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全集第43卷前言

　　前言

　　本卷收载列宁1922年3月6日至1923年3月2日即他的政治活动最后一年的著作。

　　1922年列宁的健康状况越来越不好。5月不幸中风，右肢瘫痪。经过数月疗养，有所好转。12月中旬再次中风，1923年3月病情恶化，从此完全丧失工作能力。本卷文献反映了列宁在同疾病的顽强斗争中，如何殚精竭虑，解决着苏维埃俄国面临的各种重大问题，关切着党和国家的命运和前途，指导着国际工人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直到病重期间，他还以惊人的毅力，口授了给党代表大会的信和五篇重要著作，为俄国和国际无产阶级留下了最后的理论遗产。

　　在本卷收载的《论苏维埃共和国所处的国际和国内形势》、《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命文献》、在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俄国革命的五年和世界革命的前途》、《在莫斯科苏维埃全会上的讲话》以及《答〈曼彻斯特卫报〉记者阿·兰塞姆问》等文献中，列宁总结了新经济政策第一年的实践，肯定了所取得的初步成就，论证了新经济政策的必要性和正确性，并提出进一步加以贯彻执行的具体任务和要求。

　　实行新经济政策的第一个年头仍然是在饥荒和经济困难的条件下度过的。与往年不同的是，战火已经停息，第一次有可能整年把力量真正用在社会主义建设的主要任务上。实践表明，新经济政策对于克服困难、扭转局面已经收到明显的成效。列宁在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谈到一年多来的成就时首先指出，“真正重要的是稳定卢布的问题”（本卷第279页）。稳定货币是一个有决定意义的任务。不制止国内战争造成的恶性通货膨胀，就无法利用货币和货币流通机制，商品流转无从谈起，整个国民经济便无法在新经济政策的轨道上运转和发展。新经济政策开始的这一年，货币贬值的速度已经减慢。1921年7—9月出现了卢布第一次暂时稳定期，1922年5—8月又有第二次稳定期。列宁满意地指出，这是“决定性的成就，就是说我们开始朝着稳定卢布的方向推动经济，这对于商业，对于自由的商品流转，对于农民和广大小生产者有极其重大的意义”（本卷第280页）。在发展生产和改善人民生活方面成就也很显著。实行新经济政策、允许农民自由贸易之后，农民生产积极性大大提高了，农业生产得到了发展，农民战胜了饥荒，上交了粮食税，生活开始好转。轻工业生产已经普遍恢复并有所增长，工人生活状况也得到改善。工人和农民的不满情绪基本上平息了。至于重工业，虽然总的情况还很严重，但国家己积累了一些资金，可以专门用来发展重工业。列宁认为，这一年，国家能够经营商业，能够保持农业和工业的巩固阵地并向前发展，这些成就暂时是足够了。

　　实行新经济政策是对建设社会主义经济、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真正途径的探索。列宁认为，必须善于冷静地总结经验教训，敢于正视不足之处，才能克服困难，不断前进。他在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总结实施新经济政策一年来的基本教训时指出，新经济政策的基本的、有决定意义的、压倒一切的任务，就是使我们开始建设的新经济同农民经济结合起来。我们的目的是要找到这个结合点，恢复这种结合；要用行动向农民证明，我们是从农民所理解、所熟悉、目前在他们极其贫困的境况下办得到的事情做起；要向农民证明正是我们共产党人在小农破产、贫困、挨饿的困难时刻帮助了他们。列宁指出：“新经济政策对我们之所以重要，首先是因为它能够检验我们是否真正做到了同农民经济的结合。”（本卷第73页）一年来的实践表明只是开始寻求而还没有真正实现这种结合。列宁认为，这是第一个基本的教训。其次，新经济政策是资本主义方式同社会主义方式之间具有决定性意义的竞赛，是两个敌对阶级的斗争的又一形式。可是“这一年来我们十分明显地证明，我们不会经营”（本卷第79页）。如果不能在最近一年内证明我们会经营，那苏维埃政权就无法生存下去。第三个教训是关于国家资本主义问题。列宁指出，无产阶级掌握政权，同时又存在着国家资本主义，这种情况是历史上前所未见的。谁都预见不到，由于经济文化条件的限制，俄国无产阶级在取得政权之后还不得不采用国家资本主义。与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国家资本主义不同，无产阶级政权下的国家资本主义在以往任何理论、任何著作中都没有探讨过。因此，必须根据实践经验来对待这个问题。列宁强调指出：“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要懂得，这是一种我们可以而且应当容许其存在、我们可以而且应当将之纳入一定范围的资本主义，因为这种资本主义是广大农民和私人资本所需要的，而私人资本做买卖应能满足农民的需要。必须让资本主义经济和资本主义流转能够象通常那样运行，因为这是人民所需要的，少了它就不能生活。”（本卷第84页）同时，又必须善于抑制新经济政策的一切消极的方面，使国家资本主义无法越出和不敢越出无产阶级为之规定的范围和有利于无产阶级的条件。可是，无产阶级还缺乏这种驾驭国家资本主义的本领，还不善于使它按照自己的意志来行动。无产阶级在这方面也要从头学起。列宁认为应当从上述三个方面，即是否真正达到了同农民的结合，是否能在同私人资本主义的竞赛中获胜，是否能够掌握好国家资本主义这三个方面，来检查继续贯彻新经济政策的实际效果。

　　列宁在本卷开篇《论苏维埃共和国所处的国际和国内形势》的报告中提出了“停止退却”的问题。接着在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正式宣布“退却已经结束”并在后来一些文献中一再加以阐述。所谓停止退却，并不意味着新经济政策的结束。列宁指出，退却所要达到的目的已经达到了，这决不是说我们已经学会了经商，已经打好了社会主义经济的基础，只是让步的限度已经定了，不再后退。让步的政策仍要继续执行，“新经济政策仍然是当前主要的、迫切的、囊括一切的口号”（本卷第301页）。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根据列宁的报告所作的决议明确地说：“党所认为的必须向私人资本主义所作的让步应以过去一年内实行和规定的所有措施为限。因而，代表大会认为退却已经结束，当前的任务是重新配置党的力量，以保证切实贯彻党的政策。”（《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1964年人民出版社版第2分册第150—151页）列宁认为，停止退却之后党和政府应该把工作重心放在考查工作人员是否适当并检查决议和指令的实际执行情况上。他强调说：“考查人和检查实际执行情况——现在全部工作、全部政策的关键就在于此，全在于此，仅在于此。”（本卷第15页）列宁多次指出，俄国无产阶级既有政权，又有各种资源，所缺乏的就是文化，就是经营管理的本领。“新经济政策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充分保证我们有可能建立社会主义经济的基础。问题‘只’在于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的文化力量。”（本卷第63页）突出的矛盾是大多数作负责工作的共产党员文化低，不会管理。虽然他们是忠诚的革命者，但不懂得做买卖这一行，甚至还不知道自己不懂这一行。列宁认为，执政的共产党人能不能领导好经济工作，这是同私人资本主义竞赛的一场考试，是俄国市场和国际市场举行的一场严格的考试。能不能考及格，这决定着新经济政策的命运，也决定着苏维埃政权的命运。列宁告诫全党要不怕进行自我教育，自我改造，要公开承认自己的素养不够，本领不大；观察事物要清醒一些，扔掉华而不实的东西，脱去华丽的共产主义外衣，老老实实地学着做些平凡的工作，这样才能战胜资本家。

　　列宁制订方针、政策和任务历来是从实际出发，为群众着想的。他指出，在人民群众中共产党员只是沧海一粟，“只有我们正确地表达人民的想法，我们才能管理”（本卷第109页），否则共产党就不能率领无产阶级，而无产阶级就不能率领群众，整个机器就要散架。人民群众最关心的是如何摆脱赤贫和饥饿，改善生活，他们熟悉和需要的是市场、商业。列宁认为，做好商业工作应当成为我们1922年全部工作的关键。不过必须有三个条件：第一，没有武装干涉；第二，财政危机不过于严重；第三，不犯政治错误。抓住经营管理，抓住商业这个中心环节，这是一个极大的收获。列宁认为，社会主义现在已经不是遥远的将来，“我们把社会主义拖进了日常生活”，只要大家同心协力，“新经济政策的俄国将变成社会主义的俄国”（本卷第302页）。

　　开始实行新经济政策之后，思想领域的阶级斗争随之尖锐起来。为适应斗争的需要，俄共（布）于1922年初创办了党的理论刊物《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本卷所收的《论战斗唯物主义的意义》是列宁为该刊撰写的指导性文章。列宁在文中确定了党在哲学战线上的工作方向，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的任务，强调共产党人应该始终不渝地捍卫马克思主义哲学，同各种唯心主义思潮作不调和斗争，应该积极宣传无神论，“唤起最落后的群众自觉地对待宗教问题，自觉地批判宗教”（本卷第26页），帮助人民群众摆脱愚昧无知的境地。列宁论证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同自然科学的密切关系，要求党的哲学家同自然科学家结成联盟。他指出，哲学家必须注意自然科学领域最新的革命所提出的种种问题，从辩证唯物主义立场上加以研究；而任何自然科学，任何唯物主义，如果没有坚实的哲学论据，就无法抵御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袭。因此，自然科学家应当做一个辩证唯物主义者。全篇文章中贯串始终的思想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对于改造自然、社会生活和人们的意识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改善国家机关，健全领导工作制度，改进工作作风和方法，是列宁最后几年所关心的问题之一。在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中，《在第九届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四次常会上的讲话》，以及在《给全俄工会第五次代表大会的信》、《致全俄苏维埃工作人员工会第五次代表大会主席团》等文献中，列宁论述了党政机关工作的问题。他认为应明确划分党的机关和苏维埃机关的职权，党的中央机关应摆脱纯属国务性质的事务，党的任务是对所有国家机关的工作进行总的领导，而不应进行过分频繁的、不正常的、往往是对细节的干涉。要提高苏维埃机关和工作人员的责任心和主动性，各人民委员部应各司其责。列宁指出，改善国家机关是个老问题，也永远是个新问题。多年的精简没有解决机构的臃肿，反而大大膨胀了。大多数人钻在公文堆里，这“往往使我们生气勃勃的事业断送在文牍的汪洋大海里”（本卷第248页）。他提出，最近几年最重要的任务就是通过缩减苏维埃机关、改善组织、消灭拖拉作风和官僚主义、减少非生产性开支，来不断地精简机关和节约经费。

　　自1921年任命了人民委员会和劳动国防委员会的副主席之后，列宁一直在考虑如何健全领导工作制度和改进工作作风。他同有关同志频繁通信，反复磋商，拟定措施。本卷收载了这方面的文献6篇。其中《关于副主席（人民委员会和劳动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工作的决定》和《关于人民委员会副主席和主席的工作制度的建议》两文对副主席的工作性质、今后任务和具体要求作了极为详尽的规定。列宁规定副主席的基本工作是检查法令、法律和决定的执行情况，紧缩机关编制，简化办文制度，反对官僚主义和拖拉作风；要求各副主席将大约十分之九的精力用于经济系统各人民委员部。每个副主席应负责建立一两个模范部门或机关，带动其他单位。列宁非常重视和强调领导深入基层的重要性，反对浮在上面，整天忙于开会。他指出：“鉴于改善和整顿整个机关比主持会议以及同副人民委员和人民委员谈话这类工作更为重要，而这类工作至今占用了各副主席的所有时间，因此必须规定并严格实行：每位副主席每周‘下底层’时间不得少于两小时，亲自对机关上层和基层五花八门的各个部分，而且是最意想不到的部分进行考察。”（本卷第321页）

　　本卷中关于对外贸易垄断问题的文件和书信表明了列宁坚决维护对外贸易垄断的立场。由于实行新经济政策，扩大同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联系，俄共（布）和苏维埃的领导人员中在十月革命以来实行的对外贸易垄断的必要性的问题上出现了意见分歧。格·雅·索柯里尼柯夫、尼·伊·布哈林、格·列·皮达可夫反对对外贸易垄断。斯大林、格·叶·季诺维也夫、列·波·加米涅夫主张放宽对外贸易垄断。列宁特别强调对外贸易垄断的重要性，把它看成是社会主义国家在经济中的主要命脉之一。他认为，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才能保证苏维埃国家的经济独立，保证本国工业的恢复和发展。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的有关决议重申维护对外贸易垄断，但是不同意见的斗争没有停止。由于列宁坚持原则并做了细致的工作，持反对态度的同志，终于放弃了自己的错误意见。12月18日中央全会一致通过决议，确认“加强对外贸易垄断的绝对必要性”。本卷所收的有关文献不仅对于研究俄国关于对外贸易垄断的争论问题本身，而且对研究俄共（布）的党内斗争，研究列宁解决党内分歧的方式方法都很有意义。

　　本卷中的一些文献，如《致国家计划委员会所属租让委员会主席》、《就瑞典贷款谈判问题向俄共（布）中央政治局提出的建议》、《就同德国公司财团的合同问题给约·维·斯大林并转俄共（布）中央政治局的信》以及《关于同莱·厄克特的租让谈判》等等，表明列宁极其重视同资本主义国家和企业的租让谈判问题，既力争利用外国资金和技术，又坚持互利的原则，坚决拒绝损害苏维埃俄国根本利益的条件。

　　列宁在本卷的一些文献中强调了健全法制、保证法制统一的问题。5月15日和16日两次给德·伊·库尔斯基的信反映了列宁对制订刑法典的重视。在《就惩处犯罪的共产党员问题给俄共（布）中央政治局的信》和《论“双重”领导和法制》中，列宁坚决反对地方的党政领导机关对执法机关的干预。1922年5月15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次常会审议《检察机关的监督条例》，多数与会者反对赋予检察机关以监督法制的执行的权利，主张检察机关受中央机关和省执行委员会的“双重”领导。列宁在《论“双重”领导和法制》一信中对这种意见进行了尖锐的批评，认为它不仅在原则上是错误的，而且反映了地方官僚和地方影响的利益和偏见。列宁强调法制应当是统一的，不受地方的任何干扰。他指出：“毫无疑问，我们是生活在无法纪的海洋里，地方影响对于建立法制和文明即使不是最严重的障碍，也是最严重的障碍之一。”（本卷第196页）地方检察机关应当只受中央机关领导，有权从是否合乎法制的观点对地方政权的决定和决议提出异议。这样才能使检察机关顶住地方和私人的干预，从而有可能同各种违法行为和官僚主义进行有效的斗争。

　　本卷中还有一些文件和书信，反映了列宁对文化、科学工作的发展，以及对农村工作，对党员质量等问题的关心。

　　本卷所收的《对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给出席三个国际的代表会议的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指示草稿的意见》、在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对〈关于俄共（布）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工作报告的决议草案〉的补充意见》、《我们付的代价太大了》、《对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三个国际的代表会议的决议草案的意见》以及在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等文献，主要论述了国际工人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中的策略问题。列宁指出，各国共产党的主要任务是把工人大多数、劳动者大多数争取到自己方面来，争取群众的重要手段是统一战线策略，共产党人必须在不放弃基本原则的前提下在策略上采取灵活的态度，学会使用一切斗争形式和手段。

　　苏维埃俄国的对外政策是本卷文献所涉及的主要问题之一。热那亚会议是苏维埃俄国首次参加的国际财政经济会议。列宁对此极为重视。在《论苏维埃共和国所处的国际和国内形势》中，在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的中央委员会政治报告、3月14日给契切林的信、《对苏维埃代表团在热那亚会议上的声明草案的修改意见》以及《关于热那亚会议问题的函电》等文献中，列宁规定了苏俄代表团的任务，对代表团的活动进行了具体领导。列宁强调苏维埃代表团是以商人身分到热那亚去的，实际目的在于扩大贸易，但是支持资产阶级阵营中那些希望和平并与苏维埃俄国建立经济关系的和平主义者仍然是自己的义务，这样有利于分化敌人。他说：“是同醉心于用武力解决问题的资产阶级阵营的代表打交道，还是同倾心于和平主义（哪怕是最糟糕的、从共产主义观点看来是不值一驳的和平主义）的资产阶级阵营的代表打交道，这对我们当然是有区别的。”（本卷第70页）列宁认为，为了达到和平共处、巩固社会主义阵地的目的，社会主义国家能够而且应当与资本主义国家达成某些协议，可以在对等原则下作出让步。但是，绝不能接受侮辱性条件。苏维埃代表团根据列宁的指示，拒绝了帝国主义列强的无理要求，维护了主权独立，同时又利用了帝国主义营垒中的矛盾，在拉帕洛签订了苏德条约，打破了资本主义国家结成反苏维埃俄国的统一战线的企图。列宁指出必须坚决反对帝国主义战争，争取和平。在《对我国出席海牙会议代表团的任务的意见》中，列宁对如何对待反战问题作了明确的具体指示。

　　本卷正文的最后一部分是列宁病重期间口授的文章和书信。这些著作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其政治意义和理论意义极为重大。列宁在这里阐述了关于社会主义在苏维埃俄国的命运问题。他总结了俄国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发展了在以前论著中提出的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些观点和原理，指明并论证了国家经济、政治、文化建设的道路。这些思想构成了在经济文化落后的俄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战略计划。

　　在《论我国革命》一文中，列宁有力地驳斥了孟什维克和第二国际机会主义分子关于俄国没有实行社会主义的客观经济前提、俄国的生产力和文化发展水平没有达到能够实行社会主义的程度这种反马克思主义论断。他指出，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不仅丝毫不排斥个别发展阶段在发展的形式或顺序上表现出的特殊性，反而是以此为前提的。由于特殊的历史条件，俄国没有从理论所规定的那一端开始，国内政治变革和社会变革先于经济进步和文化进步，因而能够用不同的方法来创造发展文明的根本条件，即先用革命手段取得实现社会主义的政治前提，然后从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创造建设社会主义所需要的生产力水平和文化水平。这种特殊性并没有改变世界历史发展的总的路线。他还预言，“在东方那些人口无比众多、社会情况无比复杂的国家里，今后的革命无疑会比俄国革命带有更多的特殊性”（本卷第372页）。列宁嘲笑机会主义者企图用一成不变的框框规定今后世界历史发展的一切形式的迂腐之见，从认识论和方法论的高度驳斥了他们的谬论，揭露他们的错误的根源，同时，用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辩证法从思想上武装了党和人民，增强了社会主义必胜的信念。

　　列宁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出发，科学地分析了国际形势，指出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东方国家已经卷入了全世界革命运动的总漩涡，世界斗争的结局正是取决于占世界人口绝大多数的东方各国人民的解放斗争。列宁认为，在这个意义上说，“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是完全和绝对有保证的”（本卷第391页）。同时列宁清醒地估计到仍处在资本主义包围中的苏维埃俄国面临的困难和危险，告诫全党要极其慎重地维护工人政权，加强工农联盟，注意并防止工人阶级同农民之间可能产生的任何分裂。这是苏维埃俄国整个战略策略的根本出发点。

　　列宁在阐述建立社会主义物质技术基础的问题时，把重工业放在最重要的地位。他认为重工业是对农业进行技术改造、发展整个国民经济的关键，是巩固苏维埃国家、保障国家独立的决定性因素。他建议尽一切可能发展大机器工业，发展电气化。列宁认为，工人阶级只能在同农民结成巩固联盟的基础上而不能通过使小商品生产者破产的办法来建立重工业。发展重工业的资金来源应该是国营企业的利润、税收、国家机关缩减开支以及其他一切领域的节约。

　　列宁的建设社会主义的计划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是对小农的社会主义改造。他在《论合作社》一文中提出了把小农逐步引向社会主义的合作社计划。列宁根据十月革命后最初几年实践的经验教训指出，在新经济政策下已经发现了把小商品生产者的私人利益同社会利益结合起来，使私人利益服从社会主义建设的公共利益的合适程度，从而克服了过去许许多多社会主义者没有克服的障碍。列宁肯定了合作社在这方面的重大意义，指明了从流通领域入手把农民组织起来的合作社道路。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的一个重大贡献。他指出，“从实质上讲，在实行新经济政策的条件下，使俄国居民充分广泛而深入地合作化，这就是我们所需要的一切”，“国家支配着一切大的生产资料，无产阶级掌握着国家政权，这种无产阶级和千百万小农及极小农结成了联盟，这种无产阶级对农民的领导得到了保证，如此等等——难道这不是我们所需要的一切，难道这不是我们通过合作社，而且仅仅通过合作社，通过曾被我们鄙视为做买卖的合作社的——现时在新经济政策下我们从某一方面也有理由加以鄙视的——那种合作社来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所必需的一切吗？这还不是建成社会主义社会，但这已是建成社会主义社会所必需而且足够的一切”。（本卷第362页）列宁在阐述了他的合作社计划时，揭示并论证了在无产阶级政权和生产资料公有的条件下合作社的性质问题，指出“在我国的条件下合作社往往是同社会主义完全一致的”（本卷第366页），合作社的发展也就等于社会主义的发展，“与此同时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对社会主义的整个看法根本改变了”（本卷第367页）。列宁还阐明了实现合作化的重要原则：建立必要的物质技术基础，提高农民的文化水平，用农民感到简便易行和容易接受的方法、坚持自愿的原则使每个居民都参加合作社买卖，国家对合作社进行指导，并在经济、财政、银行等方面给予切实的支持。

　　列宁特别强调在农民中进行文化工作的重要意义，把这一工作看作面临的两个划时代的主要任务之一，指出其经济目的就是合作化。他认为，有了完全合作化的条件，苏维埃俄国才能在社会主义基地上站稳脚跟，但是没有整个的文化革命，要完全合作化是不可能的。列宁指出，文化革命对整个社会主义建设来说都是极其重要的。社会主义不仅要求具有新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而且要求具有高度发展的文化和科学。不提高人民的文化水平社会主义就无法建立。列宁尖锐批评反对文化和科学发展中的继承性、对文化遗产持虚无主义态度的人，要求批判地接受全人类所创造的文化宝库，用来建设社会主义文化。他说，俄国的政治变革和社会变革为文化革命创造了全部条件，“现在，只要实现了这个文化革命，我们的国家就能成为完全社会主义的国家了”（本卷第368页）。因此，列宁十分重视教育事业的发展，要求切实增加教育经费，改善教师的物质生活条件，振奋他们的精神。他强调“应当把我国国民教师的地位提到在资产阶级社会里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有的高度”（本卷第358页），不做到这一点，就谈不上任何文化，既谈不上无产阶级文化，甚至也谈不上资产阶级文化。

　　把从旧社会接受下来的国家机关改造为新型的机关是苏维埃俄国早期一个非常困难而又急待解决的问题。列宁把它视为两个划时代主要任务中的第一个任务。在《我们怎样改组工农检查院》和《宁肯少些，但要好些》两文中，列宁论述了党的中央监察委员会和苏维埃政府的工农检查院在革新国家机关、提高机关工作质量方面的职能和任务问题，提出了改组工农检查院的计划，建议把它同中央监察委员会结合起来。列宁的意见是，中央监察委员会要适当扩大，形成一个紧密的集体，它能够不顾情面、不慑于哪怕是总书记或其他中央委员的威信而提出质询，检查文件，使各项事务严格按规定办理，以减少中央委员会里纯粹个人因素或偶然情况造成的影响以至分裂。中央监察委员会应派出委员参加工农检查院的领导工作。工农检查院的人员要精干，应当都是经过特别考查，十分可靠，懂得科学管理，具有现代素养的人才。这样就会大大提高工农检查院的威信和工作质量。列宁深感可以用来建立名副其实的社会主义国家机关的人才太少。一心一意为社会主义奋斗的工人不具备必要的知识和文化，而有知识、受过教育和训练的人才又少得可怜。因此，列宁提出了学习的任务，要求监察机关的人员在实践中不断学习，既要了解国家机关工作的一切细节，又要了解资产阶级的现代科学在使各类职员工作达到最佳水平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列宁认为，国家机关的整顿不能急于求成，工农检查院作为改善国家机关的工具应当首先成为真正的模范机关。只有这样，才能完成整顿国家机关，革除旧习，改变机关面貌的崇高任务。只有完成这一任务，才能顺利实现俄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宏伟战略计划。

　　列宁充满着对党在思想上和组织上统一的深切关怀写了《给代表大会的信》。他认为党的统一的最重要条件是党的领导机关——中央委员会的团结和稳定。为此，他建议吸收工人共产党员和劳动农民共产党员担任中央委员，把中央委员人数增加至50甚至100人，以便减少中央委员会作出决定时的个人的、偶然的因素，从而使中央委员会在其工作的继承性和抵制分裂方面具有更大的稳定性。为了保障党的领导核心的团结，列宁评述了党中央的主要成员特别是斯大林的个人特性，并提出了防止分裂的措施。列宁认为，必须贯彻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的原则，才能保证党的统一和政策的正确性。

　　列宁在《关于赋予国家计划委员会以立法职能》一信中，建议扩大国家计划委员会的职权，使它的决定不被通常的苏维埃审议程序推翻。列宁认为，国家计划委员会正在全面发展成为专家委员会，这个机关的领导者应当是有科学修养的人，还应当具有吸收人才的丰富经验和能力。

　　《关于民族或“自治化”问题》一信反映了列宁对加强苏维埃各民族的友谊和合作的关注。他要求以完全平等、互相尊重、友好互助和合作的原则来处理各民族人民的关系，反对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强调要极其细心地对待以前遭受民族压迫的各民族人民的民族感情。

　　列宁最后口授的这些书信和文章，内容极其丰富，包含着深邃的思想。其中许多重要的理论问题，需要认真学习和深入探讨。

　　本卷文献比《列宁全集》第1版相应时期所收的文献增加57篇。其中有：《致国家计划委员会所属租让委员会主席》、《就苏维埃代表团在热那亚会议上的策略问题给格·瓦·契切林的信》、《对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给出席三个国际的代表会议的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指示草稿的意见》、《就惩处犯罪的共产党员问题给俄共（布）中央政治局的信》、《给尼·彼·哥尔布诺夫的便条并附关于合作社问题的意见》、《对苏维埃代表团在热那亚会议上的声明草案的修改意见》、在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对〈关于俄共（布）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工作报告的决议草案〉的补充意见》、《俄共（布）中央全会关于书记处工作安排的决定草案》、《就三个国际的柏林代表会议问题向俄共（布）中央政治局提出的建议》、《对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三个国际的代表会议的决议草案的意见》、《对〈纽约先驱报〉记者的谈话》、《关于热那亚会议问题的函电》、《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出版格·瓦·普列汉诺夫文集的决定》、《给约·维·斯大林的便条并附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对外贸易垄断问题的决定草案》、《对俄罗斯联邦刑法典实施法草案的补充和给德·伊·库尔斯基的信》、《就裁减红军问题给俄共（布）中央书记处的信》、《就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组成问题给约·维·斯大林并转俄共（布）中央政治局的信》、《关于同莱·厄克特的租让谈判》、《关于成立苏维埃共和国联盟》、《就同德国公司财团的合同问题给约·维·斯大林并转俄共（布）中央政治局的信》、《致彼尔姆省执行委员会主席》、《致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就裁减军队问题提交俄共（布）中央政治局的建议》、《致北美俄国侨民》、《关于削减海军舰只修建计划》、《关于人民委员会和劳动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分工的建议》、《关于人民委员会副主席和主席的工作制度的建议》、《就人民委员会和劳动国防委员会副主席的分工问题给列·波·加米涅夫、阿·伊·李可夫、亚·德·瞿鲁巴的信》等等。

　　《附录》中所收的18篇文献，除《在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俄国革命的五年和世界革命的前途〉的提纲》中的第1个提纲曾收入《列宁全集》第1版第36卷外，都是新增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