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自信”：源于中国发展的内涵型力量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随着苏联解体、东欧剧变掀起的世界性冲击波，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陷入前所未有的低谷，那时有人迷茫甚至动摇了。在那样一种纷繁复杂的国内外情势下，邓小平的南巡讲话及开启的又一轮思想大解放，打破了在姓社姓资问题上的思想桎梏，更重要的是，全面启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体系和制度的新一轮实践和探索。党的十八大提出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一定意义上说，就是在厚实的底子和充足的底气基础上对中国发展规律的时代回答。它告诉世人，“三个自信”源于改革开放30多年中国发展积蓄的内涵型力量。

道路自信，源于道路的正确性和不可逆性。道路关乎党的命脉，关乎国家前途、民族命运、人民幸福。那么，在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一以贯之的接力探索中探索出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究竟正确在哪里？为什么必须坚定不移地走下去？为什么不能用别的道路来取代？置于中国现代化和民族复兴的历史进程中看，最根本的原因在于，这条道路能够回答并且已经回答了事关中国前途和命运的六个核心问题：一是目标指引。这就是，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的宏伟目标。二是总体布局。这就是，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先进文化、和谐社会、生态文明这“五位一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三是动力支持。这就是，“坚持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四是人文依托。这就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五是立足点。这就是“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六是领导力量。这就是中国共产党。理论自信，源于理论的成熟性和合目的性。在1840-1949这第一个百年里，一盘散沙的中国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建立民主国家的问题，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自觉肩负起时代重任，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创立了毛泽东思想并用以指导中国革命，最终圆了中国人民的“建国梦”。在1949-2049这第二个百年里，执政的中国共产党率领中国人民要完成的历史重任是实现民富国强的中国梦。要实现这个伟大梦想，同样需要当代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国情紧密结合起来，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并用以指导实践。以20世纪70年代末的改革开放为主要开端，我们党先后创立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把马克思主义不断推向新境界。改革开放的实践不仅检验了这些理论的正确性，还昭示了重要一点：历史赋予我们党的庞大理论建构和创新任务，恰恰是在人民实践探索、政党理论自觉和时代使命催促的历史合力下完成的，如今在改革开放和全球化浪潮的磨砺下已是臻于成熟——这就是党的十八大报告科学定位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理论成果，这一科学理论体系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行动指南，其指导性无疑是建立在成熟性的基础之上，而这种成熟性至少从四个层面充分体现出来：一是脉络性问题。这个脉络就是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二是路向性问题。这个路向就是共同指向中国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三是时代性问题。这就是伴随着时代发展的不同节点而逐一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一个什么样的执政党、怎样建设执政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时代性问题；四是人民性问题。这就是始终坚奉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一切理论创造和创新最终都是为了实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制度自信，源于制度的合理性和合国情性。一种制度是否科学，主要取决于三个要素：历史选择、人民选择和功能释放。稍微熟悉历史的人们都知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既不是主观性的制度预设，也不是移植性的政治设计，更不是拿来式的照搬照套，它发端于革命、成长于建设、成熟于改革、根植于人民、依托于国情。特别要看到，在一个人口多、底子薄、欠发达、不平衡、多民族的发展中大国，要实现全民共同富裕和实现现代化，制度安排舍此而无他途。党的十八大报告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阐述为四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根本政治制度；第二个层次是基本政治制度；第三个层次是法律体系和基本经济制度；第四个层次是各项具体制度。这种高度概括，既从实践上更从理论上、既从历史上更从现实上、既从政体上更从国体上、既从微观上更从宏观上、既从技术上更从价值上，把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的伟大成就上升到制度保障层面定型下来，不仅为当代中国的发展进步，同时也为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夯实制度基础、提供制度保障、拓展制度空间、释放制度活力。（作者系省委党校党史党建教研部主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