并得到国际代表团的帮助，已经集全力向着这路线工作。关于八一示威，更曾用很大力量动员全党去发动群众，结果在上海香港是有较好的成绩，在其他城市，政治的宣传与其影响是有的，尤以满洲为能冲破党内两年来和平发展的空气，但动员群众的工作却极其微弱。农村的情形，凡有斗争及我们影响的区域而又得到“八一”工作之指示者，大都有相当工作。这次八一示威，恰当中东路问题发生之后，自然武装保护苏联的宣传乃成为这一示威的主要内容。且这一动员，不过从“八一”开始，自此以后的工作，从政治任务上说，从争取群众与全国的工作布置上说，都在日益加重，党正在以中东〈路〉问题为中心，从各方面加紧工作。
　　现时全国工农斗争的形势，尤其是大城市的工人斗争，是日益向前开展。我们主观的力量在上海香港都有很多的进步，尤其是与群众的关系这一点，上海已有了一个包含二十多个公开的工会之赤色工人联合会，拥有近万群众，香港有一二十多个工会加入的赤色工人代表会，有群众四五千人。在北方，一年来要算有很多的进步，只是秘密工作极坏，自首叛变的事又复开始，故机关的破获，干部的损失极大，现在有工作的区域为哈尔滨，奉天，抚顺，天津，塘〔唐〕山，北京，山海关，青岛，郑州，太原，信阳等地。长江流域有工作的为杭州，南京，无锡，安庆，九江，南昌，沙市，宜昌及四川几个重要城市；南方则除香港外，有福州、厦门，汕头，梧州，云南等处。在这些地方最大的缺点，便是群众工作的缺乏，许多工作还依然束缚在狭隘的支部范围以内。仅仅是顺直井陉的矿山，江西景德镇的磁窑，我们有广大的工人群众的组织，——这不是说在其他各地客观上我们没有发动群众可能，而是我党在主观上还没十分懂得如何去发动广大工人群众，如何去争取广大工人群众。最大的缺点便是经半年乃至一年的努力，全国中心城市的武汉广州，至今犹未能将工作恢复，现今所有的仍只是狠小的党的组织，长沙济南连这些狠小关系都还没有，全国的重要产业海员，铁路矿山，兵工厂中的工作还不见多大进步，海员的关系并不少，只是陷入一种和平发展与无甚群众工作之不死不生的状态，党在铁路中的组织，按支部说，全国不下二十个，但群众的关系，则除掉唐山大厂外，我们仍没有多大领导力量，矿山以开滦五矿及井陉为较有工作，其他如抚顺淄川则仅具线索，安源大冶则尚未恢复，兵工厂的线索全国五大兵工厂都有，工作则还未做起。农村工作一般地说是有相当发展的，但北方则陷入和平发展的状态，因之有许多可能去发展的机会都失去了，甚至旧有的基础都不能保存，特别是灾荒的区域，我们狠少工作。南方的游击区域仍是发展的，现在最大的区域要算是闽西，赣西东江平浏，湘西鄂西，鄂东北豫东南，及赣东北，最近又有四川的发动。兵运有相当进步，但仍不能抓着中心的有力部队。反帝运动在今年“五卅”以来，在几个重要城市要算有狠大的进步，群众已逐渐能走到街上为有组织的示威，并且在我们领导之下行动起来。
　　党的现状经过不断的努力要算是大有进步。二中全会开在六月底至七月初，大家在一致的精神之下，同意于中央一年来的工作路线，决定了许多重要策略及实际工作方针。会议的主要内容是：对于中央工作给了一个满意而更求进步的具体指示，对于目前政治形势有更明晰的分析，对于党的任务与策略有更具体的规定，以利全党在争取群众准备武装暴动之总路线上前进。对于组织问题集合一年来的工作经验，完成了六次大会关于组织问题的决议，对于职工运动在斗争的策略上有更切实的具体的决议产生。这些会议中的成绩实成为加强中央指导之最有力的基矗党员数量在工人成份上较半年前并无若何增加，但党员质量却有很大的进步，许多产业支部现多能开会工作，过去许多挂名的城市党员现已渐能参加党的工作。只是一些小资产阶级成分的干部，现在仍有一小部分不能随着党的正确路线前进。有些人专门愿意停留在上海，发表些离开实际工作实际策略的政治清谈——这还是上焉者；有些人更专门摭拾一些毫无事〈实〉根据的无原则的个人的材料，来攻击指导机关攻击中央。这些人在数量上说并不多，且中央更不是不以教育的方法去说服他们的。但有些同志的确还保留着党内纠纷残余的成见，且在政治见解上更日益走向与六次大会完全相反的道路。现在党内有两件较为严重的事实应该使你们知道：第一是托洛斯基派反对派的活动；第二是独秀同志之不同的政治意见的发表。
　　反对派的开始活动是由莫斯科学生带回来的，有些是已经被党开除，或回国后便脱离了党的，有的是尚存留在党内的。他们也如欧洲各党的反对派一样，有他们的党内组织，命名为《中国列宁主义者布尔塞维克反对派》，有他们的出版物，《我们的话》，在党内秘密宣传。他们更着重了中国党内一般落后消极的离开工作的党员与机会主义思想的残余，他想利用这些分子，掀起反对指导机关反对党的正确路线的活动，以便他们得掩藏在党的组织之内，以扩大他们的活动基础。他们的政治口号除掉一般的宣传脱洛斯基主义以外，还特别着重于中国问题的宣传。他们口头上确还嚷着革命，但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口号不仅混淆了目前中国革命阶段的主要内容，而且仅仅是口头上的欺骗，实际上正如其他各国一样，早已成为资产阶级的工具，用以来反对中国党的领导，企图从党内分裂做到中国革命的消灭。中国党内的反对派的活动现在正向着这一目标前进。他们常利用目前的实际问题，不向着敌人进攻，而专门反对中国党的指导机关。中央现时对反对派的斗争路线，主要的还是反脱洛斯基主义的思想上斗争，——尤其是关于目前中国革命策略之正确路线的斗争，以树立列宁主义的正确指导。在组织上，党自然毫不犹豫的要肃清党内这一分裂党的组织。如发现其活动的领袖必毫无留恋地将其开除出去；对于参加这一组织的分子，主要的是用教育的方法，说服其自觉的承认其错误退出其组织，如被劝告无效，党必予以严重制裁以至开除出党。如有同志在其理论之某一部分与托洛斯基主义相似，则党必与之作坚决的理论斗争，且要这些同志公开承认反对派的整个纲领与活动是错误的，是做成反革命的工具，同时在行动上要他们必须执行党的正确路线，绝不容许以自己错误的见解来代替或动摇党的路线。因为目前的确有些同志以为反对派在欧洲革命问题上的见解虽是错了，但在中国革命问题上的某些见解或许还是对的，这种观察完全是支解了托洛次基主义且给中国党内反对派一个负隅自抗的机会，故我们也正在注意于这类思想的肃清。
　　但尤其重要的还是中国机会主义思想予他以关于中国革命问题已共同见解的赞助，陈独秀同志最近有数信给中央，其中有一封较长的关于目前中国革命策略及政治形式〔势〕之分析的讨论信，他指出目前国民党南京政府的统治是资产阶级政权，中国地主阶级已经努力资本主义化，特别在资产阶级胜利以后受着最后的打击，现在只是残余的残余。目前的农民土地革命，是要以贫农为柱石，中农是动摇分子，富农要当他是乡村中资产阶级来反抗（即是说联合贫农使中农中立，反对富农），不承认目前中国有革命高潮必不可避免到来的象征，而只承认有革命高潮之反面——这些见解已证明他由机会主义走到了取消主义——显然与托洛次基反对派，对中国革命问题的取消观念无二致，借此来反对党现时的正确路线，来掩盖他过去他的机会主义的错误。但在另两封信中，他关于中东路问题之宣传策略的讨论，也是站在机会主义的观点上“反对国民党的误国政策”，来代替“拥护苏联”的口号，他认为这种宣传是“典〔曲〕线式的策略”，实则与列宁所讥笑少数派的策略过程的阶段论的内容毫无两样。他对于中东路问题，是将帝国主义相互战争与帝国主义进攻苏联战争平列着看，并将战争灾祸统笼的反对，说无论那种战争在中国发生都将中国当作塞尔维亚，这显然没有一点阶级观念，并给群众以极不正确的暗示，而成为资产阶级左派和平主义的宣传。独秀同志这些意见的发表，决不是偶然的，他一向是认定中央是一贯的盲动主义者，殊不知他却永远站在机会主义的观点上来观察中央的正确路线，这犹之社会民主党将布尔塞维克准备暴动永远认为是布朗克主义一样。独秀同志自新中央回国后，几次邀他赴莫直至上月犹作一度邀请，他亦曾几次允许，但总是迟迟不行，上月他又答应将日文的列宁马克思主义书籍看阅研究一遍，于年后再赴赤都，他同时却写来这三封信，狠值得中央注意，因为怀着这种观念的并不只独秀同志一人，我们常零零碎〈碎〉从直接间接方面得到同志中间一些这种类似的意见。我们决定将他的来信发表，公开的与之作思想上理论上的斗争，指明他与中央与全党确站在两个不同路线之上。这—斗争开始，一方面固引起党内某些不正确倾向的同志，借题发挥故意来推波助谰形成与整个党正确路线相对峙的活动，但中央坚决相信目前党内无产阶级正确的意识已渐渐的发展，群众的斗争生活已渐能强固地反映到党内，六次大会的正确路线，经过一年来的工作已为党员群众所日益了解一这些条件的总和将成为党内战胜一切不正确倾向与思想之最强固的基础——中央并将狠细心地狠坚决地善用这些进步的条件，引导全党向着更正确的道路前进，并在这一过程中，要使这一不正确路线的倾向与思想一齐肃清消灭，以求得党的巩固与一致。至于党内如有反对派以外的任何小组织的倾向与尝试，党必要坚决地予以反对予以制裁，尤其在目前中国革命艰难困苦的阶段中，更需要党的坚强与一致，故任何分裂党的小组织的活动与倾向，都是中国党所应极端排斥的！
　　这两种活动，我们相信也要反映到莫斯科的中国同志中，望你们特别注意，并要在中央正确的路线之下，为党的一致而坚决斗争。
　　目前国内各种工作均在发展，许多客观上的条件，均需要主观力量去推动，许多省份均缺乏工作人材，特别是地方党部的干部甚为缺乏，就是中央本身人亦太少，全总工作至今尚未健全起来，因为人力分配不过来的关系，实在失去了一些工作的机会，因此中央曾函催中夏同志及其他中大同志回国工作，现交通虽断，但仍有由欧洲回国路线，务望代表团了解目前国内革命之需要速与东方部商决一批得力同志于最近两月来中国至要。
　　再国内现在与党内的错误倾向和与党外思想的斗争，均极严重，万分需要材料的参考，中央除在国内努力翻译工作外，务望代表团注意经常给国内材料之供给，已翻译之材料务须由代表团自己设法马上由欧洲寄回国内，希望国际交通局寄是比较困难，事实上直到现在中央没有收到莫方一本东西，可是有些同志由个人的关系倒反得到了一些，这是要请代表团注意的。
　　共产主义的敬礼！
　　中央政治局
　　1929，11，2.⑴
　　根据中央档案原抄件刊印
    注释
　　〔1〕此文为1929年8月20日中央政治局第51次会议通过，成文时间是1929年8月21日。此“1929，11，2.”是1929年11月22日中央政治局在致驻其斯科中共代表团的信时，同时抄写此件所误写的日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