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关系走向冲突的缘由

全球化还是反全球化已经成为当今世界的两大发展趋势和主要矛盾，并由此影响国家之间的关系变化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国家是全球化的支持者，在全球化的经济体系中他们成为制造和加工基地，经济得以快速发展，并成为国际舞台上一股新兴的政治力量。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从全球化的倡导者转变为全球化的反对者，经济上退回到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经济增长陷入停滞，政治上趋于守成与保守。

全球化依据的是市场逻辑，市场逻辑以利润为导向，而利润是一种信号，它告诉我们，为了满足那些我们不认识的人的需求，我们必须干什么，人类正是通过追求利润而从利己主义者成为利他主义者。同时利润也是一种信号，它告诉我们，我们应该在哪里研发，哪里生产，哪里销售，从而使收益大于成本，人类正是通过追求利润使资源得到最有效的配置和利用，使人类达到充分繁荣和富裕。无疑，市场规则这一看不见的手正在依照自己的逻辑塑造着我们的世界，并成为指导和约束各国行为的准则。

冷战后，美国和西方国家主导的政治全球化打开了经济全球化这个潘多拉盒子，饥渴的资本纷纷从美国和西方涌向地球的另一半，就像发现新大陆一样，因为那里有巨大的市场和充足的廉价劳动力，与此相比，美国和西方因为发展，趋于饱和，投资回报空间越来越稀薄。在全球一体化时代，资本超越国界，把全球作为一体，对资源加以整合配置以求资源的最有效利用和利润的最大化，从而改变了以往以国家为主体的全球产业分工体系。经济全球化推动了世界经济中心从西方向东方的转移，中国与新兴经济体国家成为全球经济体系中的制造业与加工基地，经济得以快速发展，特别是中国在过去的30年中获得了5000亿美元的外来投资，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世界投资中心，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平均增长率达到9.5%以上，是美国经济增长率的3倍，制造业的迅速发展，推动中国成为全球最大的出口国和全球最大的外汇储备国，并由此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并且根据预测中国GDP总额将于2019年超越美国。经济的成功正在推动中国和新兴经济体国家政治的醒悟，他们要求在国际舞台上有更多的话语权，要求改变现有国际体系，使之更加民主化和具有包容性。

反全球化依据的是国家逻辑，国家逻辑追求国家的竞争力和财富最大化，控制经济发展和资本流向，以增加国家自身的权利和经济福利，所以国家逻辑决定了国家行为以国家利益为导向的自私和非利他性，决定了国家关系的对抗冲突和零和博弈的本性，这一本性导致国家间的互不信任以及成为国家之间冲突和战争爆发的根源。美国和西方国家是冷战后全球化的倡导者，他们以为全球化就是民主化和市场化，进而民主化与市场化就是美国化和西方化，通过全球化最终达到历史的终结，但是，历史的这一幕并未发生，事实是美国和西方的衰退和终结，由此导致美国和西方国家从全球化倡导者转变为反对者。

美国国际关系研究学者罗伯特·吉尔平曾写到，衰退中的大国有三种战略可选择，一最激烈的做法是利用自己的军事力量，排除新兴国家的经济挑战和军事威胁；二是后退到贸易保护中去，或者削弱新兴国家的经济；三是采取使本国日趋衰退的经济振兴起来的政策措施。通常受到挑战的国家是把各种战略结合起来贯彻。

目前作为受到挑战的国家美国和西方国家，基本上遵循了这一原则，正因为如此，建立在市场逻辑基础上的全球经济问题正在转变为政治和军事上的问题，崛起和发展中国家与衰退中国家的矛盾正在激化，其中特别是在中国与美国之间。中美关系一方面是建立在市场逻辑基础上的互利双赢关系，没有美国资本的输入和引进，就不可能有中国的迅速崛起，而中国对于美国是全球最大的廉价制造业和加工基地，但中国的崛起导致双方关系回归到国家逻辑基础上，转变为对抗冲突和零和博弈关系。美国作为目前世界最强大的国家，其全球战略目标是维护其全球第一的地位和利益，所以中国的崛起，不管是何种原因，是美国不能容忍的，为此美国在战略上转向和锁定亚洲和中国，目的就是为了遏制中国。对于中国来讲，美国的冷战思维和现实主义进攻战略已成为其和平崛起的主要外部威胁。

进入21世纪，全球化与反全球化的矛盾已经成为国际社会的主要矛盾，无疑，全球化是当今全球经济与政治发展的主流，全球化推动了全球市场化与民主化的发展，但是，显然民主化与市场化不是美国化和西方化，以市场逻辑为基础的全球化正在使世界变得越来越小，越来越扁平，越来越民主化，人类正在走向一个没有政治边境的世界。那么，反全球化是否能够拯救美国和西方国家，使他们走出经济和债务困境，重新振作起来呢？这依然是一个未知数。对于美国和西方国家来讲，他们的错误在于，他们在全球推动全球化的时候，忘记了如何使自己全球化，在全球推动民主化时，忘记了如何使自己民主化，在全球推动市场化时，忘记了如何使自己市场化，他们在冷战后打开了全球化这个潘多拉盒子，但是不知道里面是什么？也不知道如何把它再关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