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高贫困群体的幸福水平

从20世纪中叶以来，世界各国和有关国际组织先后提出和实施过不少反贫困战略。其中，最主要的反贫困战略有以下几个：一是经济增长战略；二是再分配战略；三是绿色革命战略；四是社会服务战略；五是“双因素”发展战略等。纵观这些反贫困战略，总体上或实际上的效果主要是将目标定在贫困群体收入水平的提高上。笔者认为，解决贫困问题，一方面，我们要不断提高贫困群体的收入水平，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是要提高贫困群体的幸福水平，积极推进幸福扶贫工程。

贫困地区要更加注重GNH（国民幸福总值）的增加

近年来，在一些发达国家，伴随着GDP的快速增长，环境污染、工作压力、贫富差距、失业威胁、社会冲突等问题也日益严峻。物质丰富了，收入提高了，人们却时常感到没有更加幸福。鉴于此，一些国家的领导人也开始强调GNH概念的重要性。主张对现有的国民经济核算方式进行改革，将代表国民幸福程度的一些指标纳入衡量经济表现的指标体系。以“国民幸福总值”（GNH），取代“国内生产总值”（GDP）。

在我国，2005年在“两会”期间，中国科学院院士程国栋提交了《落实“以人为本”，核算“国民幸福指数”》的提案，建议我国从政治自由、经济机会、社会机会、安全保障、文化价值观、环境保护六类构成要素，建构我国的国民幸福核算指标体系，以监控国家经济社会运行态势，了解人民的生活满意度，并作为政绩考核标准的组成部分。而在我国贫困地区发展中，注重GNH（国民幸福总值）增加，意义会更加重大。

要更加注重贫困地区制度的公平建设

从经济学角度看，幸福就是效用的满足。这里导致幸福的效用满足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绝对效用的满足；一是相对效用的满足。二者既互相联系又互相区别。如，收入的增加，既可以产生绝对效用，也可以产生相对效用。对一个人而言，幸福水平的增加，最终取决于绝对效用与相对效用的总和。当总和增加时，幸福感就增加；当总和减少时，幸福感就减少。

公平是产生相对效用的基础。没有公平，相对效用就是负值。因为没有公平，一个人的幸福也就意味着另一个人的痛苦；一个人的相对效用的增加，同时也就意味着另一个人的相对效用的减少。

另外，有了公平，个人幸福增加与社会幸福增加也就实现了有机统一。因为在公平原则下，个人的付出最终是有回报的，个人对社会付出的越多，社会对个人的回报也就越多，这时个人利他最终就是利己，个人也就实现了利他与利己的统一，这时利他就会成为社会的主流。在这种情况下，个人幸福的增加也就意味着社会幸福的增加，社会幸福的增加同时也意味着个人幸福的增加。在这种情况下，建设制度的公平性，要比一味提高财富总量会更加有利于提高人们的幸福度。

贫困地区要更加注重发展循环经济

循环经济是建设幸福社会的经济基础。“循环经济”一词，首先由美国经济学家K·波尔丁提出，主要指在人、自然资源和科学技术的大系统内，在资源投入、企业生产、产品消费及其废弃的全过程中，把传统的依赖资源消耗的线形增长经济，转变为依靠生态型资源循环来发展的经济。

循环经济要求：第一，必须改变过去那种“增长型”经济为“储备型”经济；第二，要改变传统的“消耗型”经济，而代之以休养生息的经济；第三，实行福利量的经济，摒弃只看重生产量的经济；第四，建立既不会使资源枯竭，又不会造成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能循环使用各种物资的“循环式”经济，以代替过去的“单程式”经济。20世纪90年代之后，发展循环经济成为国际社会的一大趋势。我国从20世纪90年代起引入了关于循环经济的思想。此后对于循环经济的理论研究和实践不断深入。

在贫困地区，从长期看，如不注重循环经济发展，最终很可能陷入经济与环境的双重陷阱中，而不能自拔。

贫困地区要更加关注就业问题

要提高幸福度，重点关注就业要比重点关注增长和通货膨胀等问题更重要。贫困地区可通过提倡绿色就业，增加就业。国际劳工组织与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在2007年发出《绿色工作全球倡议》指出，绿色工作是那些可以减少企业和经济部门对环境的影响，最终实现可持续发展，同时又符合“体面劳动”的工作，包括保护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的工作；通过高效的策略减少能源、材料和水消耗的工作；经济低碳化的工作；最大化减少或者避免生产各种废物和污染的工作。据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统计，近10年来，直接从事环保工作的员工从460万人激增到1800万人，而间接服务于环保方面的员工则从1000万人增至5500万人。在此期间，垃圾回收、处理、加工和营销部门吸收就业人数增长最快，平均每年增长25％～30％。因此，许多国家看好环保产业的发展前景，将实施“绿色就业”战略作为缓和本国就业压力的重要举措之一。目前，在我国贫困地区，积极扩大绿色就业，积极意义是多方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