盘点近五年城市化进程中社会文化热点

中国社会以互联网为基础的新媒体发展迅速，一些城市群落从过去边缘化的社会形态升格为具有社会参与性和干预力量的团体。

在中国都市化进程中，自20世纪80年代至本世纪初，报纸、广播、电视与电影等所谓“单向传播媒介”构成了城市主流媒体，并塑造了中国城市价值形成的“单向认同”模式。新世纪以来，以互联网为载体的新媒体技术在中国遍地开花。以微博为例，在本年度，微博以不可思议的影响力出现在几乎所有公共事件中。微博的社会影响力不仅体现在覆盖日益广阔，也体现在人们借此形成新的媒介行为与价值认同上。

近几年，新媒体对中国城市社会生态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三方面。一是通过新媒体的移动参与平台，多元城市群落日益发达并显示其日益增强的社会影响力；二是通过新媒体的强大舆论影响，人们对社会公共事件从原先的被动观看逐渐走向了前台，以“集体围观”的方式形成了中国城市社会中新的参与力量；三是通过新媒体，社会决策层与广大民生主体的互动增强，公共决策在新媒体舆论的引导下日益完善。

公民文化权益问题凸显，文化产业发展的产业属性逐渐向社会属性转向。

5年来，在都市化进程的带动下，我国人民文化权益的需求与满足成为重要问题。

公民文化权益诉求凸显，满足与保护公民文化权益成为年度文化建设的重要举措。去年，“文化场馆免费开放”是满足公民权益的重要举措之一。经过近10年政策演进和基础设施建设的铺垫，我国公益性文化场馆免费开放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今年，全国所有公共图书馆、美术馆、文化馆（站）基本服务项目全部免费开放。这意味着公众对文化资源的使用脱离了产业运营的限制，成为公民行使其公民文化权的重要体现。

推行并落实“国民休闲旅游纲要”是保障公民文化权益的另一重要举措。去年，《山东省国民休闲发展纲要》（简称《纲要》）颁布，《纲要》明确“国民休闲是指国民在闲暇时间开展的旅游度假、康体娱乐、求知益智、愉悦身心等活动，是人类生存发展的基本需求，也是公民的基本权利和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并提出“把国民休闲的社会公益性摆在优先位置，不断加大政府投入，努力满足人民群众基本休闲需求”。《纲要》还对旅游休闲的发展定位进行了新的解释，将休闲旅游从单纯的产业运营提高到公众权益与社会福利的层次，标志着将山东省休闲旅游的发展重心从“产业本位”调整到“社会本位”。

公民文化诉求与实际文化消费之间存在明显冲突，显示出当代中国公共文化建设正处于十字路口，主流文化干预逐渐增强。

当代中国公共文化建设的问题在于，尽管在都市化进程的直接引导下，当代人的公民身份与公共文化权益诉求逐步觉醒，但我们的现实文化实践却倾向于选择满足个人化、情绪性需求的文化消费对象，由此形成了当代中国公共文化建设特有的“夹心”现象。

中国电视娱乐节目，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至今已30余年，电视娱乐产业已相对成熟，并成功培养出几代观众。但正如相关研究指出，自新世纪以来，中国电视娱乐节目的问题越来越多，娱乐内容高度雷同，娱乐层次日趋低俗，尤其是该类节目以公开形式制造媒体骗局，以冲击人的伦理与道德底线来换取收视率，导致了公众舆论对电视娱乐节目的罕见讨伐。但耐人寻味之处在于：那些公众谴责最集中的电视娱乐节目和人物却获得了最高的收视率和关注度，“边骂边看，越骂越火”成为中国电视娱乐的奇特景观。这其中当然包含了电视媒介工业的文化诡计，但为数众多、乐在其中的各种群体，也揭示了当代城市大众在公共文化选择上正处在十字路口的尴尬。

公民道德问题与信任危机成为社会热点，但由于道德理性缺乏而主要停留在道德批判激情的层次，则是需要关注的深层次问题。

公民道德是社会建设的核心内容之一。中华传统文化的主体是道德文化，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历代社会实行社会凝聚的重要基础之一就在于道德认同。

有研究指出，在很多话题上，媒介塑造了一种基于道德正义的谴责论调。这尽管有效激发了人们的道德义愤，但也造成了一个误区，即媒介引导的舆论谴责基于道德的超验性，认为道德是人无条件实践的社会行为。而在现实中，几乎所有的当事人都从自己作为一个“公民”身份来处理道德问题，这时如何选择就主要服从于一个人所接受的公民教育。因此，“见死不救”不应是传统的道德问题，而是公共社会与公共文化是否成熟的问题。由此可知，在中国都市化进程被日益放大的道德焦虑，在根本上是中国由乡土社会、市民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过程中必然遭遇的矛盾和发展阶段问题。这同时也说明，中国在未来的城市化道路上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任重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