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给中区中央局及苏区闽赣两省委信

中区中央局及苏区闽赣两省委：
　　读了你们最近所送来的许多文件及根据××⑴同志的报告，我们认为必须给你们以下列的信。这封信，我们仅仅想讲一些最主要的问题，关于各部门的工作，我们将给你们以专门的信件（职工，组织与红军方面），对于党大会的估计及党大会以来一时期工作，我们已经在电报中申述了我们的意见，但是我们认为有比较更加详细的说明这些问题的必要。
　　根据着苏区工农群众的积极性的增长及工农红军的英勇善战，在中央局的正确的领导之下，中央苏区得到了许多光荣的成绩；苏维埃中央临时政府的成立及其对于全国革命运动领导的加强，苏区的扩大与漳州的占领，反革命组织的扑灭，土地重新分配，工人生活的初步改善，红军的强固与扩大，……所有这些，毫无异疑地是中国革命的伟大的胜利，是苏维埃运动胜利的开展的基础同时，绝对不能将这些胜利与成绩与苏区的党的组织及其领导机关的艰苦的为着国际与党的总路线的执行的斗争分离开来。所以绝对错误的机会主义的观点，就是否认为〔与〕抹煞这些成绩，这将达到悲观消极与机会主义的道路上去。同样的错误，是企图将这些成绩与党的领导分裂起来，而污蔑中央局执行了机会主义的路线。
　　但是，每一个布尔什维克不仅要看到这些成绩，而且要警觉地看到我们在工作的缺点，弱点与错误。只有残酷的不顾情面的自我批评，揭露工作中的一切错误与弱点，进行最坚决的争斗，才能够真实地保证苏维埃运动的新的光荣的胜利。根据这个观点来检查中央苏区的最近的文件与工作，我们必须首先指出几个政治上的错误的观点。
　　在目前世界情势的估计上，中央局在几个文件上曾经这样说：
    “日美在上海的军队已经发生一次武装冲突，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大战一触即发，但还不是已经爆发，……帝国主义大战的爆发终久是不可免的，它要将中国变为战场，沦为血海，要将全中国的民众化作炮火下的灰尘……然而在各帝国主义拔剑张弓的情势下绝不会忘记对于进攻苏联的加紧，相反的，它们还要制造各种机会，随时将帝国主义大战的战火先转向苏联，甚至在战火爆发后，也仍然要企图将帝国主义互相间的战争转变为进攻苏联的战争。”（见二月十九日的决议目前政治形势的分析与苏区党的紧急任务）
    “瓜分中国的帝国主义战争的前哨，已经接触，太平洋世界大战之爆发，即在眼前……在帝国主义剑拔弩张的情势之下，它们也绝不会忘记对于苏联进攻的加紧。相反的，它们还要制造各种机会企图将帝国主义大战的战火转向苏联进攻，甚至在战争已经爆发之后，也仍然要企图将帝国主义互相间的战争转变为进攻苏联的战争。谁要以为帝国主义大战快要爆发或爆发之后，便不会将帝国主义互相间的战争转变为进攻苏联的战争，谁就会根本放弃了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与武装拥护苏联的实际任务。”（《实话》第一期）
    “在目前全世界全中国的政治形势都在急剧变化的时机，尤其是日本帝国主义进攻上海，帝国主义世界大战危机一触即发，国民党统治破产，全中国反日反帝运动突飞猛进，各苏区红军都得到新的发展和胜利，使全国革命危机日益成熟……”（中局给闽粤赣省委指示信）
    这种分析和估计显然是错误的；因为在这种分析是忘记了共产国际第十一次全会所指出的：由于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和资本主义各国经济危机之尖锐化，使反苏联武装干涉的危险，成了全世界无产阶级的直接危险；不了解：“两种制度（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间的天天生长的矛盾，现在成为国际关系的核心，影响到资本主义世界内许多矛盾的进一步的发展。”（全会决议）；不了解：世界经济危机的加深，与许多国家的财政破产的危险，虽然极大的加强了帝国主义列强间的矛盾的尖锐化，但是没有而且不能减轻帝国主义强盗们反对苏联的疯狂的运动，不会阻止而且加速着反苏联大战的准备与帝国主义列强联合的过程；不了解：日本之进攻满洲与上海，和反苏联战争的准备是密切的关连着的。根据着共产国际的决议，中央在许多文件上曾经着重的这样指出：
    “红军与苏维埃运动伟大的胜利，国民党统治的日渐崩溃，促使帝国主义从隐秘的武装干涉（供给反革命军队以军费军火军事顾问等等）转变到公开的武力干涉，这便产生了日本的武力占领满洲的事变；同时日本占领满洲是帝国主义新的瓜分中国的开始，是进攻苏联的具体的极危险的步骤……目前的情势显然：是在反苏联战争的准备上，在将满洲造成反苏联的军事根据地上，在掠夺中国民众压迫中国革命运动上，帝国主义是一致的。它们在瓜分中国分配中国的富源上，孕育着开展着帝国主义各国间的冲突与矛盾，反苏联战争的准备，瓜分中国，直接公开的压迫中国革命运动是目前帝国主义策略之中心。”（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决议）
    而上面所引的中局的分析，显然是与国际从中央的分析是相反的。依照中局的文件看来，则目前对于全世界无产阶级的直接危险不是帝国主义的反苏联战争，而是帝国主义互相间的战争；目前世界关系的核心不是两个世界的天天生长着的矛盾，而是帝国主义列强间的冲突；帝国主义不是在疯狂般的进行着反苏联运动，而是在准备帝国主义列强间的战火，要甚至到战争炮〔爆〕发之后，再仍然企图将战争转变为进攻苏联战争。这显然是对于目前反苏联战争危险的机会主义的估计不足（甚至象上面所引的第三段中没有一个字说到反苏联战争的危险），这自然要引导了〔到〕那种乏味的繁琐的帝国主义大战已经炮〔爆〕发还是暂时没有炮〔爆〕发而很快要炮〔爆〕发的争论（如××与××⑵两同志在《青年实话》上的争论），这自然不能不引导到对于拥护苏联与反对帝国主义的反苏联战争的忽视。在日本帝国主义大炮雷鸣于苏联边境与反苏联战争极端紧张的面前，这种错误是更加危险，更加有害的。
　　与这个错误密切联系着的是：对于帝国主义在进攻苏区与红军中的作用的忽视，与帝国主义对于苏区直接的武力干涉的危险的估计不足。中国苏维埃运动的发展，给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半殖民地统治制度以直接的威胁，帝国主义为要维持这个统治，为要维持它对于中国劳苦群众的奴役与剥削，它们组织与指挥了国民党军阀去年的三次的进攻红军与苏区，供给他们军火，军费，军事顾问。在三次“围剿”都被英勇的工农红军在全国劳苦群众的热烈拥护之下冲破与粉碎了之后，苏区更加扩大，红军更加强固，全国革命危机更加在这个影响之下尖锐化起来，使帝国主义不能不感觉到隐秘的武装干涉是不够了，而转变为公开的武力的干涉，满洲事变是这个转变之具体的表现。现在的情形正是帝国主义一方面最后的利用国民党的武力，给他们以更大的物质上与精神上的帮助来进行新的四次“围剿”，同时，他们准备着极大的军事力量来进行对于苏区与红军的直接的压迫（如漳州占领后，厦门的情形）。“红军与苏维埃运动的发展将使帝国主义更公开的用武力压迫中国革命运动，中国工农革命运动与帝国主义者的武力广大的武装冲突的历史阶段是在面前”。
　　但是，中局与省委在这方面是缺乏明确的指示，不是偶然的。在中局与两省委的各种文件上没有指出帝国主义者是三次“围剿”的组织者与指挥者，帝国主义直接武力干涉苏维埃运动的危险，不是偶然的。中局二月十九日决议案上说：
    “帝国主义的战争如再炮〔爆〕发，各帝国主义强盗还要直接的来组织和指挥中国军阀军队，供给他们军械金钱，以更大规模的屠杀，来摧残中国革命。”
　　这里，似乎帝国主义的战争如不再炮〔燃〕发，那帝国主义强盗就不会“还要组织和指挥中国军阀的军队……来摧残中国革命”了；不，亲爱的同志们，在疯狂般的进攻苏联战争准备之中，帝国主义一定要而且已经是来直接的组织中国军阀军队来摧残中国革命的，因为这是进攻苏联战争准备的必要步骤。不但如此，在苏维埃运动更加发展的形势之下，他们非但要直接的组织和指挥中国军阀的军队，而且还要亲自出马用自己的军队来压迫摧残中国的革命。
　　正因为帝国主义是中国的真实统治者，国民党不过是帝国主义手中的工具与走狗，正因为三次“围剿”的主要的组织者与指挥者是帝国主义，所以苏维埃运动是反对封建残余的土地革命，同时亦是反对帝国主义的运动。苏维埃的道路不仅是中国工农社会解放的唯一道路，而且是民族解放的唯一道路。中国开展着的革命的国内战争，显然同时便是反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战争。所以二月十九日的决议案上说：
    “现在苏区是处在国内战争的环境，革命与苏区的发展，尤其是目前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以及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大战将要炮〔爆〕发，更使革命战争的对象，不仅与国民党作战，且要与帝国主义作战，这使战争的性质要开展到反帝国主义反国民党的民族革命战争。”
　　是没有深切的了解，上面所指出的革命的国内战争的反帝国主义民族革命战争的意义，这当然是由于对帝国主义在进攻中国苏区与红军的作用的忽视而来。同样的错误是说“目前是反帝国主义反国民党的民族运动与土地革命的发展正在汇合”（见闽粤赣省委二次全省代表会的决议，中局决议，《青年实话》），因为这便是抹煞了苏维埃运动与土地革命的反帝国主义的意义。
　　与上面的错误不能分离的，便是对于敌人的进攻的极端的忽视，譬如说：
    “他们（帝国主义国民党）在其互相冲突已经紧张到了极度――快要炮〔爆〕发战争的当儿，仍然要分出力量来对付他们的主要危险，派兵进攻苏区便成为他们的主要日程。”（中局三八节给苏区各级党部的指示信）
    这当然〈是〉使人发昏的糊涂话，既然他们间快要爆发战争，为什么派兵进攻苏区是他们主要日程？既然是主要危险，为什么仅仅分出兵力呢？到底是东呢还是西？但是在目前帝国主义国民党动员近百万的军队来进攻苏区的时候，这种快要爆发军阀战争仅仅分兵进攻苏区的理论，是极端错误的儿戏的说法；这是对于国内两个政权对立的尖锐性的机会主义的估计不足；这不是去“动员群众参加革命战争执行后方工作”（如象指示信的标题所写的一样）而妨害群众动员参加革命战争。
　　由于这种估计，中局的一部分同志认为四次“围剿”是不可能的，譬如：
    “苏区党内……并根据对于时局的右倾估量，以为敌人立即就有大规模的进攻苏区的行动而我们却不应出击敌人，故仍然提出准备革命战争的口号”（二月十九日决议）。
　　自然，“准备第四次战争”的口号是错误的机会主义的，因为不认识目前有利于苏区与红军发展的情势去发展胜利的进攻，而消极的坐待敌人的进攻。但是说“敌人立即就有大规模的进攻苏区的行动”，这丝毫并没有任何右倾的影子，而且是被目前的事实所证明了的唯一的真确的估计。假如看到了敌人新大规模进攻的危险而悲观，失望，消极或等待敌人的进攻，这自然是可耻的右倾机会主义。但是，同［样］在表面上乐观的否认四次“围剿”的可能的理论之下一样，亦会产生既然敌人不来进攻，那我们亦可放松些，懈怠些，待敌人来再说吧的右倾的情绪，而且这种否认必然便会走到懈怠群众的警觉，妨害战斗的动员群众去反抗敌人的进攻。
　　大家知道在行区党大会上是曾经打击了“准备第四次战争”的口号，但是大会又提出什么口号来呢？大会政治决议上说：
    “统治阶级为要挽救其死亡，正在企图团结与联会，以求一致进攻革命，现在这种企图虽然还没有达到（？？），但是他们进攻苏区及红军的准备与计划是毫不会放松的，不过反动统治内部的矛盾和崩溃并不因此而消灭而减弱，而革命力量的发展，一定能战胜反动统治无数次的更疯狂更野蛮的进攻，而在这些无数次的革命战争的胜利中去完成一省和几省的革命首先胜利”。
　　这里，第一，是不解目前中国两个政权对立的形势，过分夸大了敌人内部的冲突，放松了敌人的新的进攻的危险，以为敌人还没有一致的进攻革命与苏维埃区域，这在三次“围剿”的血战之后，是可笑的妄谈。中央屡次的指出：
    “在中国内地同地主资产阶级的国民党血战着的中国苏维埃与红军，同时是反帝国主义的组织者与领导者，是目前反帝国主义最强有力的与伟大的先锋力量，也正因为这一原因，所以一切帝国主义国家与一切国民党派别，这样一致地把苏维埃与红军看做他们在中国统治的最大危险，这样一致的向着苏维埃与红军进攻。”（为上海事变给各地党部信）
    第二，这里所提出来的是比“准备第四次战争”更坏的，是“准备抵御敌人无数次更疯狂更野蛮的进攻”。因而便把争取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任务，极大地推迟了以为这要“在这些无数次的革命战争的胜利中去完成”。这与中央的正确的估计是完全不相同的。中央在今年一月九日的决议上指出：
    “估计着目前的形势必须指出：国内阶级力量的对比，已经变动了，这变动是有利于工农的，有利于红军与苏维埃运动的。国民党各派的力量都削弱了；相反地，工农与苏维埃运动的力量是增长了，强固了，红军成了极大的巩固的力量，苏维埃政权统治了几千万人口的区域…，过去正确的不占取大城市的策略，现在是不同了；扩大苏区，将零星的苏区联系成整个一片的苏区，利用目前顺利的政治与军事的条件，占取一二重要的中心城市，以开始革命在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是放到党的全部工作与苏维埃运动的议事日程上面了。”
　　而中区的同志没有了解到目前的增长着的全国革命危机，与苏维埃运动开展的顺利的条件，没有及时采取进攻的策略，积极地扩大苏区，将争取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任务放到全部工作的议事日程上面。而过分的估计敌人内部的冲突，似乎是乐观的否认敌人新的进攻的危险，而从这里产生防守的，休养生息，准备在遥远的将来去抵御敌人的进攻。实际上便产生了当时的所谓集中训练红军二月的计划，山上的苏维埃的理论，与攻打土围子为唯一的任务。应当指出，这种错误，在××⑶同志到苏区后，在中央的帮助之下，是纠正了的。中央满意中局现在所采取的积极向外发展的策略。但是必须指出中局对于敌人内部冲突的过分估计，对于新的阶级力量的变化，对于四次“围剿”的危险性的估计都还依旧或多或少地存留着一些不正确的观点（如上面所指出的）。
　　另外一个严重的政治错误，便是对于巩固在反帝国主义的土地革命中的无产阶级领导权的忽视。有些同志企图给这种错误以理论的充实。这里或者是说：苏区根本没有工人，在这种理论之下，来否认巩固无产阶级领导权的可能与必要，如党大会职工运动决议上说：
    “苏区工会运动与反动区域的工会运动完全不相同，有它的特殊情形：
    甲，┉┉；
    乙，现在苏区还未包括有大的中心城市，还缺乏产业工人，农村工人群众，主要的是雇农，手工业工人和苦力；
    丙，苏区不断的在敌人包围封锁和残酷的国内战争之中，经济受着极大的损害，最大多数的手工业停闭，手工业工人随之失业，雇农在土地革命后都已分得了土地。”
　　这里，自然是最明显的说，产业工人是缺乏，手工业工人失业，雇农分得了土地，那么工人呢？工人已经是蜕化在农民或一般劳苦群众的大海里。不容说，这种理论是错误的。虽然在目前的苏区中，还缺乏广大的产业工人的队伍，但是许多城市与乡村中有着充分广大的工人群众，这即就全总执行局的报告中可以看得出来的。
　　另外一种用来否认无产阶级领导权的理论是说苏区内工人的革命的积极性落后于农民。这种理论在××⑷同志在中央报告还剩留着，在湘赣及其他苏区的文件上亦是常常可以碰得到。这显然是没有看到苏区工人群众的积极的革命争斗的情形，难道能够否认株萍工人在三军团中间的领导作用么？难道能够否认兵工厂工人群众的空前的劳动热忱么（从修八杆枪到十二〈杆〉枪）？难道能够否认工人群众对于红军的热烈的欢迎与拥护么？不，这是无稽的谰言。在这种理论的基础上，不能不走到对于苏区工会工作的完全忽视。中局在党人会以前七八个月工作的过程对于工会工作不曾加以丝毫的注意，正如苏大会职工运动决议上所指出的：
    “党对于工会运动的工作和领导非常薄弱，许多地方党对于这种重要工作是完全忽视的，这由于过去党缺乏明确的阶级路线和对于无产阶级领导权认识不够，因此对于工会运动自然忽视了，没有认识这一工作是党的中心工作……”
    这种错误的结果，便造成了工会工作及其领导机关中极端严重的现象：
    “上级领导机关都有许多反革命分子AB团社会民主党潜伏着……那时江西省总工会的工作真是一塌糊涂，总工会工作人员最多达一百六十余入，解散时亦有一百二十六人，这些人中间有妇女三十几个，有许多婊子和尚道士阴阳先生等封建分子，有好几十个AB团，这许多人饱食无事，名为宣传队。闽西总工会换了几个委员都是社公民主党。……AB团多是此种县城工会上层机关，所以官僚腐化，莫可言状，对于群众利益，漠不相关，不言可喻。”（执行局报告）
    应该指出在党大会以后，党对于工会的领导以及工会工作的改善，已经开始了转变。但是这个转变，还只是开始。即使党大会的工会运动决议，还包含许多的不正确错误的观点。最主要如决议上说：
    “三，因此苏区工会运动的实际任务是要将争取工人阶级的利益和解放，密切的与苏维埃运动全部的利益和胜利联系起来，与消灭封建势力，土地革命的利益，反帝国主义争斗密切联系起来。”
　　这个任务的规定之中，可以后到，完全忽略了苏区工会工作的最主要的任务：即是在“利用发展着的工人为自己经济利益而斗争的基础上，引导工人群众参加苏维埃国家和红军的建设，造成直接执行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无产阶级先锋队与广大劳苦群众之间的联系。”（职工国际）这不是偶然的。是由于对无产阶级领导权的忽视，特别对于巩固在红军及苏维埃中的无产阶级领导权的忽视而产生的。在别的许多文件中，同样看到这类的错误，譬如在党大会的红军问题决议中说：
    “在扩大红军运动中，须有明确的阶级路线……应扩大并加紧对独立师及地方武装的领导，这样来把一部分地方武装编入到红军中去，要在有基础的群众中做扩大红军运动，以宣传鼓动经过群众路线的方式吸收最勇敢的工人雇农贫农及可靠的中农分子到红军中来。”
　　又如十二月二十五日的扩大红军的决议中说：
    “同时在扩大红军中要严格的执行阶级路线，只有工人农民及一切被剥削的劳动分子可以加入红军，地主富农商人及一切异己阶级分子必须绝对剥削〔夺〕去加入红军的权利。”
　　在两段话中，除了第一段中显然错误的，扩大红军须要经过赤卫队地方武装及只在有基础的群众中进行扩大红军运动的关门主义的办法外，最主要是对于动员工人到红军去，巩固红军中的无产阶级的领导权与骨干没有严重的提出。扩大红军运动中的阶级路线不仅是在剥夺一切异己阶级分子加入红军的权利，而且是在特别着重的动员工人到红军去，建立红军中的无产阶级的骨干，这是创造铁的红军的前提。同样在改选苏维埃运动亦是，没有特别着重巩固与加强无产阶级在苏维埃中的领导作用。
　　对于无产阶级领导权的忽视，同样表现在对于劳动保护法的实现的不够，甚至在许多地方没有实现八小时工作制。劳动法全部实现更还是谈不上。
　　所有这些，都是说明了中区领导同志的对于巩固无产阶级的领导权的极端的忽略。而恰恰这个问题是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只有无产阶级领导权的巩固与加强，才能够保证工农民主革命的澈底的胜利与革命的顺利与迅速的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的阶段上去。巩固在反帝国主义的土地革命中的无产阶级领导权是目前党的最主要的任务。这个领导权（正如国际在第十一次全会的决议中所指出的），已经在国家政权的形式之中开始巩固起来；这个领导权的更进的巩固，将依靠在苏维埃与红军的巩固与发展及无产阶级在他们中间的领导作用的加强。全国无产阶级罢工斗争的发展，与团集反帝运动，农民灾民斗争在他的周围与领导之下以及党的坚决的布尔什维克的策略与路线，坚决地为从各方面来巩固无产阶级在反帝国主义的农民土地革命中的领导权，同样是苏区党面前一分钟不能忽略的任务。
　　上面所指出各个互相联系着的政治错误：对于两个世界对立的估计不足，与对于反苏联战争危险性的忽视，对于帝国主义在进攻苏区中的作用的估计不足，对于国内两个政权对立的估计不足，放松敌人的进攻的危险，以及对于巩固无产阶级领导权的忽视，不能不最严重地影响到苏区的各种工作，不能不在实际工作中造成许多“左”的或者公开的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中央责成中局根据中央的指示来严格与切实的检查各部门的工作与进行澈底的转变。
　　在目前革命危机日益增长与尖锐化的面前，在帝国主义战争――尤其是反苏联战争的危险性极端紧张的时候，在帝国主义指挥之下的国民党疯狂般的进行新的对于苏区的进攻的时候，在帝国主义干涉中国苏维埃危险极大的增长的时候，在中区党的面前放着重大的历史任务：
    最积极的开展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国民党的民族革命战争，粉碎敌人的新的进攻，争取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及准备组织领导广大的工农群众与赤色战斗员去和帝国主义的武力作坚决无情的胜利的争斗。
　　开展革命战争，粉碎敌人的进攻，胜利的进攻敌人，这是最主要的任务。这就是说“一切应该服从于战争的利益，一切国内生活应该服从战争。在这一点上，任何的犹豫是绝对不容许的……一切牺牲一切帮助给与战争，抛开一切的动摇，集中一切力量，准备一切牺牲，当然这一次我们是要胜利的。”（列宁）这当然不是说，我们可以借口军事行动时期放弃一切党的苏维埃的群众组织的工作，恰恰相反，为着胜利的进行革命的战争，我们必须最大限度的开展这些工作，根本的改善这些工作，最大限度的加强无产阶级的领导作用。这里：
    （一）巩固中央及地方的苏维埃政府，使苏维埃政府成为真正群众自己的得到千百万群众拥护的工农民主专政的政权，使中央政府真正成为全国革命的组织者与领导者，是头一等的任务。
　　在建立真正劳苦群众的苏维埃政府上，在党大会及全苏大会以后，已经有许多进步，这里表现在：苏维埃中央政府的建立与其在领导全国革命运动上的作用的增长，地方苏维埃的改选及反革命分子的肃清，开始注意到工农群众的切身的问题，春耕防疫运动的进行等等，但是在苏维埃工作中还有许多的错误与缺点：第一，苏维埃的改选运动，无论在江西与福建都还是脱离发动群众的阶级争斗的和平的改选，没有在发动工人的农民的反对资本家老板地主的残余与富农的斗争中去改造苏维埃政权，从这些争斗中提拔积极的工人雇农贫农分子――尤其是工人到苏维埃的机关中去。第二，苏维埃政府还没有能够用种种具体的方法来帮助农民群众来进行春耕秋收防疫等等运动，来使群众在分得的土地上获取巨大的利益，发展农村经济，提高自己在群众中的威信，中央政府许多关于苏维埃建设的文件，实际上还多半是纸头上的，没有实际的去实现。第三，苏维埃与群众团体的关系还剩留许多不正确的关系，尤其是与工会方面，甚至工会与苏维埃对立的现象（如工会是工人的，苏维埃是农民的这类最有害的观念，以及如闽西工会的要求纲领上甚至还写着如下的要求纲领：“五，要求并监督苏维埃实行劳动法；六，十六岁以上男女工参加苏维埃政权；七，工会是巩固苏维埃主要力量，因此工会有检查苏维埃工作之权”（执行局报告）。这显然是有害的对立的现象）。第四，在财政经济方面，统一的财政的系统是到现在还没有的（甚至在人民委员会训令财字第二号上还说：“各该级财政机关，一方面是国家财政上之总系统，另一方面同样的要受各该级政府之行政负责人及军事机关之军事负责人的命令和指挥”，这样实际上便是完全的破坏了统一的财政系统，而且造成军事指挥员干涉地方财政的基础，这是必须即刻纠正的错误），土地税，营业税，关税都还没有开始办理。第五，在肃反方面，纠正了过去一切机关一切人都可以肃反的错误，建立了政治保卫局与革命法庭，还没有能够动员群众发展群众的积极性来开展肃反工作，还没有消灭因肃反中的错误而引起的群众中的恐怖情绪，而且同时又有走到另一极端，即对反革命派姑息与宽大的错误的危险（如曹舒祥孔树繁等案仅判三年或一年半的监禁等等）。第六，在实现苏维埃的各种法令方面还是非常薄弱――特别是劳动保护法。第七，苏维埃机关工作人员中的官僚主义还依旧非常浓厚与上级苏维埃完全脱离下级苏维埃的官僚主义的工作方式⑸。
　　中央责成中央局省委及一切地方党部用一切力量去建立与健全苏维埃政府的工作，把苏维埃的各部工作充实起来，只有苏维埃政府真能代表工农劳苦民众利益的时候，真能解决他们一切问题的时候，苏维埃政府才能够得到千百万的劳苦群众的拥护。
　　中央政府必须更加切实与详细去指导各个苏区的工作及白区的革命运动，用一切必要的方法去和还没有打通的发生密切的关系与指导，首先是赣东北与东江琼崖苏区，对于鄂豫皖湘鄂西亦必须给他们的工作以领导，对于白区的革命运动的援助与领导应该加强起来，不仅要能够以精神物质帮助白区工作的争斗，而且应该直接的去组织环绕在苏区周围的国民党区域中――首先是南昌九江厦门福州广州……等主要的中心城市――去组织工人和农民的争斗。
　　地方苏维埃的改选运动必须继续的进行，提拔最积极的工人雇农到苏维埃中间去工作，最坚决的刷除一切腐化官僚的分子，上级苏维埃必须具体的切实的领导下级苏维埃的工作。必须立即的设立与健全各种委员会的工作，土地委员会在土地已经分配好的区域必须采取种种方法（组织犁牛站，借贷种子，修路，修堤，供给贫农农具资本等等）来帮助农民的春耕秋收，奖励生产；劳动委员会必须即刻进行对于劳动法实施的检查与监督；财政方面必须即刻开始累进税的征收，工农银行的发展，对于公债与纸币的发行须严格的注意，不使这些方法走向滥发纸币与公债，形成群众对于苏维埃信仰的丧失与扰乱苏区经济，坚决的与破坏财政统一的倾向争斗；政治保卫局必须更加积极进行肃反工作，估计到国民党新的进攻时，必然的要更大规模的利用内部反革命的叛乱，任何肃反工作已经完结或告一段落的观念是极端错误的；工农检查委员会的工作应该积极起来，吸引工会青年团与其他群众组织来参加反对苏维埃机关中的官僚主义而争斗，必须坚决地消灭工会与苏维埃对立的现象。所有这些具体方法的实行，将使苏维埃政权得到更大的群众的拥护而保证苏维埃运动迅速的发展。
　　（二）扩大和巩固红军，锻炼他们成为常胜的铁军，准备他们去与帝国主义的武力作战。
　　在几年来与敌人坚苦的武装争斗中，工农红军坚强了自己锻炼了自己，红军在目前已经是一个强固的力量，正在向铁军的道路上前进。但是在创立以无产阶级为骨干的政治上完全自觉的红军铁军的任务上，在中灾区方面，还是没有能够完全达到。这里最主要的是：（1）在扩大红军方面的忽略与缺乏真实的群众动员，正如中局扩大红军决议中所指出的：“在一二三次革命战争中，地方党部差不多没有进行扩大红军的工作”。这种结果，就使红军在数量上的增加亦是不能满意的，甚至在去年年底时，数量甚至有相当的减少（由于战争的结果等等）。（2）在红军中的政治工作的惊人的薄弱，红军中的政治机关的工作的敷衍和对于党的路线的动摇（在总政治部的口号上有“反对党包办一切”的口号），个别的同志甚至抵抗政治工作条例在军队中的实施，这样使看广大的赤色战斗员不能够在思想上武装（一部分战斗员甚至不知道苏联是什么，以及两条战线的争斗是一条在高兴圩，一条在老营盘等等）。（3）在军队的技术的训练上的忽视，许多部队的领导者不能了解目前的战斗的环境及需要来迅速的改造军队与加强战斗的技术训练，特种武器的使用等等，而是顽固地守着游击主义的传统。
　　中央责成中央局与省委用一切力量来执行中局的扩大红军的决议案，特别的注意到吸收大批的工人雇农到红军中去，并且应该根据最近扩大红军的经验，更加坚决的实现中央在冲破第四次“围剿”决议中所决定的再扩大红军三分之一的任务，完成这个任务必须最坚决的打击一切对于扩大红军的消极怠工与关门主义，必须坚决的实现优待红军条例。为着要进行大规模的革命战争――特别是将要到来的与帝国主义者的直接的武装战斗，党和红军的领导要用一切力量来改造红军，准备红军中的指挥员与战斗员能够担任这个光荣的历史任务。这必须要政治上，技术上与组织编制上全部的改善与加强起来。政治工作在红军中有决定的意义，每一个红军战斗员不仅要能够有充分的军事技术――手的武器，而且最重要的是脑子的武装。必须充实现有军队中的政治工作，实现中央政治工作条例，政治工作不是附带的，而是红军的生命线。这自然不是要轻视军事技术与组织编制之改善，相反的，在这方面放着严重的任务，应该明白：没有艰苦的，不折不挠的，迅速的提高红军中的军事技术与改善组织与编制，而想要战胜现代的帝国主义武力是很困难的。所以应该加十倍的努力，要加紧军事技术的训练，阵地战，做工事，现代的战术与特种兵器的使用，广大的采用新式的武器，组织特种兵的部队，炮兵，骑兵甚至飞机队。正确的组织参谋处与后方的机关等等。必须与红军一部分干部的守旧的不愿随着新形势而改变军队的组织与训练的倾向作坚决的争斗，最广大的采用随营训练班与军事专门学校的方法，现有中央军校应该经常的开办与扩充起来。
　　（三）坚决刻苦地进行在白区及白军中的工作，造成响应红军胜利进攻的工农争斗的巨浪。
　　关于白区工作，这在中央苏区是一切最坏的工作，而且在这方面比所有其他苏区都要来得落后。在中央区，坚决的进行白区工作的问题还没有严重的提出来，甚至在第一次围攻赣州撤围的时候，许多领导同志还没有了解这个深切的教训，就是在中心城市中我们的工作的缺乏，将要增加我们在争取这些城市时的许许多多的困难。今年二月底中央局的关于白区及白军工作的训练〔令〕，还仅仅是一般的宣传鼓动式提出了这个问题。我们要求中局即刻采取具体的有力的步骤来执行中央的指示：“每一苏区的政权应该成为环绕着他的国民党区域的群众争斗的领导的政治中心，帮助这些区域内的群众的反帝国主义反国民党的争斗，组织他们的日常经济争斗，组织他们，领导他们为着反帝国主义的土地革命而争斗，为着民族解放而争斗，为着苏维埃政权而争斗。”
　　同这个问题不能分离的，就是发展环绕在苏区周围的白色区域中的游击战争的问题。这亦差不多完全忽视了的。经验证明：游击战争的开展给红军的胜利的进攻以极大的有力的帮助。在其他苏区，尤其是赣东北与鄂豫皖苏区，都在发展游击运动中扩大了苏区，严重的打击了敌人，中央局必须利用这些经验，加紧组织环绕着中区周围各省区中：闽西闽南东江北江湖南广西等等区域中的游击运动。红军的领导机关应该用极大的力量来巩固已经有的游击队和小苏区，从各方面（指导干部等等）来帮助他们，并且组织一部分的游击队伍去开创新的苏区。
　　同时对于新苏区及为着一定目的而暂时占领的区域中的工作应该特别的注意和加强，一般的说来，在这方面仍然有许许多多的错误，特别在漳州占领的一个月内，红军中的政治领导的同志没有能够充分的利用这个时机与良好环境进行充分的群众工作，而集中一切注意于筹款，这种教训必须深刻的注意到。最广大的开展在新苏区中的工作与群众的积极性，这在目前是十二分重要的任务。
　　（四）改善一切群众组织的工作――首先是工会与贫农团的工作，来最大限度的发展群众的积极性与巩固苏维埃根据地。
　　中央谴责中央局过去对于工会的忽视以及直到现在还没有采取必要和急切的办法来改善工作的错误，并责成中央局与全执局⑹党团，用一切方法坚决地实现职工国际八次全会及全总与中央对于中区职工运动的指示信。
　　在中区贫农团的组织还没有真正的开始，这是不能宽恕的错误，贫农团应该是我们在农村中主要的支柱，反对富农争斗前锋。只有无产阶级及贫农团结与和中农的巩固的联盟，才能够保证乡村中阶级争斗的深入与苏维埃政权的巩固。必须根据中央以前的训令和指示立即开始组织贫农团。
　　中央责成中央局及反帝同盟党团，完全的实现中央的关于苏区反帝运动的决议。
　　（五）开展布尔什维克的自我批评，切实的工作检查，为着工作的速度而争斗。
　　要消灭现在中区工作中的许许多多的严重现象，要完成目前的严重的任务，那非得有党，苏维埃及一切群众组织的工作方式与领导方式的全部转变不可。应该很清楚的了解：在党和苏维埃工会的领导机关中还有很浓厚的官僚主义的方式，完全的离开了下层群众，由于一部分同志对于目前情况的估计不足，因之对于工作速度的争斗是没有看到的，工作的切实的检查和活的实际的领导是缺乏的，自我批评没有广大的开展，相反的，某些地方已有压制自我批评的现象，两条战线的争斗只是宣传鼓动式的口头的重复，而实际上表现着对于机会主义倾向的自由主义，或者是创造许多新的哲学名词（如狭义经验论，肃反中心论，发展组织的唯心论等等）而实际上反而抹杀了实际的揭露机会主义的实质与面目。
　　在目前的情势之下，照旧的开会，照旧的工作，照旧的决议，用旧的速度，没有自我批评，没有工作检查，是再也不能忍耐的了。必须要有切实的转变，抛弃这种旧的官僚主义的方式，而采用新的布尔什维克的方式。新的领导的方式，是在一分钟不离开下层群众，在每个问题的决定时最仔细的倾听下层同志的意见，在每个决议之中，必须将真确的政治立场与具体的工作的方式联结在一起，切实的检查工作，发展自我批评与两条战线上的争斗来争取决议与计划的每一条文的实现而争斗，来为工作速度而争斗。
　　×××
　　中央坚信：中局，省委及全党党员能够在中央的指示之下团结一致纠正一切的错误，顺利的完成放在他面前的任务，而领导千百万的工农群众实现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与完整的独立的苏维埃中国！
　　    此致
    布礼！
　　中央
　　一九三二年七月二十一日
　　根据中央档案原油印件刊印
    注释
　　〔1〕“××”及本文省略号是原有的。
　　〔2〕本文在《实话》第八期（一九三二年九月二十日）登载时，此处为“定一与作霖”，即陆定一，顾作霖。
　　〔3〕《实话》第八期此处为“伍豪”，即周恩来。
　　〔4〕《实话》第八期此处为“钧鹤”，即胡钧鹤。
　　〔5〕此句语意不清，似有错漏。
　　〔6〕全执局，即中华全国总工会苏区中央执行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