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社自由”的口号可以成为目前工人运动的基础吗？ （1912年7月30日〔8月12日〕）

以托洛茨基为首的取消派在合法报刊上证明说，这是可以的。他们竭尽全力歪曲工人运动的真实性质。但这是一种白费力气的尝试。快要淹死的取消派想抓住一根稻草，目的是要挽救他们的非正义事业。

1910年，一些知识分子小集团就搞了一个要求结社自由的请愿运动。这是个臆想出来的运动。工人群众漠然置之。这种无聊的把戏是不会燃起无产阶级的斗争热情的。只有自由派才会相信，可以在沙皇专制制度下实行政治改革。工人立刻就看出这是一个骗局，因而未加理睬。

工人并不反对为改革而斗争，他们曾为争取制定保险法斗争过。他们通过自己的代表，在第三届杜马[28]中利用一切机会，以求得到最微小的改善。但问题正 在于，第三届杜马和保险法不是臆想的东西，而是政治事实。而要在罗曼诺夫王朝的六三君主制下实行“结社自由”，那是腐朽的自由派的空洞诺言。

自由派是革命的敌人。就是现在，他们也在露骨地反对革命，——第三届黑帮杜马也没有使他们消除对革命的恐惧。他们由于害怕革命，就把希望寄托在各种名目的立宪改革上，以此来安慰自己，并对工人宣扬其中一种改革——结社自由。

但是，工人是不会相信在第三届杜马期间，在普遍无权、专横肆虐的情况下实行“立宪”这种鬼话的。工人是真正要求结社自由的，正因为如此，他们才为争取全体人民的自由，为推翻君主制度和建立共和国而斗争。

4—5月的罢工实际上证明了，无产阶级已经起来举行革命的罢工。经济罢工和政治罢工的结合，革命的群众集会，彼得堡工人5月1日提出的建立共和国的口号，——所有这些事实完全证明，革命高潮已经到来。

俄国的客观实际情况是：无产阶级已经开始了推翻沙皇君主制的群众革命斗争；与这个斗争相呼应，军队中的风潮在扩大；农民民主派的优秀分子正在甩开自由派，听从工人先锋队的指引。

而自由派，这帮革命的敌人，却一味坚持“立宪”道路，搬出要在俄国沙皇君主制度下实行“结社自由”的诺言（空洞而虚伪的诺言）来反对革命！

实际的政治形势就是这样。现实的社会力量就是：（1）践踏一切“宪制”的沙皇君主派（2）自由主义君主派资产者，他们由于害怕革命，假装相信“自由”可 以同沙皇政权并存；（3）革命民主派，他们中间已经出现了领袖——工人群众，从赫尔辛福斯到塔什干士兵和水兵们都在响应工人群众的号召。

请看，取消派在这种形势下宣扬“结社自由”是多么愚蠢！这些支持自由派工人政策的聪明人从所有的“改革”中选中了完全行不通的立宪改革这一空头诺言，玩起“欧洲式的”立宪来寻开心。

不！工人要把自由派和自由派工人政策一脚踢开。不论在第三届和第四届杜马，凡是真正列上议事日程的一切改革，从保险法到增加公务奴隶的薪水，工人都要加以支持和推广，并且将其作为自己的运动的内容。

但是，对于那种要在专制制度下实行立宪政治改革的空洞而荒谬的诺言，工人只有嗤之以鼻。已经开始的推翻君主制、争取建立共和国的群众革命斗争一定会扩大 和加强！斗争将表明，一旦新的革命遭到失败，将会出现一些什么样子的半截子的立宪改革，然而现在，正当革命冲击开始的时候，就向群众鼓吹非革命的道路，鼓 吹和平的立宪改革，那只有“套中人”[29]才做得出来。

已经开始的革命冲击要求提出革命的口号。打倒君主制！民主共和国一定要建立，八小时工作制一定要实行，地主的土地一定要全部没收！

载于1912年7月30日（8月12日）《工人报》第9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22卷第10—12页

[28]第三届杜马（第三届国家杜马）是根据1907年6月3日（16日）沙皇解散第二届杜马时颁布的新的选举条例在当年秋天选举、当年11月1日 （14日）召开的，存在到1912年6月9日（22日）。这届杜马共有代表442人，先后任主席的有尼·阿·霍米亚科夫、亚·伊·古契柯夫（1910年3 月起）和米·弗·罗将柯（1911年起），他们都是十月党人。这届杜马按其成分来说，是黑帮－十月党人的杜马，是沙皇政府对俄国革命力量实行反革命的暴力 和镇压政策的驯服工具。这届杜马的442名代表中，有右派147名，十月党人154名，立陶宛—白俄罗斯集团7名，波兰代表联盟11名，进步派28名，穆 斯林集团8名，立宪民主党人54名，劳动派14名，社会民主党人19名。因此它有两个反革命的多数：黑帮－十月党人多数和十月党人－立宪民主党人多数。沙 皇政府利用前一多数来保证推行斯托雷平的土地政策，在工人问题上采取强硬政策，对少数民族采取露骨的大国主义政策；而利用后一多数来通过微小的让步即用改 良的办法诱使群众脱离革命。

第三届杜马全面支持沙皇政府在六三政变后的内外政策。它拨巨款给警察、宪兵、法院、监狱等部门， 并通过了一个大大扩大了军队员额的兵役法案。第三届杜马的反动性在工人立法上表现得尤为明显，它把几个有关工人保险问题的法案搁置了3年，直到1911年 在新的革命高潮到来的形势下才予以批准，但保险条件比1903年法案的规定还要苛刻。1912年3月5日（18日），杜马工人委员会否决了罢工自由法案， 甚至不许把它提交杜马会议讨论。在土地问题上，第三届杜马完全支持斯托雷平的土地法，于1910年批准了以1906年11月9日（22日）法令为基础的土 地法，而拒绝讨论农民代表提出的一切关于把土地分配给无地和少地农民的提案。在少数民族问题上，它积极支持沙皇政府的俄罗斯化政策，通过一连串的法律进一 步限制少数民族的基本权利。在对外政策方面，它主张沙皇政府积极干涉巴尔干各国的内政，破坏东方各国的民族解放运动和革命。

第三届国家杜马的社会民主党党团，尽管工作条件极为恶劣，人数不多，在初期活动中犯过一些错误，但是在列宁的批评和帮助下，工作有所加强，在揭露第三届杜马的反人民政策和对无产阶级和农民进行政治教育等方面都做了大量的工作。——[11]。

[29]套中人是俄国作家安·巴·契诃夫的同名小说的主人公别利科夫的绰号，是因循守旧、害怕改革的典型。——[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