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治理面临五大问题

现行的全球治理体系主要是在战后美国“霸权模式”下建立起来的，美主导的治理体系及制度暴露出种种弊端：治理领域严重失衡，缺乏公正性、公平性和代表性。这些弊端导致全球治理体系失灵，国际规则体系不能有效管理全球事务，不能应对全球性挑战，致使全球问题不断产生和积累，出现世界秩序失调的状态。在实践中，全球治理言易行难，“雷声大、雨点小”，主要受到五大问题的困扰。

第一，扩大与深化的矛盾。

当前，全球治理的治理边疆不断扩大，治理的效率却明显滞后。

按领域分，它包括政治治理、经济治理、安全治理;按区域分包括全球层面、区域层面、次区域层面、多边与双边层面、国家层面和地方层面各种问题的治理;按建构顺序可分成既有治理领域、新建治理领域以及未来新公域的治理。

网络安全问题成为近两年来最大热门问题之一，与此同时，涉及北极、空天领域、海洋、无人机的使用等全球治理新领域的问题日趋突出，倒逼国际组织及有关国家不得不急忙应对。

随着涉及跨国、跨区域的治理新边疆不断涌现，全球治理领域越来越多样化、多元化和碎片化，各国越来越将多边主义视为维护自身利益的重要途径与方式，要求深入改革，建立适应新形势的权力分配结构。

然而，在深化方面，在诸如讨论和制定全球治理新规则、新制度，改革和完善联合国安理会、气候变化、多哈回合谈判、二十国集团发展等，对网络安全、极地、海洋等新领域建章立制方面，改革困难重重，收效甚微。甚至在气候谈判领域出现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发达国家在减排问题上大幅倒退局面。

第二，共治与分治的矛盾。

“共同治理”强调行为者的多元化、合作化。随着美国、欧盟逐渐摆脱金融危机、欧债危机的困扰，新兴大国与发达国家在全球治理领域的较量激烈，大国矛盾上升，使“共治”前景暗淡，碎片化式的“分治”明显：八国集团开除俄罗斯后，美国及其盟友进一步加强G7功能，推进北约全球化步伐和建立亚洲“小北约”。亚洲安全架构呈现出“小而杂、多又乱、效率低”的特征。主要经济体几乎都在经营本地区或跨地区的大大小小“集团化”进程中。

第三，发达国家与新兴、发展中国家的矛盾。

新兴国家的崛起，不仅正在改变全球政治经济权力格局，也对美国主导的全球治理体系提出了挑战。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发展中经济体实力的增强使得其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意愿和能力同步增强，成为决定全球治理新架构的重要“撬动性”因素。尽管新兴国家的权力有所增强，但存在着它们承担的责任与权利、影响力与代表权之间不平等的问题。新兴大国的崛起必然激起现有大国的反应，在竞争中合作、遏制中依存将是相当长时期内的主要矛盾之一。本文来源：瞭望观察网

传统发达国家力图守住二战以来对其有利的全球体系与制度，维护以美国主导的，少数发达国家及组织支撑、配合的传统国际体系。美国在实力相对不济的情况下，在全球治理领域呈现出攻防兼备的态势。攻的方面体现在国际贸易、核裁军、网络安全等领域，积极提出新倡议、新主张，试图树立相关领域的新规则，通过规则制定维护美国的主导权。防的方面体现在经济、金融体系改革和气候变化等领域，奥巴马意识到美国无力完全主导，必须参与国际合作，因而重视发挥国际机制的作用，让盟国和新兴国家更多承担责任，同时着力推进国内相关改革，力争通过恢复自身实力来重获或巩固相关议题上的引导和塑造能力。

美国等发达国家仍在世界经济体系中占据主导，新兴国家仍难在短期内对美国主导权构成实质性挑战。全球治理未摆脱实质上的“西方治理”局面。

第四，大国间的矛盾。

在欧洲，美欧俄因乌克兰危机造成关系紧张;在亚洲，中美日因东海、南海问题争端而引发对立，虽然美欧日对中俄政策因地缘政治、经济利益有所差异，但在加紧组建对华“包围圈”，遏制中国崛起、俄罗斯复兴，推进北约、欧盟东扩的大目标上是一致的。

大国关系中的对抗性因素上升，大国关系“不稳定期”与当前全球治理的“重构期”重叠，给亟待加强和完善的全球共同、合作、多元化的治理增加了难度。

中俄是新兴大国的代表，美欧日是发达国家的代表，中俄与美欧日关系的矛盾与冲突，将不可避免地影响到全球和区域治理领域的合作。如果俄与美欧在乌克兰、北约东扩、欧洲安全上的矛盾激化，中国与周边国家出现擦枪走火，都有可能撕裂冷战结束后大国合作氛围，加剧全球治理领域内的对抗。全球治理的安全因素上升，成本增加，降低和影响了对其他治理领域的关注和投入。

第五，“大多边”与“集团化”的矛盾。

近年来国际“大多边”合作进展缓慢，尽管多哈回合谈判终获历史性突破，但改变不了世界贸易组织(WTO)作为制定、监督、管理和执行贸易协定，解决贸易争端的重要国际组织，其地位在近年来不断被削弱的现实。

各种各样、大小不一的“集团化”合作却方兴未艾。主要经济体几乎都在经营本地区或跨地区的“集团化”进程中。面对全球性问题，一国无论怎样强大也难以单独应对，各国联合抱团，组成不同利益、不同形式的“集团化”越来越成为全球治理的有效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