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批转中央第三办公室《关于厂矿领导问题座谈会的报告》[1]

上海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并各工业部党组：
　　现将中央第三（工业）办公室《关于厂矿领导问题座谈会的报告》发给你们。中央认为报告中所反映的都是一些必须认真解决的重要问题，需要各工业部、各地党委分别负责和协同研究，逐步地加以解决。
　　报告中所反映的企业行政管理方面推行一长制中的问题，属于行政组织和制度方面的，应由各部采取具体措施确实帮助解决；属于思想方面和党、政、工、团关系方面的，主要由省市委帮助解决。企业中的党组织必须认真帮助确立和巩固企业管理方面的一长制，并教育一切工作人员严格遵守企业行政纪律和秩序。党组织必须把确立一长制作为自己的一个基本的政治任务。因为在企业中只有建立了严格的一长制，才能确立各个方面的专责制，才能确立有效的经济秩序和工作秩序，这种秩序正是办好一个企业所必需的，而无人负责则是一种最可怕的不良现象。任何企业，只要一出现了无人负责的混乱现象，党组织就必须予以注视，积极帮助行政领导首先克服这种现象，绝不要容忍这种现象继续存在。同时也只有这样，党的政治工作才能正常地进行。必须指出，正常的和系统的政治工作，是社会主义企业所绝对必需的，一切行政领导同志必须十分注意并帮助党组织加强政治工作，绝不可以把党的政治领导与推行一长制对立起来，绝不可以使经济工作与政治工作分离开来。
　　报告中反映许多企业都很重视互相商量，企业中的重大问题一般都提交党的委员会讨论，遇有争执即反复商量，力求认识一致，行动一致，这是一种好现象，不是坏现象，正适合干目前企业干部的发展水平和实际状况，是一种好的经验，不要笼统地去批评或否定这种作法。至于党组织的和行政的负责同志都还不善于区别什么是重大问题，往往把一些不重要的问题提出讨论而把重要问题丢掉了的现象，则主要是由于目前干部的经验不足和水平不高所致，是应该用教育、帮助的办法，用提倡总结经验、研究科学领导方法（如毛主席在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中所指示的那样）的办法去逐步改善的，而不是用粗暴申斥的方法可以解决的。关于企业中党的委员会的组成人员问题，一般地都应该包括各方面的负责同志，但人数不要太多（大企业党委员会的常委也不要超过七人），以便于讨论问题。同时各方面的负责同志，应各按自己的岗位实行个人负责，尽可能减少不必要的会议。
　　报告中提出车间一级的党群干部太弱的问题，各地党委应进行调查研究，连同需要加强的车间主任，一井拟出调整方案，自行分别与各主管部门商量解决。企业党的编制问题，由中央第三办公室协助中央组织部研究方案，报中央决定。
　　关于“五多”现象和各主管部门工作上的缺点，各有关方面应认真研究解决。中央第三办公室和党中央各有关部门，应经常注意基层企业的工作同志所感到的困难和他们的呼声，及时提供各主管部门，并帮助、督促处理。
　　（本件及附件均可登党刊）
　　中　央
　　一九五五年十月二十四日
    中共中央第三办公室关于厂矿领导问题座谈会的报告
（一九五五年八月二十日）


中央：
　　我们为了研究厂矿领导问题，特趁第一机械工业部和第二机械工业部召开厂长会议之便，于六月四日、六日、十三日分别邀请了五十个厂的党委书记和厂长举行了三次座谈会，现将座谈中所反映的主要情况报告如下：
　　一、到会干部普遍反映目前工厂中的领导制度相当混乱。许多同志对于党组织在工厂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一长制与党委集体领导制度的关系认识不清，说法不一，作法各异。上海电机厂厂长说，他们那里推行一长制一年多了，但现在执行的是什么制谁也说不清楚。原华北区若干工厂领导同志反映，过去华北实行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现在实行的是一长制，从道理上说二者是有区别的，但在实际工作中却看不出有什么不同。干部关系好的厂子是凭商量办事，关系不好的厂子则感到事情不好办。天津自行车厂总支书记说：“哪些生产行政工作应拿到党委会上讨论，自己心中无数，只好找厂长商量商量，厂长说要讨论什么就讨论什么。”无锡柴油机厂党委书记也说：“现在办事没有章则，有了问题找厂长谈谈，听不听没啥，反正没有什么依据。”有的厂子的领导干部为了照顾团结，不敢开展原则争论；有了争论，也多做不出多数一致的结论，常常不了了之，如北京人民机器厂，在干部问题上行政领导与党委意见往往不一致，就只好拖下去，长期得不到解决。四中全会后，特别是中央批转钱瑛同志《关于东北地区工矿中党的组织和干部的思想情况和存在的问题以及解决这些问题的意见的报告》后，许多厂长都怕违反党的集体领导原则，不敢大胆处理问题，大事小事都推到党委去解决，但由于无具体规定，党委又唯恐破坏了一长制原则，双方都存有顾虑。大家认为长此下去，将使工作遭到损失，要求中央及早作出决定。有的同志甚至提出不管采取何种领导制度，只要有了个章则，下面便好办事了。
　　二、目前多数工厂的党委的领导方法大体与地方党委相仿，即凡重大问题均先经党委讨论，然后各按系统分别去执行。除党群工作经党委讨论外，有关生产行政工作经常提到党委讨论的一般有下列各项；
　　（一）年度、季度、月度生产计划的编制及其完成情况的总结；
　　（二）党的各项政策贯彻执行情况的检查，有关全厂性的重大问题的决定，如劳动政策、资金使用、厂内外各种合同的签订、重大的生活福利设施、重大事故的处理等；
　　（三）上级重要指示（包括党的和行政管理部门的）、中心工作安排、业余时间分配；
　　（四）对苏联专家建议及群众合理化建议执行情况的检查；
　　（五）干部的审查、调动、提拔、处分以及较大的劳动组织的变动；
　　（六）保卫工作。
　　但因无章则可循，所谓重大问题又没有一定界限，故常常发生应该讨论的事情没有讨论，不该讨论的事情却过多地讨论了的现象。如上海锅炉厂，五年计划未经党委讨论就上报了，党委认为是重大问题应该讨论，厂长却说这是“远景”，是空洞原则，不是重大问题。再如上海华通电气开关厂，厂长连两三间剩余房屋的分配问题都不敢作主，要党委讨论讨论，但有关组织机构变动的重大问题却没有提到党委讨论。诸如此类的例子很多。许多工厂反映党委讨论的问题太多，甚至一周开三、四次会都应付不下来。
　　三、从一九五三年后半年以来，各地都先后推行了一长制（东北地区在一九五一年就开始推行），但从座谈会中反映的情况看，真正贯彻了一长制管理原则的工厂并不多，许多厂长不熟悉业务，不敢大胆负责，遇事都要找党委商量；正副厂长之间不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而是多长分权，各把一口；科室职能制的影响仍未彻底克服，厂长命令不能一贯到底；如抚顺重型机器厂厂长的命令就有百分之五十贯彻不下去，致生产计划经常完不成。在车间一级，多数车间主任是从工人中提拔的，他们虽懂得一些技术，但政治文化水平低，组织管理能力弱，长不起来，而车间支部书记强的则常常包办行政事务，弱的又只是跟着车间主任跑，不会领导，也不会监督。工段长一级条件更差，困难也就更多，有些地方工人劳动纪律松弛，不习惯于严格服从命令，支部不出来号召，工段长的命令便很难行得通，“工长工人彼此脚跟一般齐”，工长也打不开情面下命令。工厂中各种责任制尚未很好建立起来，互相推脱的现象仍很普遍，如济南机床二厂某次制造气缸，需要某种刀具，施工员叫找工具科，工具科推给设计科，设计科又推到生产科，生产科说应该在设计时统一筹划，又推给技术科，工人急得说：“烧香找不到庙门!”
　　一长制所以未能有效地建立起来，除了缺乏必要的章则制度以及多数行政领导干部缺乏管理企业的经验等原因外，据一些厂长的反映，也还因为党群领导干部对生产企业的特点认识不足，遇事过分强调协商，强调打通干部和工人思想，而对违反纪律的现象则注意不够，批评不够，如厂长处分或开除工人，工会就往往意见很多，不经反复协商，与工会联名作出决定，就很难行得通，好似厂长一下命令就是命令主义，个人负责就是独断专行，这种片面观点使一长制的贯彻遇到相当阻力。同时，也有些地方正滋长着一种单纯惩办的倾向，有的甚至寻找借口随便开除工人。此外某些部局领导上命令、指示不统一，对一长制的贯彻也是有影响的。
　　四、当前工厂中另一个普遍而突出的问题是党的政治思想工作薄弱，对经济工作的监督保证软弱无力。
　　各地自从推行一长制以来，党委一揽子领导和包办行政事务的现象或多或少地有了改变，一般都认识到了加强政治思想领导的重要，但对如何加强，具体抓些什么，却很不明确。有些工厂党的干部感到政治工作太空洞，很难下手，工作成绩也不显著；有些则认为反对包办代替就是不干预经济工作，因而表报也不看了，经济分析会议也不参加了，对上级行政的指示也不认真研究了，这样就实际上使政治工作脱离了经济工作。
　　还有的同志对加强党的领导作用、实行党的监督存在着一种片面的了解。认为加强党的领导作用就是只谈监督不谈保证，或者只说监督，不敢说领导，而又不知道如何实行正确的监督，以为监督就是只在事后找毛病，因而忽视了深入生产，深入群众，从发现生产关键问题中去研究思想问题，并以加强政治思想工作的方法去克服生产中的薄弱环节，为顺利完成国家计划而奋斗。如哈尔滨电机厂党委书记，自从提出加强党的领导作用后，连行政召开的许多重要会议也不参加了，认为参加行政会议只能讲保证，保证就是当行政组织的尾巴，因此许多事情都要另行召开党委会议，以示对行政的监督。参加座谈的若干厂长对党委不懂生产又不钻研生产，对有些问题事前不认真讨论，工作进行中又不积极支持和帮助，而只在事后找毛病算总帐的监督方法，表示颇不满意。
　　政治思想工作薄弱的原因，据到会同志的分析认为主要是：（1）许多党务工作干部转业不久，对生产业务不熟悉，缺乏工矿企业政治工作的经验，而从工人中提拔的党务干部虽懂得一些生产业务知识，但政治文化水平低，不会做政治工作。（2）党委编制太大，脱离生产的党务工作干部过多，党委工作机关化，很多的时间用于开会讨论问题，上层活动多，深入群众、深入生产的实际活动少，与群众关系不密切。（3）党的领导方法一般化，大都是一般号召多，在党员和群众中进行具体的工作少，一般工作同志和工人同时上班下班，每天除了两小时业余活动时间外，几乎再无其他政治工作活动。例如工人宿舍中的工作，几乎很久就没人提了。推行哈尔滨机车车辆厂支部大会经验中有形式主义的毛病，似乎只要开好支部大会，作出几条原则决议，责成有关人员去执行，便万事大吉了，至于党团各种有组织的活动就表现得不很显著，缺乏生气。（4）忽视科室支部的作用，党委领导往往只注意车间支部，对科室支部很少过问，科室支部的任务、工作方法、有无监督权等问题长期不明确。本来科室工作的好坏，对车间生产工作影响很大，但在这方面的政治工作却被忽视了。（5）党的集体领导没有真正形成，党委成员中或是行政干部过多或者没有吸收主要车间的党与行政干部，除专职党务干部外，对党群工作多不关心。大连造船厂党委书记说：“很多同志开会是委员，散会后就不是委员了。”上海华通电气开关厂，八个党员科长中有六个不关心党的政治思想工作，认为那是党委的事。
　　五、车间党群干部质量低，亟须调整加强。自中央指示各地调整党务干部后，工厂中厂一级党群干部质量低的状况已有改善，但车间支部书记则尚未进行调整（车间主任也日）
　　。自从提出技术干部归队后，懂得一些业务技术的党务干部都调作行政工作去了，现在工厂中流行着一种说法，“有技术的要培养为技术干部，有文化的要培养为管理干部”，有的还反映不准许从技术工人中提拔党群干部，这样党群干部就只有从一般工人中提拔了。上海起重机厂党委要提拔一个五级工当团委副书记，行政干部不同意，要提为工长，行政上级也说做团副书记是“大材小用”，是“浪费”。上海江南造船厂工会主席是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工人，年老能力弱，由该厂党委提出并经地方党委同意提拔一监察室主任来代替，事后第一机械部造船局发了十四次电报与三次警告，要厂长作检讨。特别严重的是上海锅炉厂，该厂车间支部书记大多数是老干部的爱人，过去是在农村作妇女会长的二十二、三级干部。参加座谈会的党委书记认为，车间党群干部如不适当加强，则政治工作薄弱的状况很难改善。
　　除上述情况反映外，到会干部提到了一些困难和要求，希望有关上级和中央予以解决，其中主要的有：
　　一、厂矿中也有如农村中曾发生的“五多”现象。最显著的是领导多头。中央各部局职能机构常各自下达命令，并且有些命令是互相冲突的，部局与地方党委在中心工作和干部问题的指示上也往往有不一致的地方使厂里感到无所适从，有时还影响党委与行政干部的团结。此外文件、表报、会议也很多，领导干部陷于会议生活，深入不下去。工作较好的工厂，外来工作组和参观访问的也很多，如南京机床厂曾有一个时期平均每日有一00人去参观访问。工作组进行调查研究工作时，一般都要厂长和党委书记介绍情况，但不能帮助工厂解决亟待解决的问题。上述情况所造成的结果是：厂矿干部每日要工作十五、六个钟头才能休息，但对许多重要工作却无暇研究，只好马虎应付。到会同志一致要求迅速扭转这种状况。
　　二、厂矿工作繁忙，干部无暇系统地学习业务与政治理论，同时，有许多有关政策文电也看不到，政治报告也听得很少，发文件和听报告，一般仍按过去地级县级规定，一个大企业也只一个人出席，或只发一份文件，他们感觉长此下去有掉队危险。希望对车间主任以上党、政、工、团干部轮流调训，并辅以函授等其他办法帮助提高，有关文电阅读和听报告问题也望适当解决。
　　有些厂长还希望省市委多找他们谈话，多给他们以政治上的帮助。他们说，对大批新转业的干部，帮助其克服困难，坚定信心，钻研业务，尤为重要。现在有一部分厂长已表现出一种“知难而退”想“打退堂鼓”的情绪，是值得注意的。
　　三、目前厂矿中党的组织编制一般是过大的。又因全国还无统一的规定，党政之间常为此而发生争执，希望中央能有明文规定。
　　工资待遇问题，有些地区党群干部的工资几年末调整，显得过低，有些工厂干部看病无医院，小孩入不了托儿所。这些生活待遇及福利问题要求适当解决。
　　四、希望中央能经常召集会议，交流厂矿政治工作经验。（各省市委的工业部长亦多要求中央召开党的工业干部会议）
　　关于在工厂中如何推行一长制，如何加强党的政治思想领导，到会同志们也提了一些意见，但较为零碎，因时间关系未着重讨论。
　　我们认为上述情况及各项问题都是很重要的，也是迫切需要解决的，我们除了按照原定计划争取及早对厂矿领导问题拟出决议草案，并对其他若干具体问题进行调查研究，向中央提出解决意见外。请中央指示有关方面分别负责及时处理，或协同研究办理。
　　中共中央第三办公室
　　一九五五年八月二十日
　　根据中央档案馆提供的原件刊印
    注释
　　[1]　在中共中央批转这个报告之前，中央书记处第三办公室曾于一九五五年四月九日邀请出席全国党代表会议的部分代表座谈，研究工矿企业的领导问题。五月十六日将讨论情况向中央作了报告。
　　报告说，由于各地工矿企业工作发展不同，经验不同，到会同志对改进工矿企业领导的办法，意见不很一致，大体说来有以下三种：
　　第一种意见主张实行党委领导下的一长制。认为目前工矿企业存在的混乱情况，主要是由于党的领导作用被削弱的结果。因此必须加强党的领导作用，使企业党组织成为企业的领导核心，对企业全盘工作实行统一领导和集体领导。一长制只是生产管理方面的制度，厂长负有指挥生产的责任，但应在党的统一领导下进行工作。凡属生产管理方面的重大问题，必须先经过党组织讨论，作出决定由厂长执行。在工厂中领导核心一定要是党组织，而不能是厂长个人。
　　第二种意见不同意实行党委领导下的一长制，主张工矿企业生产管理工作由厂长对国家负完全责任，党组织只负监督保证责任。理由是在经济恢复和民主改革时期，华北实行过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这在当时是必要的，但进到经济建设时期后，就暴露了这种制度是有缺点的，如多头领导，无人负责，生产秩序混乱，政治工作薄弱等。一九五四年四月改行一长制以后，这些缺点才逐步克服，有些工厂的工作已有显著的进步。他们认为，计划经济和工业生产要求集中统一的特点，决定了工业管理机关必须自上而下都实行个人专责制，而不能实行集体负责制。工矿企业中的生产管理工作也应完全由厂长负责处理，党组织一般不要干涉。如果一切有关生产管理工作上的重大问题都要经过竞组织讨论决定，在生产管理上势必产生以下恶果：第一，厂长不敢大胆负责，因而不能及时地指挥生产，解决问题，结果必然形成工作秩序混乱，无人负责。第二，会使党组织忙于全盘生产经济工作，而削弱对于政治思想工作和组织工作的领导。他们认为，为了发挥保证监督作用，它对生产管理工作中的重大问题，应当讨论，也可以作决议，但厂长如果对决议不同意时，可以不执行，党组织不能强制厂长执行，而应先按厂长意见办事，同时由双方将不同意见请示上级决定。
　　第三种意见，既不主张实行党委领导下的一长制，也不完全赞同第二种意见，他们认为，一长制和党委制是不同组织的两种制度，生产管理工作中应实行一长制，党内则是实行民主集中制。企业党组织对生产管理工作应是监督保证，而不是统一领导。这是与第二种意见相同的。但是他们鉴于过去东北实行高岗主张的所谓一长制，造成了严重的恶果，降低了党的作用，政治思想工作异常薄弱，资本主义的经营思想和个人主义的歪风以及党内不团结的现象在不少工厂中有所发展，因此认为在建立企业管理的一长制的同时必须加强党在企业中的监督保证作用和对政治思想工作的领导。党组织的监督工作应该是全面的，不能把监督缩小到只有建议权，也不能说对某些问题无权作决定。党组织认为应该讨论的问题，即可讨论，认为应当作出决定的问题（包括生产工作部署和中心环节的确定），即可作出决议。经过党组织决定的问题，厂长作为党员必须服从和执行，如果厂长有不同意见时，只能一面执行党组织的决议，一面将自己的意见报请上级解决。
　　报告说经过讨论后，大多数的同志，不同意在工矿企业中实行党委领导下的一长制，但对于党组织的监督范围和党组织在生产管理方法的决定厂长是否必须服从的问题，与会同志还未取得一致意见。
　　最后，中央书记处第三办公室建议：（一）请中央通知工矿企业较多的省市，将各该省市工矿企业中生产管理和党组织工作状况、经验及改进领导的办法，写一个报告，并起草一个关于改进工矿企业领导问题的决定草案，一并于八月十五日以前报送中央；（二）请国务院三办、四办、六办召集各工业部门负责同志对此问题加以研究，亦于八月十五日前向中央提出书面报告；（三）我们综合各方面意见，拟出决定草案，经中央初步审核后，发给中央各工业管理部门和各地征求意见；（四）在今年冬季召集一次全国性的会议，进一步讨论决定草案。
　　中共中央于一九五五年六月十二日批转了这个报告，同意报告中提出的四项建议，要求有关部门依照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