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员迷信必然滋生“风水腐败”

老百姓求神拜佛搞迷信顶多就是不智，对他人影响不大，而官员手握公权力，权与巫结合，很难将影响力或破坏力局限于个人生活范畴，而不与腐败勾连，不与公共利益冲突。

日前，四川省委原副书记李春城被移送司法，罪名包括“滥用职权进行封建迷信活动”。据报道，李春城将亲人坟墓迁往都江堰后，曾请风水先生做道场等花费千万。

从简历可知，李春城毕业于哈工大，学历是硕士研究生，职称为助理研究员，大小也算是工科知识分子了，科学素养理应高于社会平均水平，居然笃信风水，大做道场，与“大师”勾肩搭背，实难理喻。不过，落马前职位比李春城高的、迷信程度比李春城严重的还大有人在，名单可以列一长串：刘志军、黄胜、倪发科、陈安众、宋晨光等等。有的长期在家烧香拜佛，有的在办公室装“风水球”，有的请大师做“高参”……可以说，社会上有多少“风水大师”，背后就有多少“风水官员”。

一般而言，自信者不迷信，迷信者不自信。那些位高权重者迷信，莫非也是不自信？是的，因为他们很多时候也面临着超出自己能力所能左右的选择，有太多的不确定性：地位、财产、前途等。越是位高权重，越害怕失去，失去精英身份、领导权杖、名声威望，而这些又不是个人能够自主的。财产也是如此，尤其是违法攫取的不正当利益，在反腐高压下能否“安全着陆”，也很微妙、很不确定。还有，官场权力关系紧张，官员精神压力无处排解。心灵慰藉便成为官员迷信的原始动机，和村夫村妇烧香求神保佑平安同理。

一些官员求神拜佛、占卜问卦往往有更深一层需求：帮助自己风险决策，譬如能否得到上级提拔重用。管理决策论认为，当一个人遇到风险决策，特别是不确定性决策时，由于存在信息不对称或预测风险性，他就会通过非理性的办法来预测未来。就实践来看，官员能否被提拔，确实还存在着许多不确定因素，能力、政绩、政声、民意、官意、关系、金钱等等。于是，心急者便问询于阴阳八卦、风水面相，求助于王林之类的“大师”。

老百姓求神拜佛搞迷信顶多就是不智，对他人影响不大，而官员手握公权力，权与巫结合，很难将影响力或破坏力局限于个人生活范畴，而不与腐败勾连，不与公共利益冲突。李春城花费千万请风水先生做道场，其中就有一邓姓商人投入数百万。商人不是活雷锋，金钱不会白给，“孝子”不能白当，官员想不投桃报李都难，“风水腐败”第一宗罪。山东泰安市原市委书记胡建学曾被“大师”预测有当“大官”的命，但需要一座“桥”，于是他下令正在修的国道绕线，花耗巨资在水库上架起一座“岱湖桥”。公共利益受损，公众为官员迷信埋单，是“风水腐败”第二宗罪。有充当“内喉”的“风水师”爆料，“风水师”有时也充当商人的“道具”，成为商官勾结的黏合剂，这是第三宗罪。

“风水腐败”说到底还是与吏治腐败相关联，与权力过于集中、干部选拔任用单向性、外部监督乏力等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需要超越封建迷信层面进行综合治理。其他不说，假如在干部选任层面更加规范与透明，更多考虑个人的品德与能力，依从公众意愿，也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官员求神拜佛、问询“大师”的动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