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致北方代表石心及河北省委的信

亲爱的同志们：
　　最近我们党的五中全会总结了四中全会以来中国革命斗争的经验，指出了党在这个时期里忠实的执行着共产国际与四中全会的路线，坚持的反对了一切机会主义倾向和动摇，粉碎了各种机会主义，在领导苏维埃运动方面得到了最大的成功，在领导白区工农群众革命斗争方面也获取了不少的成绩和进步，并对中国目前的政治形势给了列宁主义的分晰〔析〕，而向全党提出了下面的中心的政治任务：
    “尖锐的革命形势的存在，要求党千百万倍的加强自己的革命的群众工作，用一切力量，经过广大的下层统一战线之运用去夺取群众，组织群众，准备群众，领导群众，在发展他们经济和政治的日常斗争中，提高他们的革命积极性和领导他们为着民族危机与经济浩劫中的革命出路而斗争，为着苏维埃中国而斗争，这个斗争之胜利紧密的联结于完全与澈底的粉碎五次‘围剿’的斗争”（五〈中〉全会决议）。
　　在冲破五次“围剿”以争<取>苏维埃中国的伟大决战中，河北党是处在一个非常负责的地位，担负着光荣的任务——抓紧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华北，资本的进攻和农村的浩劫来开展群众的反帝运动罢工斗争士兵斗争和抢粮抗捐要土地的斗争，并汇合这些革命的支流为反帝的土地革命以走向创造北方苏维埃，这要求河北党对日益开展着的罢工斗争——特别是开滦罢工，农民灾民的斗争，士兵的不满和哗变及广大群众反帝斗争建立自己的领导。应该认定“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首先直接依靠共产党，依靠党的正确的布尔什维克的路线和实际工作，依靠党的行动上思想上和政治上的一致，依靠党员的布尔什维克的纪律，依靠党领导群众斗争的能力”（五中全会决议）。
　　在两个政权异常尖锐对立的中国，在这开展着残酷的阶级斗争和流血的国内战争的时候，党内的不坚定的分子，不可避色的要表示出自己小资产阶级的动摇，以右的或“左”的倾向来阻挠党把革命引上胜利的大道，李铁夫同志⑴在“挽救党的危机”的旗帜之下所提出来的政纲便是在目前革命斗争阶段上右倾取消主义的标本。他根本否认两个政权的尖锐对立，巧妙的抹杀已成为中国革命之发展的最主要因素的苏维埃运动，他看不见群众的革命化及其英勇的斗争，否认中国革命形势之存在与发展；另一方面便是过分估计反动统治的力量而对革命之胜利的前途完全失去信心；他否认党对中国革命之领导的作用，是中国革命的唯一的领袖，认为“党在政治上组织上不健全”，否认党在群众中威信的提高，政治上组织上巩固和扩大着自己的影响而认为党脱离了自己的阶级基础，渐为群众所唾弃；他认为党自四中全会后只在“决议上”有了转变，否认四中全会在党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事业中有极大的历史意义，一口咬定中国党不是布尔什维克的党，因此不能领导中国革命，这是企图证明四中全会遵照国际的指示，在两条战线上粉碎李立三的半托洛斯基主义和右派及采取调和态度的两面派是不应该的，没有必要的，没有效果的，这样来拥护立三路线的死尸，和已跳到反革命国民党营垒中的罗章龙派，这样来与国际和党对抗；另一方面他说“党现在仍是继续着立三时代的现象变相的行动委员会”，又企图在反立三主义招牌之下来进行反党的阴谋；他认为“党的领导机关是被官僚主义，异己分子和未来的叛徒所把持”，这是企图煽动党的群众来反对忠实执行国际指示和四中全会的路线的党的领导，因为这一个领导与一切机会主义及其代表不能相容，一点也不肯放松布尔什维克的火力向这些革命和党的败类描〔瞄〕准；最后铁夫同志便断定“中国党已为恶倾向从各方面所包围”，“埋伏着极大的危机”，因此他认为今天有无客观革命形势，是无关重要的，而是要整顿主观力量，“把党从危机中救拔出来”；因此今天不能“空谈”冲破五次“围剿”开展反帝斗争，而是先要肃清党的恶倾向，因此提议放下革命战争和工作，“先来争取真正布尔什维克化”，而且这一任务之完成不能依靠现在党的领导，只有立即“召集七次党大会”才能解决这些问题，才能担当起改造党的任务；不然，象现在这样的党，照他的意见，只能领导日常斗争，也只有领导日常斗争才认为是“现在党的工作任务，反帝拥苏等口号都是空谈”，或者都必然成为空谈；那末河北的党，也就不能过于奢望，因此〈他〉认为“北方会议决议还不是北方党今天的战斗任务”，这里他把党的日常群众工作与日常斗争与党的政治任务分裂和对立起来，而走到取消总的政治任务；在组织上他在“确定党的限制性和阶级基础”的旗帜之下主张党不能容纳反帝反封建的分子，而分截为所谓“阶级立场和一般的反帝立场”，这样来关起大门并写着“反帝者不许入党”，他并曲解和捏造列宁的意见说“一个可靠的得力的干部胜于一万群众”，这样来将先锋队与阶级对立，将领袖与群众对立，站在绅士的立场来看待革命的群众，因此主张不要建立群众的党，主张只要一个少数的老练的英雄集团，他并且进一步的把我们党分成两半：“指导者和被指导者，有能〈力〉并有进步前途的高级分子和无能并无进步可能的低级分子”，“坚苦〔定〕的和动摇的分子”，并提议专门组织一种“动摇分子支部’’，这简直是孙中山的“先知先觉”的理论的俘虏，只有社会民主党才把自己的党员分成活动分子和只缴党费受人指挥的被动分子，我们的每一个党员都应该是活动分子，领导群众的斗争，但是铁夫同志既认为目前党的领导者都是未来的叛徒和异己分子，不是他理想中的“高级分子”或“老练的布尔什维克”，因此便提议组织监察委员会，其主要任务便是“监督他们的领导与工作”。这一切“理论”与“决〔建〕议”，都发源于在基本上不信任党仇视党的领导的反革命的立场，这样不是壮大党而是取消党，这样不是强固革命的主观力量而是从削弱以走到完全瓦解主观力量。同时铁夫同志坚决反对“把党自己本身的组织问题——转变基础的任务（转变到无产阶级的基础来巩固的意思）直接运用到非阶级的组织——群众团体”，这里他认为党自六次大会以来在“转变阶级基础”方面没有任何成绩，党内工人的成份没有丝毫的增加，另方面把群众团体当成“非阶级的组织”，在那里可以容纳异己分子，把赤色工会和反帝组织等都变成一个藏垢纳污的地方，包括各个阶级的团体，这样来取消我们的阶级路线，在一切群众团体中建立无产阶级骨干和领导的任务，这样才不是关门主义，这样才不是党的包办，把党在群众团体中建立自己领导和进行下层群众工作分开，对立，而终于走到取消党的领导，这种右倾取消主义与“左”倾命令主义必遭到同样的结果。
　　铁夫同志在中国革命和党的各个基本问题上已形成了一贯的右倾取消主义的系统，反国际的和反党的路线。在其机会主义动摇发展的过程中已经“走到对于党中央的诬蔑与仇视，走到公开取消党取消革命的群众团体，取消党的中心政治任务的取消主义的道路，偷运托陈派罗章龙派等反党与反革命的思想和武器到党内来，企图进行反党的号召”〔2〕。中央以十二万分的坚决态度同意中央北方代表石心同志⑶这一正确的估计，并认为铁夫同志右倾取消主义如果胜利，那就是帝国主义国民党的胜利，反革命的胜利。
　　铁夫同志在右倾取消主义的立场上来反对“左倾主义的反动性”，企图在这一块招牌之下把全党正以一切力量来号召的民族革命战争，开展工人阶级的罢工运动和农民要土地的斗争都当做是“空喊”，企图把全党在布尔什维克的中央领导下动员工农红军和全国劳苦群众来粉碎五次“围剿”的斗争都当做是“盲动”，以为这一切都是在“冒着共产党的假面来玩弄革命，危害党威信”，这正是右倾取消主义者来瓦解党的武装以帮助蒋介石国民党来镇压中国大革命的最大阴谋，中央认为完成五中全会所提出的中心任务——冲破五次“围剿，建立苏维埃中国是与粉碎这种右倾机会主义不可分离的。
　　中央完全同意北方代表石心同志致河北临时省委的信，并责成石心同志及河北省委在河北全党内开展极残酷的斗争。
　　中央坚决指斥河北省委个别同志在这一斗争中所采取的不可容忍的调和派两面派的态度，实际上这也就是右倾取消主义的同党，“右倾机会主义不常提出公开的政纲反对党的路线，更多的采用两面派的态度，在实际工作中对党的路线怠工，党必须在理论上与实际上揭发右倾机会主义的面目，揭露两面派的右倾机会主义的实质，保证党与共产国际路线的澈底的实现”（五中全会决议）。仲良同志（4）认右倾取消机会主义者的铁夫同志为“老练的布尔什维克”，同情他，帮助他，这无异以出卖党和革命的利益来与党的敌人为友，中央认为必须给铁夫同志以最后严重警告，停止其一切领导工作，仲良同志必须给以严重警告，并撤消他在省委中所担任的一切职务，要他们立刻解除一切反党的宣传与活动的武装，中央责成北方代表石心同志及河北省委必须把这斗争在党，团，工会，开展起来，“只有坚决的奋斗，反对一切离开和曲解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布尔什维克的路线，党才能胜利的领导争取苏维埃中国的斗争”（五中全会决议）。
　　中央号召河北党省委及全体党员在开展残酷的两条战线斗争中巩固和扩大自己的成绩，特别是用最大的力量克服河北党的许多严重现象——中心城市工作的薄弱，革命职工运动没有得到坚决的转变，农村里党组织的散漫和领导农民灾民斗争之极端薄弱，士兵中工作没有得到最大的改善和应有的加强，没能运用最广泛的下层统一战线开展反帝运动，及党组织本身之不严密和工农干部的缺乏。河北党应该向这些严重现象宣战。“必须广泛开展布尔什维克的自我批评与真实的实现新的活动的领导方式，坚持不屈的反对一切官僚主义命令主义的作风，使我们能够在伟大的事变前面，担负起共产主义先锋队的光荣任务”（五中全会）。此致
布礼！
    中央
    一九三四年三月卅日
    根据中央档案原抄件刊印
    注释
　　〔1〕李铁夫原任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长等职，时在省委宣传部《实话报》编辑部负部分责任。
    〔2〕以上文字引自1934年2月《中央驻北方代表给河北省委的信——反对机会主义的动摇，为党的布尔什维支路线而斗争》。
　　〔3〕即孔原，下同。
　　〔4〕即孟用潜，下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