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时报]勿用职业风险解读辞官

“千军万马过独木桥”曾是描绘高考惨烈场景的经典名句，后来，通往高校的道路不再是“独木桥”了，这话转而被用来描述年甚一年的公务员招考。在这样的背景下，最近媒体关注的公务员辞职现象与之形成鲜明对比，自然引来各方热议。

官员辞去公职何以总是成为新闻？原因在于人们骨子里官本位观念根深蒂固，这种价值取向和评价标准，习惯把社会现实生生地分割为所谓“体制内”和“体制外”，并且偏执地尊崇“内”而低视“外”。或因如此，百万人参加公务员考试的壮观情形让人见惯不惊，不时出现的公务员辞职却令人惊诧莫名。

虽然现在这两种方向相反的流动还远远形不成均势，但辞官现象蕴含和释放的积极意义却值得关注和肯定。这是社会价值取向多样化带来的可喜结果，这一趋势的发展和加强，从宏观层面讲，有助于优化社会人力资源配置，从微观角度看，有助于个体实现相对自由的选择。显然，这是在增强社会活力与创造力，甚至极而言之，出现一定规模的公职人员向社会流动，某种程度上是衡量政府与市场关系重新定位和社会转型升级是否到位的直观表征。

但有一种观点却过分从职业风险角度来解读辞官现象，将其作为官员从业风险性明显增高的直接证明。确实，党的十八大以来，反腐力度的空前加大，短时间内即令民意伸张、民心振奋，也使“官员已成高风险职业”这个似是而非的判断颇受认同。支撑它的基本事实，就是官员频频落马和公务人员辞官转行。

其实，从官员频频落马现象得出官员职业高风险性的结论，逻辑上是荒谬的。官员落马的层级在提升、数量在增多、频率在加快，既说明反腐形势的严峻性和斗争的艰巨性，更表明执政者遏制腐败蔓延的意志在强化，力度在加大，效能在提高，却与官员职业本身的风险性实在无关。衡量一种职业的风险性，应该基于从业人员在正常履职状态和过程中出现风险的可能性，如果从业者“不正常”履职，逾越了规矩，那么这种风险实际上是他自己主动制造的，而非职业本身所具有。廉洁从政本来就是公职人员的职业底线，做到了“为民、务实、清廉”的基本要求，何来落马风险？

因此，将所谓的官员职业风险增高作为辞官现象的原因，逻辑起点就有问题，而且隐含着对特定人群的“有罪”推定，似乎为官就是为了安全地谋取不当利益，辞官就是为了逃避查处，将正常的个人择业行为贴上道德标签。当然，如何防范“利益期权”，防止辞官人员利用先前影响力非法牟利等，确实需要高度重视，但那是另一个层面的问题。充分尊重和保障每个人的职业选择，同时致力于畅通公务员进出通道，完善相关制度体系，使覆盖各个领域和环节的监管更具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制度执行更加科学、刚性、高效，这才是有效治理的根本之道。一个高度法治的国家，无论是权利保障，还是违法追惩，都无所谓“体制内”“体制外”的分野，没有法外之地，没有法外之人。也许到了那时，各方才会真以平常心来看待官场“围城”的进进出出，而不必大惊小怪、危言耸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