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穷世代穷：板子不能全打到教育上

必须承认，一个公平且有活力的社会环境，才能畅通底层群体上升的通道。这种社会环境的打造，固然需要教育公平，但更需要行政体制改革和经济领域改革，给社会填充公平因子，释放活力元素。

近日，《人民日报》刊登署名文章《农村孩子为何不愿跃“龙门”》。文章指出，读书改变命运的路，对农村孩子越来越难，不少农村学子放弃高考，其他的向上通道越来越窄。弃考传递出一个信号：底层上升通道受阻，社会阶层固化趋势加剧，贫穷将会代际传递，一代穷世代穷。所以，促进教育公平，让每一个孩子享有平等机会，才能缩小城乡差距、促进社会公平。

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底线——— 这是一个公认的命题。遗憾的是，这个底线被冲击得千疮百孔之后，近年来并没有明显的修复迹象。城乡教育资源严重失衡之外，即便是同一座城市内，不同学校之间也存在着较大差异；即便都属农村，东部和中西部之间的教育资源也有相对优劣之分。一旦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即意味着未来升学空间的逼仄和向上流动机会的缺失，导致“一代穷世代穷”。

但是，拷问“一代穷世代穷”的板子，不能全打在教育上。换句话说，当社会的诸多领域出现明显的不公平，而且这种不公平很难矫正的时候，即便作为社会公平底线的教育实现了公平，也很难带给受教育者一个最终的公平结果。一方面，教育不公只能是社会不公的一部分，而不会是导致后者的魁首；另一方面，虽然被公认为社会公平的底线，但教育无力完全兜住社会的公平正义。

举例来说，假设教育公平保证了每一位学子公平的升学机会，直至升入大学甚至是一线名校，在“萝卜招聘”遍地开花、垄断企业招工“世袭”的现实语境中，就业机会的不平等依然存在。教育不公只能导致求职者“内因”的不同，而体制壁垒以及某些妄为的权力，却能够左右“外因”的迥异。尤其是，当体制壁垒顽固到一定程度，某些妄为的权力肆意到一定程度，完全可以把“内因”的差异忽略掉。就“一代穷世代穷”而言，就业机会的不平等显然更具破坏力。

再换个角度看，私营企业吸纳了社会绝大多数的劳动力就业，但在经济政策布局中，垄断企业却享有充分的政策优惠，而私营企业多在自由市场的底层和垄断市场的夹缝中生存。这种情况下，同等学力的毕业生因就业机会的不平等，进入不同的经济实体领域，两者最终判若云泥的结果似乎可以想见。相反，如果私营企业有活跃的发展空间，也就相当于给了置身其中的“一代穷”者脱贫致富的空间。

最近有两则新闻颇值得玩味。一则是六一儿童节将至，某地小学生们开始“拼爹”、“拼富”，副处长的孩子得到了老爹手下送的学习机，还没炫耀够就被同学给“灭”了，因为找同学老爹办事的人，直接送了一个iPad。另外一则是，新京报的调查结果显示，逾八成受访者认为高房价让年轻人暮气沉沉。前一则告诉人们，“拼爹”几乎可以通吃；后一则告诉人们，房地产不仅绑架了经济，还绑架了太多人的青春梦想。而这，都跟教育公与不公没有直接关联。

必须承认，一个公平且有活力的社会环境，才能畅通底层群体上升的通道。这种社会环境的打造，固然需要教育公平，但更需要行政体制改革和经济领域改革，给社会填充公平因子，释放活力元素。正如《人民日报》评论指出的：扫除笼罩在社会上、徘徊在青年人心头的暮气，需要社会对他们敞开更多的机会之门，提供更公平的竞争环境，更广阔的上升空间。唯此，将不再是“一代穷世代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