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一种辅助法律成长的法哲学

卡多佐大法官生活的时代是美国工业化、城市化高度发展的社会转型期。在经济上，一方面具有市场垄断地位的少数巨型企业成为支配社会经济生活的中心力量，对人们生活产生强烈的重要影响;另一方面巨型企业控制社会经济，为了牟取高额垄断利润对工人表现出残酷无情，从而加剧了工人与雇主的矛盾。在政治上，19世纪末20世纪初，代议政治制度几乎崩溃。其中最令人不安的是市、州及国家的各级责任制政府的崩溃，大城市中贫民窟、犯罪和贫困的蔓延。 

面对上述种种问题，美国出现了社会运动。这场社会进步主义运动主要涉及劳工问题、市政的普遍腐败问题和混乱问题以及农村与城市的矛盾等等。由于美国社会激烈的转型与变革，在先前的农业社会中演化而形成的主要回应农村社会问题的普通法显然不能满足变化了的社会需求，因此卡多佐提出美国的法律面临着双重需要:一方面，需要某些重述，从先例的荒漠中搭配出法律的确定性和有序性。另一方面，需要一种能够调和稳定和进步的冲突，并为法律成长提供原则的法哲学。卡多佐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提出“需要一种辅助法律成长的法哲学”这一基本观点。 

在卡多佐看来，法哲学与人们的现实生活关系密切。他并不认为法哲学是一门玄而又玄，高在云端使民众无法企及的“富贵学”，而是根植于现实的人、现实的生活，并最终服务于现实的人的现实生活的一门实践哲学。 

关于“什么是法哲学”这一命题，卡多佐在《法律的成长》一书中并没有采用定义的方式给予正面回答，而是采用描述的方式。他认为法哲学是对法律如何产生、如何成长、未来的发展怎样等具有根本性问题的一种回答。因此，法律的产生、发展、目的、功能正是法哲学所要涉及的重要问题。 

在此基础上，并结合庞德对法哲学的认识，卡多佐将法哲学分为两个层面，即法律自身的产生、成长和功能与法律框架中其他一些基本概念的产生、成长和功能。之所以进行这样的划分，是因为前者主要是法律实践者在具体的实践活动中进行的一种法哲学的思考，属于法律实践哲学的范畴，后者主要是法学理论工作者的一种理论建构哲学，即对法律实践的前提的思考，属于法律认识哲学的范畴。当然两者并不是截然分开的，主要是基于一种学理研究的方便进行划分。在此基础上，卡多佐揭示了法哲学的特点。具体而言，法哲学具有指导性、批判性、根本性、隐蔽性、启迪性等属性。 

卡多佐在批判唯名论与唯实论关于法律是什么的基础上，提出了法律是一种“一致性的、始终如一的、足以为人们提供一种具有合理确定性的预期”。唯名论将法律限定为一个个孤立的判决，“从而导致了怀疑一切的虚无主义，否定了一切法律。此时得到的不是一套普遍适用的规则体系，而只是一些仅对当事人具有约束力的孤立的判决，它们在变成法律的同时，也丧失了法律的品格。”与此相对，唯实论混淆了法律与习惯、法律与宗教、法律与规则、法律与法理等之间的关系，使法律的内涵远远超过了法案的内涵，从而严重降低了法律的确定性。 

也正是基于唯名论与唯实论的弊端，霍姆斯大法官在《法律的道路》一文的开头说:“人们之所以付费请律师为其提供辩护或者法律咨询的原因，是因为在某些情况下，诸如我们这样的社会把公共权力的行使托付给法官。且如果必要，国家的全部权力都被用来执行他们的判决。人们总想知道:在何种情况下并在何种程度上，他们要冒风险去得罪于这种比他们强大得多的权力。因此弄清楚这种风险在什么时候应使人望而却步便也成了一种职业。我们研究法律的目的就是预测——预测借助于法院所实现的公共权力发生作用的几率。”显然，卡多佐的法哲学思想深受霍姆斯的影响。具体来讲，卡多佐的法哲学思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卡多佐坚持一种相对主义的法律观。在卡多佐看来，法律只有在具体的语境中才能够被理解，自然法学学者所主张的那种绝对的、抽象的法律正义是不存在的。因为成文法或判决深深地根植于人们的生活习惯中，根植于人与人之间交往的关系结构中，反映了特定人群所坚持的正义观念。因此，法官在某些特定的场合可以将社会生活习惯作为判决的依据。 

第二，卡多佐注重法律的实用性，强调法律的社会目的与社会效果相结合。与霍姆斯一样，他也认为法律的生命不在于逻辑而在于经验。法官在司法实践中需要结合现实的生活来理解法律、运用法律，从而实现法律的形式目的与社会的实质目的相统一。因此，卡多佐认为司法过程的意义主要在于通过司法活动来达成最良好的社会治理效果。 

第三，卡多佐强调法律是对法官如何进行判决和如何推动法律发展的一致性预测。因此，法律具有一定的确定性。这与卢埃林、弗兰克等法律现实主义者所主张的规则虚无主义和事实虚无主义具有明显差别。为了法律的稳定性，法官在判案时应当首先遵从法律的传统原则。但是，法律的确定性应当同社会进步相协调。当遵从法律明显违反社会正义和社会福利时，法官可以放弃法律。这也是法律成长的主要动力。(作者为山东大学法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