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晓政：读史书要有选择的读

众所公认，中国人是一个极富历史感的民族。在悠悠天地、逝者如斯的历史长河中追寻生命个体的意义，是中国人独特主体意识的体现。读史对于忧患多思的中国人来说，还有着多重意义：读史可慰藉心灵，“何以慰吾怀，赖古多此贤”；可寄寓理想，发思古之幽情，明今日之心迹；可通达事理，“鉴于往事，资于治道”。一言以蔽之，读史可以明智。单是历朝历代不可胜数的咏史诗，就可以一窥中国人对于读史的特殊喜爱。

读史可以明智，读史最深者又莫如著史者。中国古代著史者，固然多有董狐秉笔直书的勇气、司马迁忍辱负重的意志，以及司马光锲而不舍的坚守，可惜这并非历史的全部。仅以《二十四史》为例，我们就会尴尬地发现，著史者并非都是明智者，也并非都是“道德文章”的实践者。

例如，《汉书》的作者班固。班固的著史理念大不同于司马迁，这一点在二者对于西汉前期共同史事的不同书写中体现得尤为明显，班固甚至直接批评司马迁“是非颇谬于圣人”。不过，议人论事处处以圣人思想（即儒家思想）为标准的班固，对待自己却没有那么严格了。班固原本就深受汉明帝、汉章帝赏识，本人又结交窦太后之兄、权倾朝野的大将军窦宪，可谓显赫一时。但身为著史者的班固显然忘记了历史上众多物极必反、乐极生悲的事例，他身居高处而不能自警，特别是对子女疏于管教，其诸子“多不遵法度，吏人苦之”。用现在的话说，班固家里的“官二代”已然成了社会一害。甚至连他的奴仆都狐假虎威不可一世，有一次竟借着酒性冲撞洛阳令种兢，对种兢肆意谩骂。种兢慑于窦宪威势，虽“心衔之”而不敢发作。永元四年，汉和帝借助宦官力量除掉窦氏集团，此时的种兢终于逮住机会，以抓捕窦氏余党之名将班固收捕入狱。一代文豪班固最后竟因一奴仆而身死狱中，连累《汉书》未完，只得由其妹妹班昭续作而成。

又比如，《后汉书》的作者范晔。范晔同样才华横溢，史称其“少好学，博涉经史，善为文章，能隶书，晓音律”。和众多恃才自傲的文人一样，桀骜不驯的范晔甚至对当时的宋文帝都不假辞色。尽管这并未影响宋文帝对他的器重，但范晔却越走越远，最终在旁人钱财引诱、言语相激之下，走上谋反之路，弃首闹市，引人哂笑。范晔被抄家时，人们惊奇地发现，其家里富丽堂皇、珍玩无限，歌妓、侍妾个个盛装艳服披金戴银，他的母亲却独自住在简陋的小屋中，厨房里除了几捆柴禾空空如也。时值寒冬，范晔的侄子连床厚被都没有，叔父也只是穿着单衣。范晔曾经感叹，他以前常觉很多事情“恒不可解”，阅览历史、撰写《后汉书》后才“转得统绪”。但显然，自认为找到“统绪”的范晔并没有真正在历史中找到修身明德、安身立命的真谛。

《汉书》、《后汉书》与《史记》、《三国志》合称“前四史”，在《二十四史》中享有特殊地位，然而，“前四史”中的两位作者都死非其所，怎不令人扼腕唏嘘？后来的著史者，固然再无因品行不端而招致杀身之祸的，但白璧带瑕者亦未尝绝迹。北齐时，号称才华不让曹子建的魏收奉命修《魏书》，竟放言“何物小子，敢共魏收作色，举之则使上天，按之当使入地”，俨然将修史作为酬恩报怨的手段。如北平太守阳固因贪虐被弹劾定罪，但由于魏收曾受阳固儿子阳休之的恩惠，于是在魏收笔下，阳固竟成了一个廉洁正直的清官。《魏书》成后，众口喧然，纷纷指其为“秽史”，向朝廷投诉者前后接踵，以致朝廷不得不数次下令魏收改正，方才定本。而魏收终因修史树怨太多，死后竟被人挖坟弃骨。其地下有知，真不知当作何想！又如，五代时后周大将韩通因反对赵匡胤“陈桥兵变”，一家均惨死于赵匡胤手下王彦升之手。欧阳修撰《新五代史》，痛感于“五代之乱极矣”，“当此之时，臣弑其君，子弑其父，而缙绅之士安其禄而立其朝，充然无复廉耻之色者皆是也”，号称取“《春秋》遗旨”，将忠道臣节作为人物褒贬的唯一凭据，例如在《旧五代史》中还算正面人物的冯道在欧阳修笔下却成了寡廉鲜耻的小人。然而，也正是在《新五代史》中，尽管只是私下撰史，尽管终欧阳修一生也并未将此书刊印于世，但仍因担心北宋朝廷不悦，欧阳修并没有为韩通这个符合他杀身成仁标准的忠臣烈士立传。据说欧阳修曾向苏东坡夸耀其修《新五代史》有“善善恶恶之志”，苏东坡反问，“韩通无传，如何能称善善恶恶？”欧阳修听后一阵默然。欧阳修是大史学家，想必不会不知道，南朝时沈约奉齐武帝之命修撰《宋书》，犹豫着要不要给当年因反对萧道成篡权、兵败而死的袁粲立传，齐武帝（萧道成之子）平静地说，“袁粲自是宋室忠臣，岂可不立传？”相比之下，欧阳修未免小气了些。韩通无传，也成为后人批评欧阳修著史双重标准的口实。

读史使人明智，读史最深者却未必明智，这样的结论似乎使人悲观，但却更耐人寻味。引申开来，这有点像如今的“高层次人才”犯罪。所谓“高层次人才”犯罪，不论是高智商犯罪、高科技犯罪，还是担任高级领导职务者犯罪，其共同特点是都具有较高的学历、渊博的学识，有的甚至熟研法律。然而正如读史未能帮助班固、范晔摆脱杀身之祸一样，知识也未能帮助他们远离犯罪的陷阱。

究其原因，可能是以下几种情形。一种是过于自信、疏于警戒，自以为深明事理和规则，大事把得住，小事能看清，殊不知“泾溪石险人兢慎，终岁不闻倾覆人。却是平流无石处，时时闻说有沉沦”，这种自以为能稳控一切事态的自负心理往往使人在落马之后才追悔莫及。

一种是精英意识、特权意识作祟，以为道德、规则只管“群氓”，道理是讲给大众听的，自己当然不在约束之类。例如一些官员台上慷慨激昂，台下判若两人，其实这种“真诚的表演”已经深入其骨髓，他自己也安之若素，丝毫不觉有何不妥，只有当其坠落云端，才能真正明白任何人都不可超越制度和法律。

还有一种稍微复杂些，缘于“明理”太多，反而陷入相对主义或虚无主义之中。简言之，这种人不管做什么，总能找到某种理由、知识或者理论，作为自己行为正当性的论证和依据。比如，你若抱怨班固不洁身自好，他可能会慨叹：“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你若责怪范晔不忠不孝，他可能会反问：“这个国家值得你去爱吗？”你若批评魏收酬恩报怨，他难免要反驳：“无情无义难道才是英雄？”你若批评欧阳修不为韩通立传，他一定会质问：“难道一定要我为真理献身你才满意？”同理，你若去惋叹“高层次人才”的犯罪，他们难免要列举出无数的理由，以证明他们的犯罪不是个人的原因，而是“社会压迫”、“社会因素”使然。总之，不论是读史还是学理，如果不是将知识作为丰盈自身的方式，而是作为为自己诡辩、开脱的工具，那么，不仅读史不能使人明智，知识再多也不能助人清醒。

最后顺便说一句，如今读史似乎成了不少官员的雅好，这当然是好事，但正如读史未必明智，如果读史不是为了知古鉴今、修身明德，而只是为了从历史中寻找一些所谓做人的世故、做官的秘诀、斗争的诀窍等等“厚黑艺术”，这样的读史，误入歧途，不如不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