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津冀一体化”顶层设计新思维

“京津冀一体化”顶层设计新思维

习近平总书记在京津冀协同发展座谈会上的七点要求,是迄今为止在最高层级谋划京津冀一体化发展的最新战略。这“两最”具有丰富的内涵,需要用新思维深入解读。

顶层设计首先要进行观念的顶层设计

我们必须承认,在区域经济一体化推进中,京津冀落后于长三角和珠三角的发展。这种落后,某种程度上也许正暴露出体制的落后。顶层设计首先需要进行观念的顶层设计,没有相当的共识,顶层设计就无法走到“顶层”的高度。首都经济圈的早日形成,不仅仅是经济的聚焦,更是改革这把利剑在体制胶着中的较量。

“全面深化改革”,就要敢于深化到京津冀这样的老大难问题中去,啃了硬骨头,才能产生改革的深度效应。进一步说,“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也就看我们能否破除体制机制的壁垒,在能力上展示“设大局、下大棋”的国际水平。而要做到这一切,首当其冲须聚焦一个字——“破”——破除一切阻挡“首都经济圈”形成的障碍。

首都经济圈的“障碍清单”

“首都经济圈”究竟被什么阻碍了呢?一是行政区划障碍导致缺乏跨界思维。行政区划天生带有行政的权威性和较为固化的框架,这种权威性和框架便于区域管理,但是不利于要素的流动。当市场经济最宝贵的自由流动要素遇到行政的壁垒,就犹如大潮遇到堤坝只能折身返退。近在咫尺的北京和天津,一个是首都、一个是直辖市,按理说,北京、天津如此大的两个城市双子座,联动效应至少应该是一加一等于二,或者大于二。然而,现状则是两强相峙,结果不仅没能一加一大于二,反而产生了互相排斥的“物理效应”。因此,京津冀在体制上要保持现有的行政区划,也要在机制上突破行政壁垒。我们必须要有跨界思维,大量植入商业元素,开辟市场经济长驱直入的大通道。

二是骨子里的小农意识。我们必须反思为何京津冀一体化格局十年未实际形成,“靴子”为何迟迟落不了地?当下中国,虽已进入全球化,科技水平突飞猛进,但在行政区划的框架内,各地依然习惯于画地为牢,只要在地域边界处,思想上、制度上就会竖起一道城墙,拒人于城墙之外。“一亩三分地”意识强烈,融入与合作意识必然缺乏。这就导致我们的许多机会失去了,资源被碎片化地流失了。小农意识强化了落后体制的顽固性,而体制的庇佑又使得小农意识在官场很有市场。站在“小圈子”作“大评价”,这就使得“一亩三分地”永远进入不了大格局。以小农意识为根源的狭隘的政绩观,使人坐井观天,既耽误自身发展,也延误了大局。以语言为例,中国的方言之多,既是一种历史和文化,客观上也是一种交流的壁垒或障碍。新中国成立后,为改变交流障碍,我们推广了普通话。而今天,区域经济协同发展又何尝不需要用一种新的“经济普通话”来推翻以往的壁垒呢?农村的改革要将土地集约化使用,放大了看,京津冀一体化也是要将自己的一亩三分自留地交出去,主动融入“集约化”大格局。我们必须要有“转身思维”,把小农转化为“股东”,完成身份的转变。

三是缺乏工业化思维。京津冀一体化的障碍,还在于管理思维的滞后。随着市场经济的推进,我们必须全面导入工业化管理思维。一个社会进入到工业化时代,不仅仅是生产和使用工业产品的时代,而且是用工业化思维管理社会的时代。工业化管理思维表现在顶层设计中,就是将社会诸多要素看成一个个齿轮,再将这些齿轮进行最佳排列组合,以产生最优功能。工业化管理思维讲究标准、流程、精确,最终体现的是“逻辑”的力量。而与之相对的 “小农管理思维”,更多则是碎片化的随机应变。在京津冀一体化发展中,北京、天津、石家庄、唐山、邯郸、秦皇岛、保定、张家口、承德、廊坊、沧州、衡水、邢台……这些齿轮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怎样的排列才是最佳组合?在工业设计中,从来不会人为地放大一个小齿轮的作用而放任齿轮组合不合逻辑。换言之,我们必须把原来那种模糊的、概念的、感性的“语文模式”转化为“数学模型”,用坐标和数字清晰地勾画出首都经济圈的确定框架和最优价值。

以“底线思维”破解区域经济发展难题

无论是城市化还是城镇化,无论是眼前难以对付的城市病还是将来的发展,京津冀一体化已到了“底线思维”阶段——不是选择不选择的问题,而已经是别无选择。这是北京的不二选择,是天津的不二选择,也是河北的不二选择。环境不可持续,资源不可持续,生产方式甚至生活方式不可持续,必须有一次彻底的变革才能生存。这种严酷的倒逼考试,有可能逼出真正的创新思维。唯有新的切分与重组,才能让这三地相加大于三。北京的“大饼”不能再摊(城市扩容);天津的“麻花”不能再卷(产业重叠);河北的“灯下”不能再黑(方向不明)。该动行政区划的动区划,该产业调整的调产业,该形成链接的形成链接;该靠拢的靠拢,该转移的转移,该合并的合并,该拆分的拆分;该成为领子的成为领子,该成为袖子的成为袖子,该成为衣身的成为衣身。

一件衣服不能领子太大,袖子太短,衣身太破。总之,我们要把这块布重新裁剪,清晰的定位可以是:作为衣领,北京是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流中心、科技创新中心,在工业经济上可以“虚”一点,为自己获得更精确定位和更大空间;作为衣袖,天津可以“长”一点,成为环渤海地区先进制造业中心和物流中心,延长经济手臂,更多外向发展;河北作为衣身,当“实”一点,急需在重要基础工业和先进制造业基地上夯实基础,沉淀经济元素,在拉动内需中保证京津冀一体化稳步发展。如是,棋局已成,棋子之间的关系和价值也就明晰了,规模与产业链效应相得益彰的“大象经济”便呼之欲出了。

我们希望看到京津冀三地在首都经济圈的统领下,各自进行良好的“自转”,同时进行准确的“公转”。而最终,区域经济的绩效评价,就看自转和公转能否沿着顶层设计的轨道有序进行。

责任编辑:董洁校对:张少华最后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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