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城市发展的历史轨迹及主要特征

一、古代城市的发展体现了中华文明具有的多元一体、兼容并蓄和延绵不断等典型特征

城市是文明的基本要素和主要载体，因而城市的历史发展进程往往集中体现了一个国家或地区文明发展的特征。纵观中华文明形成的整个过程，各主要文化区整体上呈现出百花齐放、多元并进的局面。我国城市在起源期和形成期也同样呈现出“满天星斗”的特征。随着夏商周及春秋战国时期各地区之间大范围的政治、文化整合过程的推进，中原地区汇聚了周围地区先进文化因素并率先发展，主要国家的国都多集中于中原地区，形成以中原地区为中心的多元一体化格局。这一时期的城市作为所在国家以都城为中心的行政等级体系的一个节点，其建制、规模、功能、形态布局等均呈现出明显的一体化特点。兼容并蓄是中华文明的突出特征。长江流域、黄河流域及北方地区等各主要史前文化区在交流中彼此吸收各自长处，加速了各地区的文明化进程。同时，周边国家和地区的先进文化因素，也对中华文明的形成产生重要促进作用。相应地，各地区城市也是多元文化交流、融合、兼容并蓄的结果。城市外部文明是影响所有城市发展和转型的重要因素。延绵不断是中华文明区别于其他文明的典型特征。多元一体格局和兼容并蓄特征，促进了各地区一体化进程和文化认同感增强，使得“分久必合”成为必然的历史大势，成为中华文明持续数千年绵延不断发展的坚实基础。文明的延续以城市为主要载体。华夏文明之所以形成超稳定系统，城市行政等级体系发挥的基础作用是一个重要因素。尽管我国历史上饱受战争、灾荒的磨难，使得不少城市城址变迁频繁甚至湮废，但因历代封建王朝都以城市作为各级政权治所对所在区域实行层级管理，才使得众多城市延续下来直至今天，成为世界城市史上的奇迹。

二、传统城市功能以政治为主，形成与严格的行政等级体系相应的城市等级体系

以政治功能为主的城市，在古代城市中占绝大多数。传统社会从中央到地方有一整套十分完备的统治机构。这些政治机构所在地也就是中央或地方的行政中心，形成都城—郡（路、省）—府（州）—县的行政等级城市体系。城市之间的隶属关系十分明确，并且都处于封建中央集权的牢固统治之下。与欧洲中世纪城市不同，在中国大一统的封建政治下，地方城市一概没有独立的行政、司法、人事权，没有独立的财政，官员领取中央规定的俸禄；城市的规划、建设、管理，以及教育文化活动，都纳入封建国家经济、社会功能之中。古代城市的发展历程形成了中心城市优先发展规律，尤其是国家都城优先修筑、重点发展。历史上的中国各大古都均规模宏大、规制严整，体现了封建皇权至高无上的权威，即所谓“非令壮丽，无以重威”。都城也是国家交通体系的中心，漕运、驰道、驿道的建设均以首都为中心，放射状延伸至各地方城市，成为影响各地城市兴衰的重要因素。城墙是中国古代封建统治和城市的重要标志之一。从都城到县城，一般修筑有高大宽厚的城墙，以防范外敌入侵和内部的反抗。

三、传统城市发展以农业为主要经济基础，城市经济作用较小，城市数量较少、规模较小

自夏商周直至近代，我国一直处于小农经济与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时代。农业始终在社会经济中占主导地位。农业的发展决定着城市的区位，农业劳动生产力特别是粮食作物的生产水平直接影响和制约着城市发展速度和发展水平，农业的兴衰决定着城市手工业、商业的兴衰。就城市本身而言，消费的意义大于生产的意义，服务性行业大于生产性行业。由于历朝历代的封建统治者均实行以农立国，推行“重农抑商”政策，严重束缚了商品经济特别是城市经济的发展。城市经济对封建小农经济有很强的依赖性。城市对农村的集聚和扩散功能不强。因而尽管城市在政治上统治乡村，但“乡村在经济上统治城市”。由于农业经济长期处于低水平的发展状态，农业生产技术在几千年间一直未能在使用简单铁制工具的基础上出现根本性的突破，在经营方式上始终局限于以家庭为单位的小规模自然经济，从而极大地限制了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并进一步制约了城市数量的增加和规模的扩大。以县城为例，这些城市尽管规模不大，却是历代王朝的重要统治据点，是古代城市的主体。从单体城市看，县城的兴衰变化较大，但从总量上看，历朝历代县城数量基本上处于稳定状态。据统计，历代县城数量为：汉代 1138个，隋代 1255个，唐代1557个，宋代1234个，元代1127个，明代1138个，清代1353个。唐宋以后特别是明清时期，工商业有了较大发展，商业性市镇广泛出现，加速了古代社会的城市化进程。

四、传统城市空间分布发展极不平衡，并随周期性社会危机影响而呈波浪式曲线轨迹

受自然地理、人口与经济地理、交通运输地理及生态环境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全国城市的空间分布极不均衡。夏商周及春秋战国时期，城市的重心发展区集中到自然经济地理条件优越、农业生产较为发达的中原地区。据不完全统计，商代末期有文字记载的26座早期城市中，三分之二以上集中于中原地区。此后北方历经魏晋南北朝时期、五代十国时期、两宋金元时期三次大的动乱，而南方却相对较为安定，因而出现永嘉之乱、安史之乱、靖康之乱等三次大规模的移民南迁，导致全国经济重心南移，长江中下游、东南沿海地区成为主要的城市发展区，北方地区城市则相对衰落下来。隋唐时期随着漕运的兴起，运河沿岸涌现出一批著名的城市。唐宋以后特别是明清时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区域性和全国性的商业网络逐步形成，东南沿海地区出现了许多工商业市镇。随着对外交往的日趋活跃和海外贸易的发展，沿海港口城镇也大量涌现。在南方城市数量有较大增长的同时，西部、北部城市则逐渐减少，城市分布的不平衡性日趋严重。从明中叶起，为应对严重“倭患”而实行的“禁海”措施以及清代实行的闭关锁国政策，使一度兴盛的沿海港口城市逐步衰落。鸦片战争后，东部沿海及中部铁路沿线城市发展迅速，大城市规模迅速扩张，进一步加剧了城市的畸型分布。从历史发展的纵向脉络看，城市的发展与王朝的兴衰密切相关。每当国家政治稳定、社会安定时期，城市就获得大的发展；而每当社会动乱特别是大规模的战争时期，城市则成为破坏的主要目标。自秦统一中国以来，每隔一段时期就要发生分裂和动乱。这种周期性的社会危机，使得城市的发展轨迹呈现出发展—衰落—破坏—恢复—发展—衰落—破坏的周而复始的循环特点。

五、传统城市规划建设深受封建宗法理念影响，并具有尊重自然、顺应自然、胜于自然的传统

古代城市建设一个重要特点是“依礼而建”。中国的“礼”，既是政治，也是文化。它无所不在，无所不用。城市规模的大小、建制及形态布局均与城市的政治地位相适应。官方统治机构从宫殿到一般县衙在城市中都占据最重要的位置。其它寺庙宫观、学校、兵营、市场、里坊等均按封建等级尊卑制度和宗法礼教思想的规定，在城市中轴线两边依次展开。这种城市规划理念来源于“皇权至上”的政治思想和“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古代城市选址，十分重视“选址或布局的风水”。不管是“依山傍水”而建的城市，还是“因地制宜”而成的城市，都充分体现尊重自然、崇尚自然的传统。古代朴素的“自然观”，形成和产生了后来影响中国几千年历史和文明的“风水学”和“阴阳五行说”，对古代城市规划和建筑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巨大影响。城市选址与布局遵循“崇天地、法天象”的原则，强调因天材、就地利、重形胜、依环境，形成“度地”、“辨土”的传统，体现了“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生态哲学。古代国都、城镇在选址营建时都有鲜明的“山水”原则和特点，要求藏风聚气、局势宽广、近水之利而不受水之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