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长江：研究党的建设要有理论勇气

在一些学者看来，党建研究是对中央文件和领导人讲话的阐释，没有什么风险，也没有多少学术含量，更谈不上什么理论勇气。这是一种认识上的误区。党的建设是研究当下问题的学问。在进入深水区的情况下，它更是研究影响中国走向的核心问题的学问。因此，研究党的建设不但需要理论勇气，而且有时需要有比研究其他问题更大的理论勇气。
　　其实，党的建设理论和实践的前进，向来是需要勇气来推动的。众所周知，我们党是一个有着自己特殊历史背景和传统的党。这种特殊性，突出体现为两条：一是，我们党和其他政党不同，最初为领导人民闹革命而建立。对党的建设进行有别于其他政党的探索，形成一套有别于其他政党的党建理论，是成就我们党的事业的不可缺少的条件。事实正是如此。我们党在90多年的历程中，在党的建设方面积累了极其丰富的经验。这套经验，作为我们党的宝贵财富，不但成为过去克敌制胜的法宝，而且也使我们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中不断取得进展。二是，在取得政权以后，在无更多其他经验可循的情况下，我们受苏共的很大影响，把苏共的许多做法移植过来，接受了苏共党建模式。这一模式和实行计划经济的发展道路相配套，给当时情况下实现党的领导提供了根本保障。可以说，上述特殊性，在党的建设方面给了我们以充分的自信。
　　但是，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革命党时期和领导计划经济时期的党的建设经验，都越来越显示出局限性。这些经验，正如人们常说的，昨天适应，不等于今天适应；今天适应，不等于明天适应，更不等于永远适应，况且，当时情况下的党的建设本身也存在不少问题。因此，执政和领导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但需要继承和发扬过去的传统，更需要我们超越过去的理论和经验，从“执政党应该是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这个党”的高度思考问题。这就必然对党的建设提出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的要求。没有足够的理论勇气，是无法推动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的。事实上，我们看到，正是由于我们坚持不断地把思想认识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从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和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党的建设才开辟了一个崭新的局面。
　　今天，在确立了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目标、改革全面深化的形势下，大力推进党建研究不但必要，而且显得更加迫切，需要我们拿出更大的理论勇气。这是因为，党所面临的新情况新任务给党的建设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
　　首先，党的建设要跟上时代要求。在我看来，党的状况要和国家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的现代化相适应，说得更简单些，就是领导国家的党本身也要现代化。现代化意味着变革，意味着转型。众所周知，今天的时代所遭遇的深刻变化，其程度之剧烈，形态之多样，频率之迅速，范围之广大，都是以往任何时代所无法比拟的。前人没有给我们留下解决今天问题的现成答案，只能靠我们自己去试，去闯，去创造、发现、发明。具备足够的理论勇气，我们才有可能去完成这一艰巨的任务。
　　其次，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要跟上时代要求。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要求建设有限政府、服务型政府。过去我们对政权的领导是建立在无限政府、全能型政府之上的。在这种情况下，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不进行根本性的转变，党和政权的关系仍然按照旧有的套路来运行，有限政府、服务型政府的建立就没有希望，就变成了一句空话。但是，改变长期实行的、在相当程度上已经形成习惯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那是要拿出大的决心和勇气的。
　　再次，党的意识形态和一系列理念要跟上时代要求。党自身的改革创新也好，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的转变也好，背后都是党的理念的问题。举例说，如果我们总是把党事无巨细地包揽一切和加强党的领导相联系，总是把科学执政所要求的适当分权理解为削弱党的领导，总认为司法相对独立、给社会组织以更多的活动空间就是脱离党的领导，就很难在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上有什么改变。改变这些过时的理念，不但要求我们深化思考，更要求我们有足够的理论勇气进行这种思考。
　　当然，必须指出，理论勇气不是随心所欲，更不是没有底线。作为一个党的建设的研究者，站在党的立场上，以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和科学态度对待问题，有对学术的坚守，是保证足够理论勇气的前提。党建研究是一门科学，是研究政党这种客观现象的学问。政党活动，一如社会上存在的各种各样的现象，都有其客观规律。探索这些规律，研究党的建设科学化的路径、方法，是党建研究者的责任。有时，我们根据自己的潜心研究得出的结论，未见得会很快得到人们的认可，有时还免不了会被扣上这样或那样的帽子。在这种情况下，理论勇气就显得更加难能可贵。归根结底，我们研究的目的是为了党的事业健康发展，为了经济社会健康发展，为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了广大老百姓的福祉。只要扎根这一基础，个人的荣辱得失可以置之度外。
　　有时勇气不仅只是理论上的自信，还有胆识。党的建设研究并非只有出成果那么简单。当探索和创新涉及权力和利益调整的时候，还会有既得利益和既得利益的代表者出来阻拦，而且往往藏在冠冕堂皇的意识形态后面来阻拦。在这种情况下，坚持正确的观点，坚持学术良心，为真理的传播而呼吁，都需要足够的理论勇气来支撑。时代需要党建研究者有这样的勇气和情怀。