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变异”的 文明冲突

欧洲国家近日接连发生暴力事件。英国，一个军营外发生的士兵遭两名袭击者砍杀身亡事件，在纽卡斯尔等城市引发大规模游行示威活动，要求政府强力打击暴力极端主义；瑞典，因警察枪杀一名葡萄牙裔老人，导致首都斯德哥尔摩的骚乱持续将近一周，并向其他地区蔓延；法国，一名正在巴黎近郊国防区火车站内巡逻的士兵被不明身份男子割喉，嫌犯迅速逃离。

这些恶性案件发生在欧洲国家，引发舆论震惊，尽管人们对这类事件已不陌生。过去几年法国发生多次骚乱，尤其2005年失控的骚乱几乎令社会秩序停摆。2011年7月22日，挪威人布雷维克先后在首都奥斯陆与附近的于特岛发动爆炸与枪击等暴力袭击事件，造成77人死亡。还有2011年8月从英国首都伦敦开始的一系列骚乱事件……

经济发达、福利优厚、制度完善的欧洲，近年成为袭击事件、骚乱频发之地，令人们透过个体的事件，从历史、文化、经济、体制等方面审视欧洲，力图破解其深层病因。

原因并不复杂。“二战”结束以来，持续发展的欧洲因为市场、就业方面的需要以及多元文化的推动，向周边地区有限开放，吸收了数量可观的外来移民。他们为欧洲国家的发展做出了贡献，但融入过程中存在水土不服，在社会待遇、就业条件、生活水准等方面成为二等公民。近些年欧洲经济失速、社会资源趋紧、就业困难，移民遭到直接冲击，遭受歧视、抱怨，同当地居民对抗加剧，导致恶性事件的发生。

简单原因并不意味简单的解答。民族融合从来是人类社会最大难题之一，曾推崇文化多元的欧洲概莫能外，更何况民族优越心理一直存于一些欧洲人群的内心。当欧洲经济低迷，资源被摊薄、生存空间受压时，排外、排斥移民的思潮开始翻涌。

综而观之，上述恶性事件有不少共性。

首先是明显体现出宗教、种族方面的对立和冲突。尽管鉴于当地的法律法规和文化环境，舆论尽量避免给这些冲突标上民族、肤色、文化等方面的标签，但涉事者以及外界都清楚这些冲突清晰可见的同类性。

其次是当局在事件处理中的某种无措。事件大多涉及宗教、社区、族群，应对稍有不当不但会激化矛盾，更对政府信誉造成伤害。在事件的处理中，当局往往表现出迟滞、摇摆，进而引发对立族群的进一步不满。

近期的恶性事件也有“变异”。

其一是暴力性增强。冲突频繁发生，不能遏制，就会愈演愈烈，社会和制度的调节和缓冲功能削减，必然导致暴力的频度和烈度增强。

其二是对立加剧。对立两方往往是弱势一方怨起而反弹，但最近发生的冲突，以英国最近的事件为例，少数族裔的凶手充满了极端仇恨情绪，凶杀发生后当地居民走上街头示威游行，也充斥了抱怨、愤恨。

当局立场的变化也值得关注。“二战”后一段时间，欧洲国家政府普遍鼓吹多元化发展，但近年来纷纷右转，对外收紧移民政策，对表现出种族情绪的恶性事件立场趋硬。英国发生袭击事件后，首相卡梅伦第一时间宣布这是一起恐怖事件，并强势决定成立新的反恐部门，严打极端种族主义活动。

欧洲频繁的种族冲突事件，令人联想起政治学者亨廷顿所谓的“文明冲突论”。这一观点以其深刻的剖析兼片面的理解引发广泛的赞同兼激烈的争议。亨廷顿认为，未来世界国际冲突的根源将主要是文化的而不是意识形态的和经济的，全球政治的主要冲突将在不同文明的国家和集团之间进行，文明的冲突将主宰全球政治。当下欧洲的种族冲突似乎照应了亨廷顿当年的预言。但他当时在书中偏颇地担心伊斯兰文化、担心儒家文化时，似乎对西方内部的文明冲突有所遗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