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人特稿背后的深意：他们“为什么能”

中国新一代领导人的青年时代令人震撼。

无论出身高干家庭还是乡下农家，他们或曾在陕北山坳里种地、拉煤、打坝、挑粪，或曾在中国最贫穷的县当大队书记；还有人曾在广东当起重搬运工，“几乎每天都要去扛水泥，每包50公斤。”新华社特稿说。

在2012年最后一周连续三天播发的“中共高层新阵容”系列人物特写中，新华社中英文通稿以罕见的数万字篇幅，对新一届中共高层领导的个人经历、从政道路乃至家庭生活，都做出空前细致的描述。

同时披露的还有大量难得一见的照片，其中一些领导人与家人的合影，像是直接从家庭相簿中抽出来一般，略略泛黄模糊，但朴实的生活气息却扑面而来。

面对当年面貌清瘦的正定县委书记习近平与一群农民围坐桌前的旧照片，“90后”网友用“酷毙”、“帅呆”来形容。

虽然时光早已飞速掠过，虽然当年的“蓝涤卡”已像是“古董”，但那种浓郁的“地气”让今天不到20岁的少年也被感染。

新加坡《联合早报》引用了一条评论：“（领导人）今天回到人间挺好，百姓会觉得我们是一家人！”

“人民群众是我们力量的源泉”，关于习近平的特稿用标题开宗明义。它其实强调了中国共产党的“生命线”，也是三大“法宝”之一—— 群众路线。

从这组特稿的细致描述中人们可以看到，新一代领导人从基层走来的艰辛脚印，而那些与很多同龄中国人非常相近的经历，大概也可以为中共十八大后新政风的由来和根源做出注脚。

在执政60多年后，背负面向新中国成立一百年和建党一百年的执政诺言，中国共产党期待得到人民更加坚定的支持和信任。

十八大后的记者见面会上，刚刚当选总书记的习近平说，“新形势下，我们党面临着许多严峻挑战，党内存在着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尤其是一些党员干部中发生的贪污腐败、脱离群众、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问题，必须下大气力解决。”

他提醒，全党必须警醒起来。

中国的新领导人用曲折的个人经历体现了“从群众中来”，如今民众正在期待，他们领导执政党继续“到群众中”去的新实践。

田间地头走出的领导人

熟悉是信任的前提。

习近平在陕北插队的经历本来广为人知。但若非新华社这组人物特写披露那么多细节，人们恐怕很难想象，作为国务院副总理的儿子，他曾经经历如此平凡和艰苦的生活。

在延川县文安驿公社梁家河大队，由于窑洞里跳蚤特别多，习近平被咬得浑身都是水泡，只得在炕席下洒农药粉来灭蚤。

在那里，农民们用习惯性的价值标准评价着这个来自大城市的年轻人：首先，他是个好劳力—— 能挑一二百斤麦子走10里山路长时间不换肩；其次，他是个“吃苦耐劳的好后生”。

由于逐渐赢得乡亲们的信任，“出身有问题”的习近平不但入团入党，还担任了大队党支部书记。

这成为他锻炼成长、施展才干的第一个舞台。像大多数农村干部那样，习近平在修筑淤地坝时，赤脚站在冰中凿冰清理坝基。

那也是中国最艰苦的岁月。习近平把村里分配给知青的白面馒头分给乡亲们吃，自己吃糠窝窝。

另一个故事是，北京曾奖励给知青先进人物一辆带斗的三轮摩托车，那在当地是十分稀罕的，他却设法换成手扶拖拉机和磨面机、扬场机、抽水机等农用工具给乡亲们用。

1975年，习近平去北京读书的时候，他得到了一幅镶着“贫下中农的好书记”的镜框。

与习近平相似，李克强在70年代初来到中国最贫穷的县—— 安徽凤阳，在大庙公社东陵大队插队。他白天下田劳作，夜晚挑灯夜读。新华社特稿说：“他在那里深深了解了什么是贫困和饥饿。”

因为吃苦耐劳的品格和才干，李克强深得乡亲们拥戴，不久就担任了大庙大队党支部书记。

曾经扛水泥的新常委

张德江在1968年从长春市来到延边的汪清县罗子沟公社。他是七队集体户的户长。因为“当地青年都赶不上的吃苦劲头”，张德江在知青中很有威望，并因此成为当时100多名知青中的第一名党员。

俞正声在张家口的无线电厂当技术员。刘云山在农村学校做教师，在农村参加劳动锻炼,他于1975年开始在新华社内蒙古分社当了7年“农牧口”记者。

刘云山有一篇报道叫做《夜宿车马店》，因其文风独特的写作手法被当时的新闻界争相模仿，至今仍被中国新闻界视为范文。

不足千字的通讯，生动记录了他夜宿车马店的所见所闻。有一段关于车马店老炊事员周二旦的描写：他一边飞动着菜刀，一边乐呵呵地说，“俺在店里干了十多年，天天跟庄户人打交道。过去庄户人眉头上挽着疙瘩，如今，个个膘得脸上放光。那些年住店的，多数人拿的是红（高粱）黄（玉米）面窝头，舀两碗开水就着吃；现在可不一般了，拿着白面馒头还嫌不顺口，还要到街上买块豆腐割斤肉，打二两白干，人家就图那个美气哩！”

新华社还刊发了刘云山一张充满野外气息的工作照：1981年秋在内蒙古敖鲁古雅采访时与鄂温克猎民促膝交谈。

画面中刘云山与穿着同样简朴的猎民席地而坐，头顶是晾晒的猎物，中景是烧水做饭用的柴堆弥漫着青烟。

王岐山也在延安农村插队。正如人们所知，这种经历使他对农村研究产生了浓厚兴趣，并最终改变了他的人生路向。

张高丽不满3岁时父亲就过世了，从小与母亲相依为命，和农民一起上山种田下海捕鱼。

1970年，他从厦门大学经济系毕业，却被分配到中央大企业石油部茂名石油公司后勤部总仓库当起重搬运工，几乎每天都要去扛水泥，每包50公斤。

后来，张高丽曾用中学时的一首诗与南开大学师生分享自己的“艰辛”经历：“人生道路曲折漫长／不能没有理想／意志是多么的重要／当我孤独无援的时候／它给我力量／它给我希望……”

命运起伏跌宕，是那个时代很多人的共同经历。新常委们的故事和旧照片，在知青论坛中广为传播。很多人由此想起仍然留在农村的知青同伴们，他们中不少人像习近平和李克强一样，在那里成为大队书记。

对于目前中国社会中最主要的两代人——知青一代和他们的子女，特稿引起的共鸣自然而然。就前者而言，这些领导人就是他们曾经苦挣苦熬的同伴；对于后者来说，他们拥有和自己父母一样的经历，“吃过一样的苦，这些情节我们都很熟悉，因为父母经常会提起。”凤凰网知青论坛的一名版主说。

“这样一代人，经历了上山下乡，了解人民的疾苦。对于践行群众路线，可以说具有很好的基础。”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石仲泉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他们从乡间起步

在1949年之后的岁月里，中国经历了“将军治国”、“工程师治国”，领导人们曾因在枪林弹雨中身先士卒而被尊崇爱戴，又或因建设生产中的专业造诣而在参加工作早期就被人看重。

新一届领导人的人生经历相当特殊，他们大多出生成长在新中国成立之后，而动荡起伏的政治潮流，又将他们深深地推进中国社会的最底层。

他们大概也是从乡间起步的最后一代高层领导。知青一代之后，大多数干部都是从学校走向工作岗位。

从新华社特稿可以看到，基层情怀贯穿新常委们的人生旅途。正如习近平曾坦诚地说，在他的一生中，对他帮助最大的“一是革命老前辈，一是我那陕北的老乡们”。

1979年从清华大学毕业后，习近平到国务院办公厅、中央军委办公厅工作。1982年，当一些年轻人下海经商、出国留学时，他却主动离开北京，到河北正定县任职。

这个县1981年人均收入不到150元。刚开始，不少人对这个初出茅庐的年轻县委副书记将信将疑。“低调务实的他，住在办公室，吃在大食堂，和大家一起排队打饭，一起蹲在树下吃饭聊天，并总是骑着自行车往乡下跑，深入到老百姓当中拉家常、问寒暖，很快就和大家打成一片”。

1988年，习近平到福建宁德担任地委书记。宁德是当时中国18个连片贫困地区之一。他经常一连数日坐着吉普车在崎岖的山路上颠簸，常常颠得连腰都直不起来，有时腰疼得一时下不了车。

有个乡叫下党，他从早上7点半走到中午12点多才进到乡里，成为“到过这里最大的官”。

李克强毕业留校担任团委书记，年底被选为团中央常委。他虽已身居要职，但与基层的联系丝毫没有中断。

一个故事是在团中央工作期间，李克强在安徽省金寨县为全国第一所“希望小学”选址。两个月后，全国第一所“希望小学”在安徽金寨诞生。

2004年底，李克强调任辽宁省委书记。他走进棚户区，目睹了近千居民共用一个旱厕的场景。

李克强摸着冰冷的土炕，承诺说：“就是砸锅卖铁，也要让群众搬出棚户区。”

其后，他全力推动“棚改”民心工程。3年时间120万居民过上了新生活，大片的棚户区消失。

与“人民群众是我们力量的源泉”呼应，新华社特稿说，李克强在“棚改”过程中一再强调的“万事民为先”，这句话成为他日后主政的核心理念。

同样，按照特稿的讲述，“在基层锻炼多年，张德江深知民间疾苦，对老百姓怀有深厚感情”。

比较特殊的是，他曾任职民政部副部长，经常深入各地扶贫救灾，为基层群众办好事办实事。

俞正声的一个故事是，他在青岛做市长时为掌握一线真实情况，半夜来到印染厂，和夜班工人谈心听建议。

市长夜访一事轰动了青岛的纺织业。“至今，青岛一些纺织厂的老厂长们还感念敬重这位老市长”。

而从记者到官员，“几十年间，刘云山不变的是他对百姓、对基层的深厚情感”。

1986年，刘云山任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宣传部部长时，为调研农村思想政治工作，独自一人坐火车、乘汽车、搭拖拉机，进农家、住帐篷，与农牧民群众促膝谈心。

《人民日报》记者陈勇在河套地区采访听到刘云山的故事，写了“部长下乡”的报道，引起不小反响。

王岐山“对这片土地和人民的热爱”则直接改变了他的一生。他在上世纪80年代初进入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参与农村改革政策的研究和制定。这也成为他由学从政的起点。

而张高丽谈到自己从政经历说：“我本身就是个苦孩子，我的责任是恪尽职守做好工作，老老实实做人，全心全意服务。”有网友评论说，官员记着自己是“苦孩子”，就是记着百姓的艰苦，就是没有忘记自己是百姓中的一员。

在石仲泉看来，群众路线是中共历史经验的总结。当然，并非经历过疾苦就能够体会别人的艰辛。他说，“勿忘人民”，始终是执政党对自己最重要的提醒。

人们知道了他们“为什么能”

许多评论把中共十八大以来的新政风称为“风暴”。事实上，自2010年起，中国就已经开展了一轮以基层调研为主题的群众路线活动。

这一年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在《关于推进学习型党组织建设的意见》中要求：省部级领导干部到基层调研每年不少于30天，市、县级领导干部不少于60天，领导干部要每年撰写1至2篇调研报告。

在建党90周年等重大活动与高层领导讲话中，基层调研及其所代表的群众路线不断被重申，并成为2011年中国党政系统的关键词之一。

到2011年11月底，《学习时报》刊发了当时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在中央党校的讲话。

在这篇题为《谈谈调查研究》的文章中，身兼中央党校校长的习近平直指官僚作风，要求官员“深入实际、深入基层、深入群众”。

新华社特稿讲述了习近平对于“走基层”的钟情。

在宁德时，他提出信访接待下基层、现场办公下基层、调查研究下基层、政策宣传下基层的“四下基层”要求。

到福州后，习近平建立了领导干部下访接待群众制度，走遍福州五区八县。他曾经带领福州市区领导，两天接待逾700位来访群众，当场拍板、限期解决近200件问题。后来他又在浙江大力推行这项制度。

他甚至很重视通过新闻媒体同群众交流。他曾以“哲欣”为笔名在《浙江日报》专栏上发表了232篇短论，以平等和缓的语气，及时回答现实生活中群众最关心的一些问题，浅显易懂地讲道理，很受欢迎。群众说这是“用大白话，谈大问题”。

刘云山特稿的题目是“接地气才能有底气”。特稿说，刘云山经常写一些“豆腐干”文章，反对“长假空”的文风。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2011年底，他主管的中国新闻界开展了以下基层为主要形式的“走转改”活动，要求记者“把新闻写在大地上，写在人民心坎上”。

他在2011年第16期《求是》杂志发表署名文章，提出“为了谁、依靠谁、我是谁”的重要问题，作为“关于贯彻党的群众路线的几点思考”。

他说搞清“我是谁”，才能解“为了谁”、“依靠谁”。

对于这些新常委而言，“新政风”中的很多内容并不算新。

轻车简从的调研考察就是俞正声的一种工作方式。“他经常不按既定路线走。”上海市委组织部一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有一次，俞正声到黄浦区调研，直接让司机把车开到高楼大厦的背后，走进棚户区，走进挂满塑料袋接雨的居民家中。回来后，实现400万平米二级以下旧里改造工程进一步加快。

俞正声讲话往往不用稿子，调研不喜欢听汇报，而是自己直接提问。

在市民眼中，俞正声随和没架子，座车不设特殊号牌，外出时要求警车在后尾随不扰民，走在路上和环卫女工、游客随意攀谈，很多老百姓喜欢叫他“老俞”……

这组在新领导层就职一个多月后播发的人物特稿，引来了种种不同角度的解读。毕竟，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这是第一次如此细致而坦率地从个人角度，讲述总书记和他的同事们。

他们也曾经历艰辛，少年时也曾迷惘彷徨；他们也喜欢把年幼的孩子放在自行车后座上，或是与妻儿父母牵手并肩；他们愿意倾听农妇的抱怨，也喜欢上网了解别人的世界。

而公众回报给这些新鲜信息的不只是好奇的目光。从领导人丰富的人生细节之中，人们知道了他们“为什么能”。对于这个将带领中国攻坚克难的群体多了亲近，多了信任，更多了支持与期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