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致路德维希·库格曼(1868年12月12日)

　　汉诺威
　　1868年12月12日于伦敦
　　亲爱的朋友：
　　我本来打算给您写得详细些，但是预料不到的国外“事务”打扰了我。但愿这不致影响您快点重新拿起笔来。
　　弗罗恩德的信（现奉还，谢谢）使我很感兴趣。[注：见本卷第209—210页。——编者注]德国早就应该出现和现在的科学“体现者”不同的人了。
　　狄慈根的相片也一并奉还。他的传记不完全象我所想象的那样。但我总是听到一些风言风语，说他“和埃卡留斯那样的工人不一样”。的确，他为自己制定那样的哲学观点需要一定的宁静和空闲时间，而这不是一个每天做工的工人所能具有的。我在纽约有两个很好的工人：鞋匠奥·福格特和采矿工程师齐格弗里特·迈耶尔；他们两人从前都住在柏林。第三个工人是罗赫纳，他能够讲授我的书[注：《资本论》第一卷。——编者注]。他是细木工（普通工人），在伦敦这里住了大约十五年。
　　请转告您亲爱的夫人，我从来没有“猜疑”她听命于白痴将军夫人[注：指玛丽·戈克。俏皮话：“戈克”这个姓的原文是《Gögg》，同“白痴”（《Geck》）发音相近。——编者注]。我提的问题只是开开玩笑。何况妇女对于国际是无可抱怨的，因为它选了一位妇女罗夫人担任总委员会委员。说正经的吧。美国“劳工同盟”[274]最近一次代表大会有很大进步，别的不说，这也表现在它对待女工完全平等，而英国人在这一方面还受某种狭隘观点的束缚，多情的法国人更是如此。每个了解一点历史的人也都知道，没有妇女的酵素就不可能有伟大的社会变革。社会的进步可以用女性（丑的也包括在内）的社会地位来精确地衡量。
　　关于“协议”，对我来说，在我的书写成以前，是根本谈不到承担什么事的。否则我早就可以摆脱一切困难处境了。事情简单说是这样（不过这只是在我们之间说说）：一方面我和全家作了一番安排，另一方面，恩格斯事先没有通知我，在同自己的股东就他自己的收入（因为他6月间退出营业）订立协议时达成了一项对我有好处的解决办法。这样我从明年起就可以安心地工作了。
　　衷心问好。
　　您的  卡马
　　注释：
　　[274]由于1869年春天英美之间有发生战争的危险，马克思写了总委员会致全国劳工同盟的公开信，并由他在5月11日的总委员会会议上宣读。英文稿《致合众国全国劳工同盟的公开信》（《Address  to  the  National  Labour  Union  of  the  United  States》）曾印成传单，并载于1869年5月15日《蜂房》报第396号；德文公开信载于1869年5月22日《民主周报》第21号和1869年8月《先驱》杂志第8期。
　　全国劳工同盟1866年8月在美国巴尔的摩代表大会上成立。美国工人运动出色的活动家威·西耳维斯积极地参加了成立同盟的工作。同盟在美国展开为争取工人组织的独立政策、白人工人和黑人工人的团结、八小时工作制以及女工权利的斗争中起了很大的作用，它很快就同国际工人协会建立了联系。1869年，同盟的代表凯麦隆出席了国际巴塞尔代表大会的最后几次会议。1870年8月，同盟在自己的辛辛那提代表大会上通过决议，宣布它拥护国际工人协会的原则，并希望加入协会。但是这一决议并没有实现。全国劳工同盟的领导不久就埋头于制定空想的金融改革方案；这种改革的目的是消灭银行制度，并由国家提供低息贷款。1870—1871年，一些工联脱离了同盟，到1872年同盟实际上已不复存在。——第299、571页。
　　出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