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富与智慧

本期博客，原想续接上一期，写《中国人的世纪之六》，内容大致也想好了。可是，最近媒体上发生的一些事情，比如对富豪第一桶金的质疑和围绕富豪群体性原罪引起的纷纷扬扬，以及亿万富翁上海集体征婚招致的诟病，还有加拿大酒商计划向中国中产阶级赠送酒窖引发的争议，等等，令人感到有些话想说。特别是今天见诸报端的头条政治新闻，中共中央颁发的新阶段统战《意见》，将主要由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和自由择业知识分子组成的新阶层纳入统一战线，引发笔者更多的联想，遂使我产生了改变原计划，先写作本文，待后再续前文的想法。

自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开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基本国策是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现现代化。这种历史性的转变和选择，极大的改变了中国社会，反映在民间的最大变化，就是引发了人们对财富的普遍向往、重视和追求，以及社会逐渐回归本真的、世俗的、重民生的大众社会。较之三十年前那个高度意识形态化、非物质化的乌托邦世界，改革开放带来的巨变，令人有恍如隔世之感。短短三十年来，国人目睹了从万元户到百万富翁再到亿万富豪横空出世，迅速跃迁，如同神话般的奇迹，人们的价值观念经历了极为巨大的冲撞，而几乎所有亿万富豪的产生是近十年的事情，在如此短暂的时间产生如此多的大富豪，不说史无前例，也确实令普罗大众感到象坐过山车般的刺激和眩目而有些难以适应。与此相应，象英国人胡润那样不断渲染富豪或专注富豪各种新闻不意刺激中国社会神经的亦开始浮现。胡润他是老外，他搞富豪排行榜，吃中国富豪饭，当然不会顾虑这样做是否冒触中国的传统理念，是否有违中国建设和谐社会之大计。但是中国的富豪们却苦了，被胡润估价挂牌的富豪，其实是备受煎烤，除却个别之外，大多数恐怕并非所愿，有苦难言。因为中国社会大众对富豪财富的取得并未适应和认同，普遍感到不服。如果说人们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津津乐道万元户、十万元户，对他们的议论虽有一些调侃，更多的是带有惊讶和善意的成分，而今天，许多人对财富英雄的不断涌现则感到有些困惑、不平甚至愤怒。在一个还不太公开、公正、公平的竞争环境下，人们对有些财富表示质疑是可以理解的。君不见，最近被揭出的某些世界500强在华投资企业，竟然也在中国行行贿受贿之事，直接触犯中国法律。这仅是众多洋企业因官员弊案被牵出的一例，还没有被发现的又有多少呢？跨国公司在进入中国后，尚且如此，那么熟门熟路的中资企业呢？难道不允许民众从此案中想得更多些吗？

这是当今中国社会应当面对的一个现实。面对“第一桶金”，甚至“第二桶金” 、“第三桶金” 的追问，中国的富人们必须正视，而不是抱怨，更不能简单地、情绪化地用“仇富”来进行反诘。在中国这样一个转型社会里迅速出现一个暴富群体，社会大众有如此反映，实属正常。且不要说在中国社会，即使放到别的社会，恐怕也会引起一些不适应和不满。加之几千年来，中国社会深受儒家思想影响，虽然民间从来以柴米油盐为开门首事，盛行钱能通神的俗念，但道义上历来重义轻利，重德轻财，不患寡而患不均，并且社会对为富不仁、多财少义几近于本能的反感，历来指责颇多，乃至痛恨，似成定见。因此，难怪媒体对宝马车撞人之类事件极为敏感，对富豪征婚颇为不悦。而前述的总部设在加拿大的国际葡萄酒文化促进组织(IWCPA)计划在今年圣诞节前向中国中产家庭赠送10万酒窖，以凸显中国富人的品位，这种商业推销的噱头，纯粹是给中国富人添乱，难免要招致公众的反感。

应当说，诞生在二十世纪末、二十一世纪初期的中国富豪们，他们是幸运的，赶上了一个经济英雄主义的时代，可以百分之一百二十的热情和野心去追逐财富，并且现实的权力和政治也并不排斥他们，中共中央新的统战《意见》还决心容纳他们。但同时，他们仍然必须小心，既不能过多炫耀自己的创富经历，更不能用财富去刺激招惹社会大众。据报载，目前全国私营企业已有４５０万家，投资人１１００万，自由职业者大约１０００万人左右，他们与普通大众进行着频繁的接触，他们必须学会如何做一个富人，做一个合格的富人。毫无疑问，许多富人具有创业的过人之处，但能否成为一个与社会和谐的富人，还需努力。获取财富需要智慧，使用财富同样也需要智慧。如同打江山难，守江山更难一样，积财难，用财亦难。许多富人可能对如何获取财富高度重视，而对如何使用支配财富可能会放松，其实不然，积财乃为用财，积是手段，用是目的。用好财货，积财才有意义。不会使用财富的富人，即使财富很多，其财富的价值也不大。否则，财多并不一定幸福多，有时甚至更添烦恼。财富的意义在于它的使用价值而不在于它的数量，只有真正懂得使用并发挥了财富使用价值，并且懂得按照社会规范使用财富的富人，才是一个有智慧的富人。（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