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一步拓宽对外投资的全球视野

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对外投资快速发展。2002年，我国对外投资仅为27亿美元，2012年已经达到878亿美元，位列全球第三，年均增长 42%。而同期全球跨国直接投资年均增长仅为 10%。据估计，到“十二五”末，中国对外投资将超过1000亿美元，与吸收外资规模大体相当，成为全球主要投资国之一。

规模上去了，但我国对外投资的全球视野仍不够开阔。改革开放之初，我国对外投资大多是在国外设立小型商贸公司或办事处，作为与国外联系的窗口，或为货物进出口提供服务。2003年以后，越来越多的对外投资开始聚焦于石油铁矿石等矿产资源。据商务部统计，2012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65%左右投资于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以及采矿业。这种投资结构，总体上是着眼于进出口、国内制造和消费并为其提供服务的，其全球整合资源、全球经营的功能并不突出，已经不能适应新形势的需要。

金融危机后，我国对外投资面临的国际形势发生很大变化。一是国际分工日益转变为全球价值链上的分工。一国一旦融入经济全球化的大潮中，必然成为全球价值链上的一环。企业乃至国家间竞争的实质，是争夺在价值链上各个环节的影响力和控制力。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开展国际投资是深度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实现产业升级和技术进步的重要途径。过量围绕着国内低端制造和出口进行对外投资，而缺乏对全球高新技术的整合、利用，会相对固化我国在国际分工中的低端地位，也难以培育出真正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跨国公司。二是第三次工业革命扑面而来。以互联网、新能源等为代表的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新技术在全球范围内发酵、发展，很多国家参与其中，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垄断全部新技术，设计研发出现全球化趋势。要在第三次工业革命中尽快形成新的更大的制造优势，就必须与相关国家企业通力合作。同时，与传统的标准化、大规模生产不同，第三次工业革命因智能化和分布式能源而使得消费和生产的个性化成为可能，生产更加分散化、小批量、贴近消费者，现在的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制造、欧美研发和消费的分工模式可能会有所调整，欧美等发达国家可能在加强研发的同时，更多地从事制造环节，这会对全球产业布局产生巨大而深远的影响。三是对外投资面临新的机遇。金融危机后，各国对外资的限制放松，很多国家新出台了吸引外资的政策措施。各国还普遍加大了刺激经济发展的力度，纷纷加快基础设施建设。据亚洲开发银行、经合组织等国际机构预测，未来 5年，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和东中欧等新兴市场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将从2012年的1.5万亿美元增加到3万亿美元；未来10年，仅亚洲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就将达到8万亿美元的规模；2030年，全球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将达到55万亿美元。四是国际经贸格局和经贸规则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世贸组织框架下的多哈回合谈判步履维艰，但区域经济合作迅猛发展，围绕着亚太国家之间以及亚太与其他地区之间的区域经贸合作成为热点。美国高调推进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和跨大西洋伙伴关系协议（TTIP），并在这两个谈判中推出自由化程度非常高的新一代国际经贸规则。特别是全球投资规则面临重大改革，参与缔约国家大幅增加，投资协定涵盖的内容越来越丰富，不仅包括高水平的投资保护，还包括更加自由的投资准入，以及环境、劳工、透明度、业绩要求、税收、金融服务等条款。这些新规则的引入和推广必将进一步促进全球跨国直接投资的发展。

面对这种新形势，我国企业必须进一步拓宽对外投资视野，提升在全球范围内整合资源能力和跨国经营能力，获取最先进的技术、最杰出的人才、最广泛的资源和最广阔的市场，最大限度地抓住各国吸引跨国投资和加大基础设施建设的机遇，最大限度地参与第三次工业革命和全球价值链重塑，最大限度地培育真正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跨国公司，最大限度地在全球背景中调整优化和提升我国的产业结构。

整合全球资源要特别注重提升四方面的“短板”。一是要注重对人才、技术、管理等无形资源的投资。近年我国企业在这方面的教训极多。有的企业对外投资后，将国内管理人员、管理制度全面移植过去，结果经常水土不服，投资并未发挥应有的效益。二是要注重对服务业的投资。服务业特别是高端服务业，如金融、保险、研发、专业服务，是全球价值链中最高端的环节，没有对服务业的投资，就不会真正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占据高端。三是要注重在发达国家的投资。发达国家市场的竞争更为激烈，对技术、管理水平以及规则的约束更高，企业在发达国家站稳脚跟，一定程度上就意味着全球经营策略的真正成功。要在继续巩固和提升在发展中国家市场优势的同时，抓住发达国家对外资需求上升的机遇，通过兼并重组等，迅速获得进入发达国家所需的技术、渠道、服务，为将来第三次工业革命贴近发达国家消费群体积累经验、抢占先机。四是要注重企业的社会责任。虽然目前国际上并没有关于企业社会责任的统一标准和规则，但社会责任对企业形象和可持续发展影响日益增大，企业在信息披露、人权、环境保护、劳工标准、公益事业等方面履行社会责任的好坏，已成为影响企业全球经营的重要因素。

整合全球资源、参与全球竞争离不开政府的支持。首先，政府要营造良好的国际环境。在坚持和平发展、互利共赢的对外政策，争取宽松的政治环境的同时，特别要营造良好的经贸环境。要加大自贸区建设步伐，防止在新一轮以区域经济一体化为主要特征的经济全球化过程中被边缘化。要加快对外商签投资保护协定，平衡新一轮国际投资规则中东道国和投资国的立场，积极引入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制度，加大投资保护的力度，改善针对我国的投资准入。其次，要营造宽松的经营政策环境。加快对外投资体制改革，简化和取消审批流程，推动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资源类企业与制造类企业、生产企业与服务企业对外投资。第三，要积极加强中介组织建设，健全促进体系。特别是要加大金融支持走出去的力度，加快金融外汇体制改革步伐，加快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鼓励商业银行“走出去”，这既是我国金融业全球经营的必然，又会对企业的国际化运作提供更好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