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观察家评国内战局

　　最近中国两个战场的军事情势，尖锐地揭破了国民党当局所谓“军令统一”的实质是什么。在完全由国民党统帅部所指挥的正面战场，自本月二日湘敌进陷常宁后之十二日间，先后失去湘桂路沿线的祁阳、零陵、东安、新宁、道县、资源、全县〔1〕七城，湘桂路正面的桂林与侧翼的邵阳，均已岌岌可危。同时期中，广东敌自西江与雷州半岛两路侵陷高明、四会、肇庆、开平、新兴、廉江六城。目前自道县南犯之敌，已窜抵湖南最南部之江华、永明〔2〕。由西江北犯之敌，则已进陷广西之怀集〔3〕、信都。两线相距已不满一百二十哩。此种日丧一城之可耻失败，即今日所谓“服从军令”之代价。当盟国在海上竭力准备进攻菲律滨与中国海岸，在陆空竭力加强滇缅运输与轰炸日寇占领区及其本上之际，重庆腐败无能的统帅部乃竭力造成自己的危险与盟军的困难，而给予日寇以重要的有利阵地与拖延失败的机会。盖西南战场失败的严重性，首先尚不在丧师失地之巨之速，而在其战略的结果。广西的危急，意味着日寇可能由此而敲昆明甚至重庆之大门。另一方面，日寇所最畏忌的盟国空军，亦因湘桂形势的急速恶化而丧失了重要的阵地，且继续感受国民党恶劣军事指挥的危害。退一步说，敌人即使仅仅打通其横贯中国之交通线，并将中国切为两半，此对反攻日寇所造成的不利，亦即不可胜计。蒋介石在国民参政会上的两次演说，没有一个字道及如何挽救当前的危机，或如何改变造成此危机之统帅部的方针与成分，徒然一再强调其阻碍抗战胜利的所谓军令统一。殊不知所谓军令统一一语，诚如参政员王云五、胡霖两氏所说，“原是不成问题的”，成问题的只是用什么军令去统一。如必以今日失败主义的军令来统一全国，则无非欲全国军队均向过去的河南战事与现在的湘桂战事看齐，同归于尽，而后甘心。这种亡国心理除了帮助敌人，阻碍胜利与引向失败之外，不能有任何别的东西。
　　试一返观被国民党诬为“不服从军令”的敌后战场，则情形完全相反。这个战场的人民军队，在八九两月中，连续获得了重要胜利。山东的八路军，在八月下半月与九月上半月中，连克五城，即旧黄河口的利津、乐陵、临邑，胶东半岛尖端的文登和山东东南部的沂水，山东西南部的郓城战役，解放村镇六百余，山东东南滨海区的反“扫荡”战役，歼灭伪军陈三坎一旅，尤与正面战场的日失一城成一极鲜明的对照。此外，沿海各省亦均有许多胜利，如河北八路军攻克北平城北十六哩的高丽营，攻入北平东南的青云店与西南的长辛店，以及沧州、雄县、深泽的县城和易县、徐水的城关；活动于南京、上海、宁波三角地带的新四军，攻克南京西南十六哩的六郎桥，长江北岸的石庄、张黄港、新生港，攻入太湖西南岸的长兴及南京长兴间的溧水、深阳三城与宁波的近郊，广州附近的东江纵队，亦攻入广州市郊的龙眼洞。仅就沂水、文登、鄂城、长兴四次胜利统计，解放的国土即达一万四千方里，或约一千五百方哩，由于敌后最近的连续胜利，中国解放区的人口总数已由八千六百万增至九千万以上。如果所谓军令，是要抗日，要胜利，则敌后战场实为执行抗战军令的模范。但是若国民党所提议的必须将这种有效抗日力量“取消”五分之四，亦即将收复的失地、解放的人民和俘获的人枪送还敌伪五分之四，才叫做“服从军令”，则这种所谓军令也者不过是天皇陛下的走狗们所发的叛卖民族利益的卖国军令，中国人民将起而惩治这些实际上的卖国贼，决不许其逍遥法外。
　　综观中国两个战场的最近情形，可以清楚看出，正面战场的中心问题是立即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各人民团体各地方抗日力量的紧急国事会议，立即废除国民党的寡头统治，澈底改组国民政府及统帅部，立即将一切卖国贼，投降派，失败主义者，专制主义与法西斯分子全部驱逐出去，并交付人民惩办，由代表抗战利益与人民意志的人们去掌握政令军令，才能阻止敌人前进，挽救国家危局。至于敌后战场的中心问题则易加强武装。在这里，完全应该按照共产党抗击敌伪军六分之五，而且天天打胜仗，国民党仅仅抗击敌伪军六分之一，而且天天打败仗这种事实，共产党应得盟国援助品的六分之五以上，国民党最多只能得六分之一。而且不能由国民党分配，因为它已无资格做这些事了。如果政府与统帅部不改组，则六分之一的物资交给国民党亦应考虑，因为国民党应负丧师失地与阻碍同盟国胜利之责，把任何一件武器交给他，适以资敌。
　　根据1944年9月23日《解放日报》刊印
    注释
　　〔1〕全县，旧县名。今广西壮族自治区全州县。
　　〔2〕永明，旧县名。今湖南省江永县。
　　〔3〕怀集，原属广西省，今属广东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