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俄共（布）莫斯科市和莫斯科省支部书记及支部负责代表会议上关于粮食税的报告[75]

　　同志们，在关于粮食税和改变粮食政策的问题上，在关于苏维埃政权经济政策的问题上，众说纷纭，造成了许多误解。我同加米涅夫同志商量了一下，把我们所要讲的题目这样分了一下工，即由他负责详细地阐述最近颁布的法律。这样做比较恰当，因为加米涅夫同志是最初由我们党中央委任，后来又经人民委员会确认的那个委员会的主席；这个委员会在各有关部门代表参加的许多次会议上制定了最近颁布的各项法律。其中最后一项法律是昨天颁布的，今天已经见报[76]。无疑，这些法律中的每一项都会引起许多实际问题。为了使各地党和苏维埃机关的全体工作人员都能够充分了解这些法律，并能够在各地实际工作中正确地运用它们，我们还需要做很多工作。　　
　　
　　我想请你们注意一下所有这些措施总的或原则的意义。对于苏维埃政权与无产阶级专政在某种程度上承认自由贸易这一点，我们应该怎样解释呢？在什么限度内可以准许自由贸易和允许个体经济与社会主义经济并存呢？自由贸易似乎在任何情况下，即使在受限制的情况下，也必然会使资本主义复活，那么可以允许它复活到什么程度呢？为什么要作出这种改变呢？这种改变的真正意义、性质和作用是什么呢？共产党员应该怎样来理解这种改变呢？应该怎样来解释这种改变，怎样看待在实际生活中实行这种改变的限度呢？我给自己规定的任务大致就是谈这些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为什么要作出这种在很多人看来是太突然和根据不足的改变呢？　　
　　
　　作出这种改变的基本的和最主要的原因，是农民经济的空前加剧的危机，是农民经济的十分严重的情况。到1921年春天，这种情况比我们预计的还要严重得多。而另一方面，这种情况的后果，不仅影响到我们运输业的恢复，而且影响到我们工业的恢复。我要指出，当人们谈论以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时，当人们议论这种改变的意义时，他们犯错误多半是由于没有问一问自己：这种转变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是从哪里向哪里转变？农民经济经过战争的种种破坏以后，遭到极其严重的危机；而由于非常严重的歉收以及由此引起的饲料缺乏（因为牧草也歉收）、牲畜死亡，农民经济的情况更加恶化；农民经济的生产力日益削弱；农民经济往往在许多地方几乎要完全破产——这就是1921年春天农民经济的情景。这里就产生这样一个问题：农民经济的这种空前加剧的危机同苏维埃政权所实行的以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的措施究竟有什么联系呢？我认为要理解这一措施的意义，首先就要问一问自己：我们是从哪里向哪里转变？　　
　　
　　如果在一个农民占多数的国家里发生了工人革命，因而工厂和铁路都转到工人阶级手中，那么工人阶级和农民之间经济关系的实质应该是什么呢？显然，这种关系的实质应该是：工人在现在已经属于他们的工厂中，为国家因而也是为占人口多数的农民生产一切必需品，并通过他们的铁路和内河船舶运送给农民，同时从农民那里取得全部剩余的农产品。这是十分明显的，几乎用不着多加解释。但人们议论粮食税时，却往往把这一点忘掉了。而这一点是必须记住的，因为要说明仅仅作为一种过渡办法的粮食税的意义，就必须明确地了解我们要达到什么样的目的。从上面我说的话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我们想要达到而且应当达到的目的，就是使农民的产品不是以征收余粮的形式，也不是以税收的形式交给工人国家，而是通过与农民所需要的一切必需品相交换（用运输工具运送给农民）的形式交给工人国家。在这样的基础上才可以建立起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国家的经济。如果农民经济能够继续发展，那么还应当为进一步的转变提供可靠的保证，而进一步转变就必然是使效益最差的、最落后的、细小的、单干的农民经济逐渐联合起来，组织成公有的大规模的农业经济。对于这一切，社会主义者一向都是这样设想的。我们共产党也正是这样看的。我再说一遍，产生错误和误解的最主要的根源，是人们在评价粮食税时没有考虑到，为了达到我们能够而且应当达到的目的所必需采取的过渡办法的特点是什么。　　
　　
　　粮食税是什么呢？粮食税是一种既包含过去因素，又包含未来因素的措施。所谓税收，就是国家向居民无偿地索取。如果我们把这种税额大致确定为去年的征粮数的一半，那么工人国家单靠税收就不能维持红军，就不能维持全部工业和全部非农业人口，就不能发展生产和发展对外关系（我们在机器和装备方面需要外国的帮助）。一方面，工人国家要依靠税收（大致确定为以前的征粮数的一半）；另一方面，它要依靠用工业品同某些剩余农产品相交换。这就是说，粮食税有过去的余粮收集制的成分，也有新办法的成分，这种新办法是唯一正确的办法，就是通过属于工人阶级的国家政权的粮食机关、通过工人和农民的合作组织使社会主义大工厂的产品与农民经济的产品进行交换。　　
　　
　　既然这种措施有过去办法的成分，只是部分地走上正轨，而且我们还远不敢确定，我们能否立刻使这部分走上正轨，我们将要使之走上正轨的这一部分是否会很大，那么试问，我们为什么必须采取这样的措施呢？我们为什么必须采取如此不彻底的措施呢？为什么我们的粮食政策和经济政策必须依靠这种措施呢？怎么会采取这种措施的呢？当然，谁都知道，采取这种措施并不是由于苏维埃政权对于某种政策的偏爱，而是由于我们极端贫困，没有别的出路。你们知道，俄国工人革命获得胜利以后的几年中，我们在经历了帝国主义战争之后，又经受了一场国内战争。而现在我们可以毫不夸大地说：在所有被卷入帝国主义战争的国家中，甚至在那些因自己的领土被当作战场而遭受最大牺牲的国家中，还没有一个国家遭受过象俄国这样大的牺牲，因为我们在经历了四年帝国主义战争之后，又经受了三年的国内战争，而国内战争从经济的破坏、国力的损耗和生产条件的恶化方面来说，远远超过了对外战争，因为这场战争是在国家的中心地带进行的。这种极其严重的经济破坏就是我们在初期即在国内战争期间实行余粮收集制的主要原因。在战争时期，特别是当国内战争切断了我们与西伯利亚、高加索和整个乌克兰这些产粮区的联系，切断了煤炭和石油的供应，以及减少了其他燃料的来源时，我们已处在被包围的要塞中，不实行余粮收集制，我们就不能维持下去，而所谓余粮收集制，就是征收农民的一切余粮，有时甚至不单单征收余粮，还征收农民某些必需的粮食，以求能保持军队的战斗力和使工业不至于完全崩溃。在国内战争时期，这个任务是非常艰巨的，在其他政党看来，这是一个无法完成的任务。就拿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即小资产阶级的政党和富农的政党来说。这两个政党在国内战争最激烈的时候喊得最凶，说布尔什维克一味蛮干，说既然所有强国都在帮助白卫分子，布尔什维克就无法在国内战争中支持下去。的确，这个任务是非常艰巨的，它要求我们全力以赴，只是由于工人阶级和农民在这段时期内忍受了难以忍受的牺牲，这一任务才得以胜利完成。工人阶级从来没有经受过象它的专政初期那样忍饥挨饿的痛苦。显然，要完成这个任务，除了实行余粮收集制，即征收农民的全部余粮和一部分必需的粮食，没有任何其他办法。“请你也挨一点饿吧，这样我们就可以共同保卫住我们的事业，赶走邓尼金和弗兰格尔”，——任何其他解决办法都是不能设想的。　　
　　
　　实际情况并不是我们已经有了一种经济体制，有了一种经济方面的施政计划，而这个计划是我们在可以对这种或那种经济体制进行选择的情况下采取的。不是这样。既然我们不能保证供应最低限度的粮食和燃料，恢复工业就是不可想象的。只有保存残余的工业，使工人不致完全跑散，并且保持一支军队——这就是我们当时给自己规定的任务；而要完成这项任务，除了实行无偿的（纸币当然不能算作补偿）余粮收集制，别无他法。当时我们根本没有别的出路。这就是我们的出发点；至于我们要转到哪里去，我已经向你们说过了。怎样实现这个转变呢？那就要采取象粮食税这样的措施。如果我们能较快地恢复我们的工业，那么在收成好的情况下，我们就能够较快地用工业品交换农产品。　　
　　
　　你们中间大概还有许多人记得，我们在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上提出向经济战线转移的问题。当时大家的注意力都集中在这个问题上。当时我们认为，我们已经摆脱了战争，因为我们已向资产阶级波兰提出了对它极其有利的媾和条件。但是正如你们所知道的，和平被破坏了，接踵而来的是对波战争和它的继续——对弗兰格尔等的战争。从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到第十次代表大会这段时期，战争几乎没有中断过。你们知道，直到最近我们才同波兰人签订了正式和约，在几天以前我们才同土耳其人签订了和平协定，而且只是由于这个协定，才使我们摆脱了高加索的连年不断的战争。直到现在，我们才同英国签订了一个具有世界意义的通商条约；直到现在，英国才不得不同我们建立贸易关系；而美国则至今仍拒绝同我们建立贸易关系。从这里，你们就可以想象到，我们花了多少气力才摆脱了这场战争。如果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的设想那时就能够实现，那么现在我们能够提供的产品就会多得多了。　　
　　
　　今天，科罗廖夫同志来见我，他是从我们工业最发达的，无产阶级的红色的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省来的。他举出了一些数字和事实。在第一年中，那里开工的只有6个工厂，其中没有一个工厂能够连续开工一个月。工业已完全陷于停顿。在去年一年内，第一次有22个工厂开工，这些工厂不间断地工作了几个月，其中有些工厂还工作了半年。它们的计划任务是15000万俄尺；根据最近的数字，它们已生产了11700万俄尺；而它们得到的燃料却只有预定数的一半。停产的情况不仅在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是这样，在全国范围内也是这样。这在很大程度上同农民经济的破坏、牲畜的死亡以及没有可能把足够数量的木柴运到各车站和码头有关。因此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人所获得的木柴、泥炭和石油比预定的要少。他们所获得的燃料只有预定数的一半，而原定15000万俄尺的计划却已经完成了11700万俄尺，这实在是一个奇迹。他们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并把工人调到一些最好的工厂里，结果使产量大大增加。这是一个眼前的确切的例子，它表明我们处于什么样的境地。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规定纺织品的计划数字为6亿多俄尺，但是现在我们连三分之一都还没有完成，因为完成计划最好的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省才完成了11700万俄尺。你们可以设想一下，俄罗斯有这么多人口，却只有这11700万俄尺的纺织品。这就是贫困。工业迟迟恢复不了的情况十分严重，看来在1921年春天要恢复工业已完全不可能了。我们曾经需要一支庞大的军队，它已经达到好几百万人之多；由于运输遭到破坏，要在冬季很快地使他们复员，是非常困难的。我们作了最大的努力才得以完成这项工作。　　
　　
　　这就是已经形成的局面。而出路何在呢？出路只有一条，那就是把征粮数降低到最低限度，不是征收42300万普特粮食，而是征收24000万普特粮食。这是在中等年成时必须征收的最低数额，这样我们才能勉强糊口。为了不致长期处于这种情况，我们必须使农民经济有可能得到发展。这就需要采取一些措施。当然，最好的措施是恢复大工业。这自然是最好的、经济上唯一正确的措施，这就是加强工厂的生产，给农民提供更多的必需品，不仅给工作者及其家庭提供必需的纺织品，而且给农民提供他们所迫切需要的机器和工具，哪怕是最简单的机器和工具。但五金工业的情况也同纺织工业的情况一样。我们的处境就是如此。第九次代表大会以后工业没能恢复起来，那是因为又打了一年仗，燃料供应不足，运输工具缺乏，农民经济极端衰落。为了给予农民经济以最大的帮助，我们能够采取一些什么措施呢？除了降低征粮数，改行粮食税，没有别的办法。中等年成的税额规定为24000万普特，在歉收时可能更少些，这样农民就能知道，他应当交出规定得最低的一定的数额，他能够劲头十足地把全部力气都用在生产上，使得剩下的产品能给他提供他所需要的东西；使得农民经济有可能不完全依靠工业而得到改善——当然依靠工业本来是最正确、最合理的，问题只是我们现在的力量不够。税额是规定得非常低的，在各地实行粮食税，就可以使小工业恢复起来，因为我们不能在我们所预期的时间内把大工业组织好。完成计划最好的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省的情况就已证实了这一点。要使燃料储备足以保证所有工厂的生产，还需要一年的时间。如果我们能在一年内做到这一点，那当然很好，如果做不到，那也许得两年。我们能否保证供应农民必需品呢？如果收成好的话，这是可能的。　　
　　
　　党代表大会在研究粮食税问题时，曾分发了我们中央统计局的领导人波波夫同志所写的一本关于俄国粮食生产的小册子。这本小册子经过补充后最近就要出版，每个人都必须读一下。这本小册子概述了粮食生产的情况，它是根据我们普查的材料计算的，这次普查提供了总人口的准确数字，并大致弄清了各个农户的生产规模。小册子指出，以每俄亩收成40普特计算，苏维埃俄国目前领土上的农民经济可以提供5亿普特的余粮。那时我们就能完全满足城市人口的需要（35000万普特），并且还可以有储备去进行对外贸易和改善农民经济。但是歉收极其严重，平均每俄亩收成不超过28普特。这样就出现了亏空。如果按统计材料那样计算，每个人需要18普特，那就必须从每个农民那里拿走3普特粮食才能保证军队和产业工人维持半饥半饱的生活，因而农民也就要稍微挨点饿。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除了最大限度地降低征粮数并把它改为粮食税以外，没有别的出路。我们必须尽一切力量设法改善小农经济，供给农民以大工厂里生产出来的纺织品、机器以及其他产品。我们没能完成这项任务，但这项任务又非立刻完成不可，那就只好在小工业的帮助下来完成。实施新措施的第一年就会取得成效。　　
　　
　　为什么现在我们要特别注意农民经济呢？这是因为只有从那里我们才能够得到我们所必需的粮食和燃料。工人阶级作为一个统治阶级，一个实现自己的专政的阶级，如果要正确地管理经济，它就必须指出，我们最弱的一环就是农民经济，就是农民经济的危机；这一环必须加强，以便重新着手恢复大工业，使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地区不是22个工厂开工，而是所有70个工厂全部开工。那时大工厂的纺织品就能满足全体人民的需要，那时将不是通过税收的形式，而是通过与工人阶级所提供的工业品交换的形式取得农民的产品。我们现在所处的正是这样一个转变时期，我们必须共同来忍受贫困和饥饿，这样，大家都少吃一点，才能拯救那些能够保持住我们现有的工厂、铁路和军队的人，这样才能抵抗白卫分子的进攻。　　
　　
　　孟什维克恶毒地诅咒我们的余粮收集制，他们说，苏维埃政权除了实行余粮收集制，给人民带来贫困和破坏，没有给人民任何东西，还说，在局部和平恢复以后，在国内战争结束以后，要很快地恢复我国的工业是不可能的。但是要知道，即使是在最富有的国家里，恢复工业也需要好几年时间。甚至象法国这样富裕的国家，也需要很长时间才能恢复自己的工业，而法国在这场战争中并没有受到我们这样大的损失，它的国土只有一小部分遭到了破坏。值得惊异的倒是，我们在取得局部和平的第一年，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的70个工厂，就有22个开了工，原定生产15000万俄尺的计划，已经完成了11700万俄尺。余粮收集制在当时是非实行不可的，但现在必须把粮食政策改变一下，即把余粮收集制改为粮食税。这无疑将使农民的生活状况得到改善，使农民能够更准确、更确切、更有把握地盘算一下，他们可以把他们自由支配的全部余粮拿去交换，哪怕是交换当地的手工业品。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说苏维埃政权采取这种经济政策是必要的。　　
　　
　　最后，我想谈谈这样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这个政策从共产主义的观点看来是可以容许的，为什么共产主义的苏维埃政权会促进自由贸易的发展。这种做法从共产主义的观点看来好不好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仔细地观察一下农民经济所发生的变化。最初的情况是全体农民反抗地主的权力。贫苦农民和富农都一样反对地主，虽然他们各有不同的打算：富农反对地主的目的是夺取地主的土地并在这块土地上发展自己的经济。这样一来就暴露出富农和贫苦农民之间的不同利益和不同意向。在乌克兰，这种利益上的不一致就是现在也比我们这里表现得更加明显。贫苦农民很少有可能直接利用从地主那里夺来的土地，因为他们既没有耕种土地的资料，又没有耕种土地的工具。于是贫苦农民就组织起来，不让已经夺得的土地被富农霸占。苏维埃政权正在帮助我们这里成立的贫苦农民委员会和乌克兰的“贫委会”[77]。结果怎样呢？结果是中农在农村中占了多数。我们是从统计材料中知道这一点的。而任何一个住在农村里的人都可以通过自己的观察知道这一点。富农和贫农这两个极端的人数都减少了，大多数居民接近于中农水平。如果我们要提高我国农民经济的生产率，我们首先就应该考虑到中农。共产党就是根据这种情况来制定自己的政策的。　　
　　
　　既然农村已中农化了，那就必须帮助中农发展经济。此外，还必须向他们提出我们向工人所提出的那些要求。最近这次党代表大会的主要议题，就是有关粮食的宣传，说明必须把全部力量投到经济战线上去，提高劳动生产率，增加产量。不完成这些任务，我们就不可能前进一步。我们对工人是这样说的，对农民也应当这样说。国家向农民征收一定的粮食税，但同时也要求农民在交税之后扩大自己的经济，要使他们知道，国家不再向他们征收任何东西，他们所留下的全部余粮都可用来发展经济。这就是说，对农民的政策的改变是因为农民本身的状况发生了变化。农村已经更加中农化了，要提高生产力，我们就必须考虑到这种情况。　　
　　
　　我还要向你们提起一件事情，就是在1918年布列斯特和约签订以后，我曾经不得不同一批所谓“左派共产主义者”[78]进行过争论[注 :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4卷第264—293页。——编者注主]。那时的党员一定都还记得，某些共产党员很担心布列斯特和约的签订会使共产主义政策统统遭到破坏。我在和这些同志争论时还说过：国家资本主义在我们俄国并不可怕，倒是向前进了一步。这似乎很奇怪：在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实行国家资本主义怎么倒是向前进了一步呢？我在答复这个问题时说：请你们仔细观察一下吧，从现实的经济关系的角度来看，我们在俄国看到的是什么呢？我们看到，在俄国至少有五种不同的体系、结构或经济制度，从下往上数就是：第一，宗法式经济，这是一种自给自足的或者处于游牧或半游牧状态的农民经济，这种经济在我国到处都有；第二，小商品经济，这是一种在市场上出卖产品的经济；第三，资本主义经济，这就是资本家和不大的私人资本的出现；第四，国家资本义；第五，社会主义。如果我们仔细观察的话，我们就一定会说，就是在今天，我们还是可以在俄国经济体制中，在俄国经济制度中，看到所有这些经济关系。我们无论如何不能忘记我们时常看到的东西——国营工厂中工人的社会主义态度。在那里，工人们自己筹集燃料、原料和食品，或者竭力设法把工业品合理地分配给农民，用运输工具把它们运给农民。这就是社会主义。可是与此并存的还有小经济，这种经济往往不依赖社会主义而独立存在。为什么它能不依赖社会主义而独立存在呢？因为大工业还没有恢复，因为社会主义工厂大概只能得到它所应得的十分之一的东西。既然社会主义工厂还没有得到它所应得的东西，小经济就仍然会不依赖社会主义工厂而独立存在。国家遭到难以置信的经济破坏，燃料、原料和运输工具缺乏，这就使小生产能在社会主义之外独立存在。所以我说：如果要问这种条件下的国家资本主义是什么，这将是小生产的联合。资本把小生产联合起来，资本从小生产中发展起来。不要闭眼不看这个事实。当然，贸易自由意味着资本主义的增长；要避开这个事实是绝对不可能的，谁想避开和抹杀这个事实，谁就是用空话来安慰自己。既然存在着小经济，既然存在着交换自由，也就会产生资本主义。但是既然我们掌握着工厂、运输业和对外贸易，那么这种资本主义对于我们可怕不可怕呢？当时我就说过，现在还要重申，这种资本主义对于我们是没有什么可怕的，而且我认为这一点是驳不倒的。租让企业就是这样的资本主义。　　
　　
　　我们力求签订租让合同，但可惜直到今天我们连一个也还没有签订。不过比起前几个月最后一次谈到租让问题时，我们毕竟更接近实现这个目标了。从经济关系来看，什么是租让呢？租让是一种国家资本主义。苏维埃政权同资本家订立合同。根据这种合同，资本家有权支配一定数量的东西，如原料、矿山、油田、矿石，甚至在最近一个租让草案（一家瑞典企业提出制造轴承的租让草案）[79]中还规定有权支配专门的工厂。社会主义的国家政权把自己的工厂、原料、矿山等生产资料交给资本家，资本家则以订约人或租借者的身分，利用社会主义的生产资料从事生产，以其资本赚取利润，并把一部分产品交给社会主义国家。　　
　　
　　为什么我们极其迫切地要这样做呢？因为这样做我们就可以立即增加产量，这是我们所需要的，而我们自己没有力量做到的这一点。这样就产生国家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对于我们可怕不可怕呢？不可怕，因为我们会确定实行租让的限度。就拿石油租让来说。它一下子就能供给我们几百万普特的煤油，这个数量比我们自己所能生产的要多。这对我们是有利的，因为农民将拿他们的余粮来换取这种煤油，而不是换取纸币，这样我们就有可能立即改善全国的生活状况。所以从自由贸易中必然发展起来的资本主义，对于我们是没有什么可怕的。它是流转发展的结果，是工业品（哪怕是小工业品）与农产品交换的结果。　　
　　
　　从今天颁布的法律中，你们可以了解到，某些工业部门的工人可以通过实物奖励的形式取得一部分本厂所生产的产品，并可以拿这些产品去交换粮食。例如，纺织工人在满足国家需要的前提下，自己可以得到一部分纺织品，并可以拿它去交换粮食。为了更快地改善工农的生活状况，这样做是必要的。这一点在全国范围内目前我们还做不到，但是我们无论如何要做到这一点。因此，我们既不能闭眼不看贸易自由在一定程度内会使资本主义发展这一事实，同时也应当指出，这种资本主义是处在国家的监督和控制之下的。既然工人国家掌握了工厂和铁路，那么这种资本主义对于我们就是不可怕的。这样我们就能改善农产品和邻近地区的手工业品之间的经济流转，虽然这些手工业品还不能大量满足农民对工业品的需要，但在一定程度上还是可以满足他们的需要的；农民经济毕竟会比过去有所改善，而我们正迫切需要改善农民经济。让小工业在一定程度上发展起来吧，让国家资本主义发展起来吧，这对于苏维埃政权并不可怕；苏维埃政权应该正视现实，直言不讳，但它必须对此加以控制，规定这样做的限度。　　
　　
　　如果我们只把少数工厂租给承租人，而把大部分工厂保留在自己手中，那租让并不可怕；这是没有什么可怕的。当然，如果苏维埃政权把自己的大部分工厂拿去租让，那是十分荒唐的；那就不是租让，而是复辟资本主义。只要我们掌握着所有国营企业，只要我们精确而严格地权衡轻重，我们能把什么租出去，在什么条件下、在什么限度内可以出租，那么租让是没有什么可怕的。这种情况下发展起来的资本主义是在监督之下和计算之中的，而国家政权则仍然掌握在工人阶级和工人国家的手中。无论是以租让形式出现的资本，或是通过合作社和贸易自由必然发展起来的资本，对于我们都是不可怕的；我们应当努力提高和改善农民的生活状况；我们应当尽力使这种措施有利于工人阶级。我们要尽一切努力改善农民经济，发展地方流转，同时又要考虑到全国的经济，使社会主义大工业比以前更迅速地恢复起来。总之，所有这一切我们在实行租让之后要比没有实行租让时完成得更快；所有这一切在农民经济经过休养生息之后要比过去农民经济处在绝对贫困的情况下完成得更快。　　
　　
　　从共产主义的观点出发应该怎样评价这个政策，为什么必须采取这个政策，为什么这个政策只要正确运用就能使我们立即得到改善，至少比不运用这个政策改善得快些——关于这个问题，我要说的就是这些。　　
　　
　　载于1921年4月15、16、17日《真理报》第81、82、83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3卷第146—161页

　　【注释】

　　[75]这是列宁在俄共（布）莫斯科市和莫斯科省支部书记及支部负责代表会议上就会议议程——粮食税问题——作的报告。这次会议是莫斯科委员会为了解释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的决议于1921年4月9日在工会大厦圆柱大厅召开的。出席会议的还有莫斯科党组织中参加平定喀琅施塔得反革命叛乱的部分人员以及莫斯科省部分乡的妇女工作者。——138。　　
　　
　　[76]指人民委员会1921年4月7日颁布的关于以实物奖励工人的法令，这项法令发表在1921年4月9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第76号上。列宁对这项法令的评价见他在俄共（布）第十次代表会议所作的关于粮食税的报告（见本卷第304页）。——138。　　
　　
　　[77]贫苦农民委员会（贫委会）是根据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1918年6月11日《关于组织贫苦农民和对贫苦农民的供应的法令》建立的，由一个乡或村的贫苦农民以及中农选举产生。根据上述法令，贫苦农民委员会的任务是：分配粮食，生活必需品和农具；协助当地粮食机构没收富农的余粮。在许多地方，贫苦农民委员会改选了受富农影响的苏维埃，或把权力掌握在自己手里。贫苦农民委员会的活动超出了6月11日法令规定的范围，它们为红军动员和征集志愿兵员，从事文教工作，参加农民土地（包括份地）的分配，夺取富农的超过当地平均份额的土地，重新分配地主土地和农具，积极参加组织农村集体经济。贫苦农民委员会实际上是无产阶级专政在农村中的支柱。到1918年底，贫苦农民委员会已完成了自己的任务。根据1918年11月全俄苏维埃第六次（非常）代表大会的决定，由贫苦农民委员会主持改选乡、村苏维埃，改选后贫苦农民委员会停止活动。　　
　　
　　乌克兰的贫委会即乌克兰贫苦农民委员会，是无地和少地农民的联合组织，1920年开始成立，1933年撤销。——147。　　
　　
　　[78]“左派共产主义者”是俄共（布）党内的一个左倾机会主义集团，产生于1918年1月。核心人物是尼·伊·布哈林、安·谢·布勃诺夫、阿·洛莫夫、瓦·瓦·奥博连斯基、叶·阿·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卡·伯·拉狄克、格·列·皮达可夫等。“左派共产主义者”极力反对列宁在1918年初提出的尽快同德国媾和的建议，认为同帝国主义国家媾和在原则上是不允许的，力主当时还没有军队的年轻的苏维埃共和国继续同德国作战。他们把德国革命将会爆发设想为在最近某个短时期内就要爆发，认为德国政府很快会被德国革命所推翻。列宁在批判“左派共产主义者”的冒险主张时多次指出，相信德国革命成熟和宣布德国革命已经成熟，这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列宁说：“我们把一切希望寄托在欧洲社会主义的胜利上”，这是我们的伟大的口号。但是如果我们同帝国主义斗争的策略“基于这样的希望，希望李卜克内西在最近几个星期以内一定取得胜利，那我们就只配遭到嘲笑。那我们就把当代最伟大的革命口号变成了革命空谈”（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3卷第410、411页）。1918年夏末，“左派共产主义者”公开承认了自己的错误。——148。　　
　　
　　[79]指苏维埃俄国同瑞典滚珠轴承股份公司签订的租让合同的草案。合同于1923年4月正式签订。——1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