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政策调整的经济学意义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到，“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启动实施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

从绝对数值上算，“单独两孩”并不会带来人口爆炸性的增长，直接拉动经济的总量也有限。但从经济学的角度看，“单独两孩”绝非“单独”问题。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人口政策的调整将深远地影响着本国甚至全球经济。

“单独两孩”政策出台，社会反响强烈。教育、婴幼儿产品、医疗等产业界人士马上表示，“单独两孩”将大幅拉升行业经济。美国农业部门也随后表示，中国的“单独两孩”政策将给美国的农产品出口带来新的机遇。

根据测算，“单独两孩”将使我国总人口在2030年达到14.53亿，峰值时间比维持现行生育率水平推迟4年，峰值人口多增加1500万人。到2050年，我国总人口预计为13.85亿，比保持现行生育率至少增加5000万。

调整生育政策后的15年，劳动年龄人口规模开始增加，2030年15至59岁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将从原来预计的8.75亿增加到8.77亿，2050年从7.00亿增加到7.26亿。南开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教授原新预计，实施“单独两孩”政策，到2030年将使老龄化水平从24.1%下降到23.8%，到2050年从34.1%下降到32.8%。

从人口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人口对经济的影响是一个辩证问题，人多了固然需要消耗更多的资源和财富，但同时却又能增加劳动力供给和市场需求。国家统计局报告显示，2012年末，中国15至59岁劳动年龄人口数量首次出现下降，比上年末减少345万人。中国的“人口红利”在2013年将面临拐点，2013年之后中国的“人口红利”将消失，也就是说人口因素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将消减，进而变为负贡献。

一个国家能否持续健康发展，相当一部分取决于这个国家是否达到一定的人口适度增长率。“适度人口”理论的创始人、英国经济学家坎南认为，一个国家或区域在任何时期都存在一个经济上的最大收益点，当劳动力超过或少于这个量时，都会引起收益减少。处于“最大收益点”的人口，便是最合适的人口。调整生育政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就是研究和寻找我国现阶段的“适度人口”，通过政策引导达到最大收益。

过去，我国是用独生子女政策对人口增长加以控制。建国以来很长一段时间，由于生产力相对低下，人多资源少等问题，导致几十年内，我们只把人口问题狭隘地理解成人数问题、除法效应，认为人多了就会摊薄社会资源，消耗社会财富，缺乏对经济社会的统筹考量。

随着社会经济水平的不断提升，我国的人口适度增长率也在不断地改变。在生产规模扩大、生产力水平大幅提升的情况下，过去的人口政策已经不足以支撑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需求。

统计显示，新增人口数量减少直接对应老龄化高峰期的劳动人口减少。经济学家邓聿文就一针见血地指出：“养老金缺口实质是人口危机”。此外，新的生育政策将改善传统家庭结构，提升家庭经济社会功能，提高家庭抵御风险能力，完善家庭发展能力，这些都将对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提供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