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意志中央政权[56]和瑞士

德意志中央政权[56]和瑞士  

马克思 恩格斯/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

科伦11月24日。在上一世纪的喜剧中，特别是在法国的喜剧中，总有一个奴仆无时无刻不在挨耳光，在效果最好的几场戏里，甚至被拳打脚踢，好让观众开心。扮演这个奴仆角色自然是费力不讨好的，但是，和我们法兰克福帝国剧院舞台上出现的角色，和帝国外交大臣的角色比较起来，却令人羡慕不已。因为喜剧中的奴仆至少还有一种报复手段——俏皮，而帝国大臣呢？

我们从公论断。1848年没有一个外交大臣功成名遂。帕麦斯顿和涅谢尔罗迭因为没有人打扰他们而至今感到满意。以自己的宣言甚至赢得了德国老处女和寡妇的眼泪的夸夸其谈的拉马丁，也不得不带着他那铩羽折毛的两翼羞愧地退出了舞台。他的继承者巴斯蒂德，仅仅一年前作为正式的战争宣告人还在“国民报”上和不太出名的“国民评论”[57]上对基佐的懦怯政策表示义愤，可是现在，每当夜晚阅读自己的oeuvres  complètes  de  la  veille〔往日论著全集〕和痛苦地想到自己也一天天沦落到正直共和国的基佐的地步时，也默默地落泪了。但是，这些大臣们毕竟还有一桩事可以告慰自己：如果在大的方面他们不能夸功自诩，那末在小的方面，在丹麦、西西里岛、阿根廷、瓦拉几亚以及其他无关紧要的问题上，他们却可以吹嘘一番。甚至普鲁士的外交大臣阿尔宁先生同丹麦缔结了一项不光彩的休战协定，也感到心满意足，因为他觉得不仅自己受了骗，而且他也骗了别人，——这个受骗者原来就是……帝国大臣!

事实上，帝国外交大臣是一个独一无二的完全起着消极作用的人物。他承受打击，但是决不打击任何人。自从他就职的第一天起，他就充当他所爱当的替罪羊，所有他的邻邦的同僚都向他发泄私愤，他们每个人在外交生活中遇到了这种或那种小小的不愉快时也要迁怒于他。即使被殴打、被撕裂，他也会像一头被牵去屠宰的羔羊一样默不作声。有谁能说帝国大臣曾经用指头戳过他一下呢？的确，德意志民族决不会忘记施梅林先生那样坚决一贯地恢复昔日神圣罗马帝国的传统的勇敢行为。

我们是否还需要列举冯·施梅林先生的外交成就来证明他的顽强的耐性呢？我们是否需要重谈马克西·加格恩先生从法兰克福到什列斯维希的旅行，重谈这值得重复的已经仙逝的索菲娅从默麦尔到萨克森的旅行[58]呢？我们是否需要重新搬出同丹麦休战的大有教益的历史来呢？我们是否需要叙述一下在皮蒙特进行调解失败的建议和黑克舍尔先生为增长见识由帝国出钱而作的外交旅行呢？这样做没有必要。这些事实记忆犹新，而且极有说服力，因此根本用不着提起。

但是任何事情都有一个限度，甚至最有耐性的人总有一天也会表明他是有牙齿的，——一个德国庸人这样说。忠实于这一阶级（我们可敬的国家伟人们称这一阶级为德意志人口中善良的绝对多数）准则的冯·施梅林先生终于也感到需要表明，他也是有牙齿的。命定要做牺牲的羔羊开始寻找替罪羊了，而且认为它终于找到了这个替罪羊，这就是瑞士。瑞士是一个大约有二百五十万居民而且都是共和主义者的国家，是一个避难所，黑克尔和司徒卢威从这里侵犯过德意志[59]，扰乱过新的神圣罗马帝国——难道还能找到更好的同时又是更保险的机会来证明“大德意志”的牙齿是锋利的吗？

关于流亡者的阴谋活动的“强硬”照会立即送到了首府州[60]伯尔尼。但是首府州伯尔尼意识到自己是无辜的，便用“小瑞士”的名义，以同样强硬的口吻回答了“大德意志”。这丝毫没有吓倒施梅林先生。他的牙齿以惊人的速度变得更加锋利了。10月23日他便写好了一份新的“更强硬的”照会，并于11月2日送到了伯尔尼。这一次施梅林先生已用鞭笞来威胁秉性乖张的瑞士了。伯尔尼的行动比帝国大臣更为迅速，仅仅过了两天就作了答复，口吻和过去一样沉着而坚定。因而，施梅林先生现在应当采取“命令和措施”来对付瑞士了。正如他在法兰克福议会上所宣布的，他正在以最严肃的态度来处理这件事情。

如果这种威胁是我们今年多次看到过的帝国所玩弄的最寻常的无耻把戏，我们便根本不会在这个问题上浪费笔墨了。但是，由于我们帝国的唐·吉诃德们，或者更确切些说，帝国的桑科们，在处理他们的巴拉塔利亚[注：巴拉塔利亚是塞万提斯的名著“唐·吉诃德”中的一个幻想的岛屿的名称，桑科·判扎被委任为该岛的总督。——译者注]上的外交事务中行为轻率到了没法再轻率的地步，所以与瑞士发生的这次冲突自然也就给我们增添了各种新的麻烦。Quidquid  delirant  reges等等。[61]

因此，我们要比较详细地谈一谈帝国给瑞士的照会。

大家知道，瑞士人的德语说得很糟，写得也好不了多少。但是，和帝国内阁的学究气十足的、拙劣的词不达意的德语相比，从文体方面来看，首府州的复照简直可以说是出自歌德之手的完美无瑕的杰作。瑞士外交官（据说是联邦总理席斯）好像故意要写得特别简洁、流畅和精练，以便在这方面也和帝国摄政王的照会形成一个讽刺性的对比，而帝国摄政王的照会即使由耶拉契奇的某个红斗篷[注：红斗篷指奥地利边防军马队的兵士，他们身披红色斗篷，头戴红色鸭舌帽。——译者注]来写，一定也不会写得更坏。在帝国照会中常常碰到许多根本无法理解的词句，此外，下面我们就会看到，还有许多极端拙劣的词句。难道这些词句不正是用“光明磊落（帝国摄政王政府在国际交往中将始终把这种态度当做自己的义务）的语言”写成的吗？

就内容而言，施梅林先生的照会也不见得更好些。在第一段中他提到了

“这一事实，即在对本年6月30日的德意志照会提出答复之前，在持续数星期之久的联邦代表会议的会议上，对这个照会进行了辩论，辩论的语调使得德意志的代表当时无法继续留在瑞士〈你们看这就是文体的典范!〉”[62]。

首府州是相当宽宏大量的，它根据联邦代表会议的记录向“帝国摄政王政府”证明，“持续数星期之久的”辩论仅仅是在唯一的一天中举行了唯一的一次小会。我们看到，我们的帝国大臣宁愿相信他的糊涂的记忆力，也不愿意查考文件。关于这一点我们还会找到不少例证。

其实，帝国摄政王政府可以把首府州的这种客气表示和帮助帝国摄政王政府纠正记性坏这个缺点的意愿，看作是瑞士的“睦邻态度”的证明。事实上，如果帝国摄政王政府在照会中敢于用同样的方式谈论英国议会中的辩论的话，冷酷高傲的帕麦斯顿马上便会请它滚蛋!普鲁士和奥地利驻伦敦公使可以告诉它，关于他们的国家和照会公开谈了些什么，但是谁也不会想到，这些公使因此便不可能留在伦敦。这些学究甚至自己也不懂得，在独立自主的议会的辩论中，与他们有关的只是做出的决定，而根本不是在那里所讲的话，可是他们却想给瑞士上国际法课!这些逻辑学大师在同一个照会中武断地说，“瑞士应当知道，对出版自由的攻击不可能来自德意志方面”（只要把这句话转载在“新莱茵报”上，就会成为一种辛辣的讽刺!），——他们竟敢侵犯一个国家机关（同时还是瑞士的最高权力机关）的辩论自由!

“在这种情况下，关于原则是没有任何争论的。这里不牵涉到避难权和出版自由问题。瑞士应当知道，对这些权利的攻击不可能来自德意志方面。德意志不止一次地声明过，它不能容忍滥用这些权利。它断然认为，避难权不应当变成瑞士的行业〈这是什么意思呢？〉，变成对德意志的战争状态〈避难权是战争状态，——这是什么话!〉。被迫害者的栖身所和强盗们的巢穴之间应该有所区别。”

“强盗们的巢穴”!难道黎纳尔多·黎纳尔丁尼以及哥特弗里德·巴塞在克韦德林堡出版的小说中所描写的所有匪首，都率领他们的娄罗下了亚不路息山，来到莱茵河畔，要伺机抢劫上巴登了吗？或者卡尔·穆尔已从波希米亚森林开始出击了？是不是施因德汉斯[63]还留下一个侄子，他想以“自己伯父的侄子”[64]的身分从瑞士宣布要继承他的王朝的要求呢？完全不是这回事!被关在巴登监狱里的司徒卢威、司徒卢威夫人和几个没有携带任何武器越境的工人——这就是在瑞士曾经有自己“巢穴”或者好像至今在那里还有这类巢穴的“强盗”。帝国当局并不满足于抓到了可以用来发泄它的忿怒的俘虏，它还恬不知耻地隔着莱茵河破口大骂那些幸而逃脱它的魔掌的人。

“瑞士知道，我们决不是要求它迫害出版物。问题不在于报纸和传单，而在于它们的作者，这些人在国境线上日日夜夜地对德意志进行卑鄙的走私战，大批偷运煽动性著作。”

“偷运”!“煽动性著作”!“卑鄙的走私战”!用词愈来愈雅致了，愈来愈带外交口吻了，——但是帝国摄政王政府不是“把使用光明磊落的语言当作自己的义务”吗？

的确，政府的语言是极其“光明磊落”的!它决不是要求瑞士迫害出版物，它所说的不是“报纸和传单”，而只是“它们的作者”。应当制止这些作者的活动。但是，正直的“帝国摄政王政府”，当在德意志对某家报纸，例如对“新莱茵报”，提起诉讼的时候，问题牵涉到谁呢——是已经送到大家手中而且已经无法收回的报纸呢，还是那些被关进监狱并交付法庭审判的“作者”呢？这个高贵的政府决不是要求迫害出版物，它只是要求迫害为出版机关撰稿的作者。好正直的人们!绝妙的“光明磊落的语言”!

这些作者“对德意志进行卑鄙的走私战，大批偷运煽动性著作”。“强盗们”的这种罪行确实是不可饶恕的，何况他们“日日夜夜”都在犯这种罪行，而瑞士竟对此不闻不问，这是对国际法的不可容忍的破坏。

有人从直布罗陀整船整船地把英国货偷运入西班牙，西班牙的神甫们却声明说，英国人对天主教会进行着卑鄙的走私战，因为他们“偷运煽动性的福音书”，例如圣经会出版的西班牙文的圣经。巴塞罗纳的厂主们也在诅咒用从直布罗陀秘密输入英国棉布的办法对西班牙工业进行的卑鄙的走私战。但是，只要西班牙公使对此稍微表示不满，帕麦斯顿就会回答他说：thou  blockhead〔你这个蠢货〕，要知道，我们正是为了这一点才占领直布罗陀的呀!直到现在，其他各国政府都相当机敏、识趣和谨慎，没有在照会中埋怨走私。但是，天真的帝国摄政王政府却用如此“光明磊落的语言”毫不隐讳地声明说，如果巴登的海关官吏没有很好地执行他们的职责，就是瑞士破坏了国际法。

“最后，瑞士不会不知道，其他国家反对这一丑恶行径的权利，不可能以瑞士当局是否有足够的力量或愿望来阻止这种行径为转移。”

看来，帝国摄政王政府肯定“不会不知道”，瑞士不惊动那些即使用偷运等等办法进行过走私战，但遵守国家法律的人的“权利，不可能以德意志当局是否有足够的力量或愿望来阻止”这种走私“为转移”。帝国摄政王政府不妨深思一下海涅给那个老是埋怨发生大火灾因而使他感到讨厌的汉堡人的回答：

你们应当把自己的法律

和自己的消火唧筒改进[65]，——

那时它就再也不会因自己磊落的语言而使自己充当别人的笑料了。

“争论的只是一些事实”，——照会中继续说。可见除了卑鄙的走私战而外，我们最后还会听到其他一些重要的事实。真想马上就听到。

“崇高的首府州政府以不了解情况为理由，要求向它提供能够证实对瑞士当局提出的控告的真凭实据。”

每个人都很清楚，崇高的首府州政府的这个要求是完全合理的。或许帝国摄政王政府会乐于满足这一正当的要求吧？

绝无此事!你们只消听一听：

“但是，在各国政府就众所周知的事情的谈判中，采用辩论程序是不合各国人民的习惯的。”

这就是给妄自尊大的、小小的瑞士上的一堂严峻的国际法课。瑞士以为它也可以对大德意志帝国摄政王政府采取傲慢的态度，像过去小小的丹麦所做的那样。它不妨回忆一下同丹麦的休战并放得更谦逊一些，否则它可能遭到同样的命运。

向邻国要求引渡刑事犯，自然要诉诸辩论程序，尽管该犯的罪行是“众所周知”的。但是，辩论程序，或者更确切些说，瑞士在采取措施（不是对付逃到这个国家来的刑事犯的措施，不是反对付流亡者的措施，不，这只是对付它本国的在民主选举权基础上选举出来的官吏的措施）以前要求得到的简单罪证，难道“不合各国人民的习惯”!真的，“光明磊落的语言”一点也不阴险狡猾!这是最坦率地供认没有任何证据。

接着便提出了一大堆列举所有这些众所周知的事实的问题。

“难道有谁会怀疑德国煽动者在瑞士所做的事情吗？”

当然没有人，正像谁也不怀疑施梅林先生在法兰克福所做的事情一样。非常清楚，在瑞士的德国流亡者大部分都有“事情”做。问题只在于他们究竟做的什么事情，这一点显然施梅林先生本人是不知道的，否则他就会说出来。

“难道有谁怀疑流亡者刊物的存在吗？”

当然没有人。但是，要知道施梅林先生本人曾经宣布，对出版自由的攻击不可能来自德意志方面。要是发生了这种攻击，瑞士也一定会击退它。既然如此，这个问题是什么意思呢？如果我们把它从“光明磊落的语言”翻译成普通人的语言，那就只能有一个意思：瑞士应该取消流亡者的出版自由。A  un  autre，Monsieur  de  Schmerling!〔不是这样吗？冯·施梅林先生!〕

“难道德意志应该向欧洲证明到穆坦茨朝圣的事实吗？”

当然不应该，机智的“帝国摄政王政府”!但是，证明这些朝圣是司徒卢威入侵的原因或者是使帝国政府有更多根据向瑞士提出控诉的其他举动的原因，对帝国摄政王政府说来，丝毫也不是丢脸的事情，可惜也决不是容易的事情。

首府州这一次也非常客气。它的作法超出了“各国人民的习惯”。它提醒施梅林先生说，到穆坦茨朝圣[66]恰好与黑克尔有关，黑克尔是反对第二次入侵的，他甚至到美国去了，为的是消除对他的意图的一切怀疑。在朝圣者中还有德意志国民议会的一些著名的议员。首府州真够有礼貌，甚至面对着施梅林先生的蛮横无礼的照会，它也没有提到第二个同时也是有决定意义的理由。这就是“朝圣者”重又回到德意志去了，在那里帝国摄政王政府随时都可以根据任何一个应受惩罚的行为或他们在穆坦茨所搞的一切“阴谋”来对他们进行审讯。可是这类事情并没有发生。这个事实最有力地证明，帝国摄政王政府没有任何材料来控告朝圣者，因此它也就更没有理由在这方面责难瑞士当局了。

“或者是在比尔斯费尔德举行的会议？”

“光明磊落的语言”是件美妙的东西。谁如果像帝国摄政王政府一样，把“在国际交往中”严格使用这种语言“当作自己的义务”，那末他只需要证明一下，在比尔斯费尔德举行了一般的会议或者是流亡者的会议，就有充分理由来谴责瑞士当局粗暴地破坏国际法了。当然，一般的常人首先应该证明在这些会议上究竟发生了什么违反国际法的事情。但是，要知道，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众所周知到如此程度，以致我敢打赌，在“新莱茵报”的读者中，知道施梅林先生究竟谈的是什么会议的人，甚至连三个也找不到。

“而那些有可能在国境线附近，在莱茵斐尔顿、苏尔查赫、哥特利宾和劳芬等地搞阴谋活动的歹徒们的武装呢？”

谢天谢地!我们终于知道了一些关于流亡者所干的“事情”的比较确定的说法!起初我们猜想冯·施梅林先生不知道流亡者在干什么事情，这对他是不公道的。他不仅知道他们在干什么事情，而且还知道他们在什么地方干这些事情。他们在什么地方干这些事情呢？在莱茵斐尔顿、苏尔查赫、哥特利宾和劳芬——在国境线附近。他们在干什么事情呢？“搞阴谋活动!”

“他们在搞阴谋活动!”他们的这些阴谋是对整个国际法的骇人听闻的蹂躏!在这种情况下，为了使国际法不致遭到蹂躏，帝国摄政王政府在干什么呢？该不是在“横行霸道”[注：俏皮话：《ihr  Wesen  treiben》——“搞阴谋活动”，《ihr  Unwesen  treiben》——“横行霸道”。——编者注]吧？

但是冯·施梅林先生谈的是“武装”。由于流亡者搞阴谋活动（这使整个帝国胆战心惊）的许多城市都属于阿劳州，所以首府州便效法阿劳州。首府州又做得过分了，超出了“各国人民的习惯”。它要通过“辩论程序”来证明，当时在阿劳州只有二十五个流亡者，其中只有十个人参加了司徒卢威的第二次自愿远征，而且他们还是没有携带武器越境进入德国的。这就是全部的“武装”。难道这有什么意义吗？留下来的其余十五个人恰好是最危险的人物。他们留下来显然只是为了以后能毫无阻碍地继续“搞阴谋活动”。

这就是“帝国摄政王政府”对瑞士的郑重其事的控告。此外它再也不能提供任何东西，而且它也认为没有必要这样做，因为这“不合各国人民的习惯”等等。如果瑞士竟恬不知耻地认为自己并没有被这些控告所吓倒，那末帝国摄政王政府的“决定”和“措施”就会立即产生毁灭性的效果。全世界的人都希望知道，这些决定和措施将具有什么性质，尤其是因为施梅林先生在筹划这些决定和措施时做得非常秘密，甚至对法兰克福议会也不愿意透露关于这件事情的任何细节。然而瑞士报刊已经证明，施梅林先生所能采取的一切压制措施使德意志受到的损害将比瑞士大得多。根据各种消息看来，瑞士人正以最大的沉着态度等待着帝国摄政王政府的“措施和决定”。法兰克福的大臣先生们是否能够保持这样沉着的态度呢，特别是如果这时收到了英国和法国的照会的话。这我们倒要看一看。只有一点是无可置疑的：所有这一切必将像对丹麦的战争那样，以新的耻辱而结束，不过这一次耻辱将只能由官方德意志来承受。

弗·恩格斯写于1848年11月24日

载于1848年11月26日“新莱茵报”第153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莱茵报”

注释：

[56]1848年6月28日法兰克福全德国民议会通过了一项关于建立临时中央政权的决议，这个政权由帝国摄政王（奥地利大公约翰被推选担任这一职务）和帝国内阁组成。临时中央政权没有自己的预算和军队，没有任何实力，它只是德意志各邦君主的反革命政策的执行者。——第52页。

[57]“国民报”（《Le  National》）是1830—1851年在巴黎出版的一家法国日报；四十年代它是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派的机关报。茹·巴斯蒂德在1836—1846年间曾担任该报外交政策栏的编辑。

“国民评论”（《Revue  nationale》）是基督教民主派的刊物，1847年5月至1848年7月在巴黎出版，负责人是菲·毕舍和茹·巴斯蒂德。——第52页。

[58]马克西米利安·加格恩受帝国摄政王政府的委托到柏林和什列斯维希去参加关于和丹麦休战的谈判。此行完全失败，因为普鲁士和丹麦毫不重视软弱无力的中央政权的代表。

马克思把加格恩这次毫无结果之行和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在德国流行很广的约·提·海尔梅斯所写的小说“索菲娅从默麦尔到萨克森旅行记”中的女主人公的命运相比，这位女主人公在旅途中消磨了十年多的时间，但始终没有达到目的地。——第53页。

[59]1848年4月巴登发生了共和派起义，领导人是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弗·黑克尔和古·司徒卢威。起义由民主派队伍从瑞士边境进攻开始。到4月底，这一准备得不充分、组织得不好的起义就被镇压下去了。——第54页。

[60]首府州（Vorort）——对瑞士联邦代表会议后来是联邦议会举行会议的那个州的称呼。——第54页。

[61]Quidquid  delirant  reges，plectuntur  Achivi——昏君闯祸，黎民遭殃（贺拉西“书信集”第一辑第二封信）。——第54页。

[62]1848年10月23日德意志中央政权致瑞士首府州伯尔尼的这份照会发表在1848年11月6日的“法兰克福总邮报”上。——第55页。

[63]黎纳尔多·黎纳尔丁尼是德国作家克·奥·符尔皮乌斯的同名小说中的主人公。这本属于所谓“匪盗”小说之列的小说，于十八世纪末出版，受到很大欢迎。

卡尔·穆尔是席勒所写的“强盗”这个剧本中的主角。

施因德汉斯（Schinderhannes）——意为屠夫汉斯，是德国强盗约翰·毕克列尔的绰号，生于十八世纪末到十九世纪初。——第56页。

[64]暗指路易·波拿巴，他曾利用自己和拿破仑第一的亲属关系进行投机。——第56页。

[65]海涅“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第二十一章。——第58页。

         [66]1848年4月巴登共和派起义失败后，它的领导人之一弗里德里希·黑克尔逃亡到了瑞士。他在瑞士的一个乡村穆坦茨（巴塞尔州）一直居住到9月，后来便到美国去了。——第6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